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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传承先生的学说“民生史观”——纪念孙中山150诞辰


   
   
   
   

   
   
   
   首先我们要对“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做出比较。我们要问:应该秉持一个什么样的治学态度来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呢?答曰:“实事求是”。但我们说的“实事求是”是古人原汁原味的“实事求是”,与毛泽东的“阉割版”大异其趣。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了一个“割头”的手术(权术),说道: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这样,毛泽东就在两点上曲解了班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原意:第一,“实事求是”原本是讲治学态度的,毛把它胡诌成哲学理论,既牵强附会,也全无必要,且不说他还别有用心;第二,“实事”的“实”原本是个动词,是核实、证实、落实、求真的意思,就是“实其事”。毛舍此意,而曲解为天然地明摆着的、不分青红皂白、真假善恶而唾手可得的“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这样对“实事”的“实”进行了阉割,只留下了“事”,解做“事物”,就等于使人在“事物”面前不用做核实、证实、落实、求真的功夫了,可以无所作为了。可见,从我这一方面说,坚持要回归本真,决不是一味地抠字眼,而是有其绝对的必要性的。因为“实其事”太重要了,是“求其是”不可或缺的大前提,无前者就无论如何也不能求到后者,此其一;再则,“实事”也并不是如毛泽东轻佻地解说的那样,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物”。相反,人类在扑朔迷离的世事面前,欲达“实其事”的目的,谈何容易?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运用最先进的设备、使用最精密的科学仪器,终生含辛茹苦、呕心沥血,所求者何?是在求出事实的真相——宏观或微观的、比较准确的数据。从另一方面说,像对“实其事”,这么重大、艰巨而无可逾越的一步,如果故意加以玩忽,让人视若无睹,而却在下一步——“求是”上,装腔作势地大做文章,这样“舍本”,怎么能“求”到“是”呢?除非此人是毫无“求是”之意,全然一片玩权售奸之心。林副统帅在日记里记载有,他的正统帅总是把不是他的意见强加给他,然后再来批判他;这算是信手拈来的供你思索、供你触类旁通的一条线索吧!再如,邓小平不仅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而且宣称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9页)那么,他究竟是怎样“实事求是”的呢?他能求到“是”吗?也让我顺举一例:他对反右运动定性说,“反右是正确的,问题是扩大化。”试问99·9%以上都错划了,难道还能说“是正确的”吗?怎么会发生这种显而易见的严重错误呢?就是因为他在“实事”上采取“宜粗不宜细”的打马虎眼的态度,首先不能对反右运动认真地“实其事”,这当然就“求”不到什么“是”了。有鉴于此,我们就决意要反其道而行之,再也不能走他们毛、邓这一条通过假相求歪理的的认识路线,而是要本着不走样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的本意,首先是严格地本着原著精神,在弄清、而不是歪曲两个“史观”真意的基础上,再来比较它们的是非曲折,即先求出真相、再来求真理;只有两个“真”合二而一,问题才能得到真正、正确解决。也就是做到了唐代颜师古所解说的那样:“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
   
   一、 两种相反的宇宙观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主义比较起来”,“。。。。。。(三)宇宙观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
   
   有一篇文章,《对孙中山民生史观的几点认识》(作者:黄 列),就是对毛的观点作了充分的展开。我为了避讳断章取义之嫌,就干脆整段照抄,然后就窝下蛋,一抒己见(即,所有红字批注):
   
   民生史观又把人们要求吃饭、穿衣的物质需要,还原于一般的、抽象的“求生存”的欲望(不只说了“抽象的‘求生存’的欲望”,国父还说过:“古今人类的努力,都是求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人类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国父说的这个“人类的努力”,就是实际的求生存的活动:“人类要在竞争中求生存,便要奋斗,所以奋斗这一件事是自有人类以来天天不息的”(《孙中山选集》,第693页。)。所以我认为,国父无论如何也总不至于“唯心”到让人们只有“抽象地‘求生存’的欲望”吧!),并把“人类求生存”作为进化之原动力,这就陷入了二重性的矛盾。这里的问题在于,“生存”这一含义是属于物质性的生活要求,还是包含如同动物的一般“求生”之本能,这是评价孙中山是属于一元论唯物史观还是二元论的历史观的关键。我认为,就算孙中山属于前者,也不能证明他的历史观是一元论的唯物史观。(正好与此相反。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是属于客观存在,都不是主观臆造。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术语就是,都是“唯物”的。)因为,孙中山明确地说“民生”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注5]这就离开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各个历史阶段的特定生产方式而谈“民生”的一般问题。(这只能说明,评论者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中心”或“重心”?如果真的“离开了”生产、经济等,那它就成了孤零零的光杆司令一个,还怎么当“中心”或“重心”呢?当谁的“中心”或“重心”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生活要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个不同阶级、集团各有自己的物资要求,人们的所谓求生意志与动物单纯为了个体“求生”而争斗的状况有着本质的区别(此言差矣!待详述于稍后)。孙中山的主观愿望是善良的(虽然“善良”,毕竟是唯心论。明扬而暗抑,作者用心可谓良苦也矣!),希望全国人民都能有饭吃、有衣穿,但是他离开了生产资料归谁掌握的问题,离开了阶级斗争与专政的问题去考察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数百万年的无阶级社会,无阶级斗争、无专政的问题,那时该怎样考察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呢?阶级社会满打满算也不过半万年。即便在这半万年的阶级社会内,由于社会现象复杂纷纭,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就越来越错综复杂。看问题就要切忌让“阶级”一叶遮目。“阶级”也只是社会分类学中的一种分法,另外还可以按区域、国家、民族、种族、家族、性别、年龄、职业。。。。。。分类。在实际的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可以有多种身份、多种不同的利益取向。难道要一律简单化,让古今中外的人类都来执行最高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吗?何况,在同阶级内,资本家与资本家、工人与工人也充满斗争,甚至于更激烈,更你死我活;毛刘周朱陈林邓同属无产阶级,而且据说还都是“先进分子”哩;难道世界上发生的阶级斗争,还有比他们更烈的吗?再激烈也不过你死我活。再者,阶级斗争如果真像马列毛所说,是历史的原动力,那中国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应该成为世界上科学文化最先进、工业农业最发达、社会景象最繁荣、人民生活最幸福。。。。。。所有好事,在中国都是“最”才对;因为中国最讲阶级斗争,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且据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如果饿死几千万人,发生在美国,而不是中国;如果中国人住小洋楼、开小汽车,如果中国“总统”搞男女关系就被弹劾,而不是如今这般乌烟瘴气,无官不贪、无官不养二奶。。。。。。那才是最高指示英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句顶一万句;那才让“历史原动力”大显神灵呢!意犹未尽,后面还要细说。),最终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背道而驰的。(孙先生当年“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背道而驰”,放在今天看,社会主义或者“实亡”、或者“名存”,倒是证明他老先生真是先知先觉者。)
   
   孙中山将人类求生存不可缺乏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生活资料,与“求生存”的欲望、要求看成是互为体用的“原动力”,这正是他的“民生史观”属于二元论或唯心论的实质所在。他不懂得阶级社会中的人,不仅是“群”,而且是划分为阶级的;他不懂得社会基本矛盾。人与动物虽都有求生存的要求,但两者不能混同。人是通过生产流动获得生活资料的,这就有一个生产资料归哪一个阶级的掌握的问题。他不懂得(不是不懂得,而是不认同)生产决定生活(因为事实上正好相反,生产是由消费决定的!实业家不盯着消费而生产,就是盲目生产,就会亏本;农民不根据消费的需要来生产,就会应了那句谚语:“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一世穷。”“消费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众人的生存的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孙中山选集》,第825页)。如果不是为了生活,人类就会“决定”不生产了。因为人类对“生产”并没有特殊的嗜好。须知,生产只是为生活服务的手段,生活才是目的。目的与手段,哪个更具有基础性呢?下面我引用的是恩格斯的话:“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3页)”。“手段”需要唯“目的”的马首是瞻,手段的全部意义在于促成目的之实现。如果说生产决定生活,那就成了手段决定目的。),离开了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而谈生活资料的“公平分配”,必然流于空想。(国父其实是这样说的:“我们要完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要解决生产的问题,就是分配的问题也要同时注重的”,应采取“分配公平方法”【注:《孙中山选集》,第860页】。)
   黄列把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区别归结为三点:
   
    1.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孙中山认为,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注6]由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把阶级斗争作为“因”,社会进化作为“果”是一种“倒果为因”的理论。[注7]其实,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不认为阶级斗争在人类一开始就存在,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仅仅同物质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在近代,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确实是社会进化时所发生的一种病症。据我直观得知,每当发生阶级斗争出现,就是社会出了问题,出了毛病。在现实生活中,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在正常情况下,不仅是相安无事,而且总是阶级互助、友好合作的,只有或者是地主资本家为富不仁,或者是农民工人刁钻奸猾,双方才会起摩擦,即发生阶级斗争。而斗争的结果,不管谁输谁赢,都是对社会发展起促退作用的,远至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近至共产党统治大陆60多年,实事都是历历在目,在在如此的。总之是,在风平浪静的年代进步最快,阶级斗争激烈就带来灾难,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就带来浩劫,以致社会濒于崩溃。难道竟会跳出一个社会的左愤,丧尽天良地诬指事实与此相反不成!至于导致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是一般的病症,而是社会得了癌症,如果手术不及时,那就只死不活。事实昭然,无可反驳。就连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泽厚都曾反思道:“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劳动阶层会产生新的政治诉求,甚至组成政党。但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乃至主导人类的未来,却是马克思主义的神话。”【见李洪林:《朱厚泽的精神财富》,原载《往事》第100期】)孙中山本人在进行民主革命时,也不自觉地采取了阶级斗争的形式,以期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显然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直接动力,它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可能作全面理解,他把它作为一种“病症”,说是“倒果为因”,这恰恰说明,孙中山是以”“互助”的“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虽然互助与竞争都存在,但毕竟在比重上,互助对社会的进化作用要大得多。国父说:“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3页】夫“主动力”者,主要之动力也。又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孙中山选集》,156页】社会的进化既得益于互助,又得益于竞争,但毕竟以互助为主、为常态,这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群体、家庭、单位人们之间,要大力提倡团结,说“团结就是力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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