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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藏人的身份困境

面對審查壓力,萬瑪才旦拍攝「黑白」藏地
   
    《塔洛》:一代藏人的身份困境
   
   文革時期的毛語錄重塑了「塔洛們」的記憶和道德價值體系,在尋找與迷失中,《塔洛》成了一則道德寓言,背後是一代藏人所遭遇的身份困境。 COURTESY OF DIRECTOR PEMA TSEDEN

   张丁歌
   2016年11月22日《纽约时报》
   在青海安多藏區的深山裡,一個叫塔洛的40多歲的牧羊人,離群索居地生活了幾十年。他經歷過文革,未出過大山,守著一群羊,隔絕著外界的一切,不諳世事他甚至隔絕了宗教,但他並非沒有信仰,在那座邊陲藏地的深山裡,他的經文,是烙進記憶幾十年的毛澤東語錄《為人民服務》。一日他下山到鄉裡的派出所,被迫辦理人生中第一張身份證,只為證明「自己是自己」。而在尋找身份的過程中,塔洛卻遭遇了愛情的挫敗和現代文明的撞擊,他迷失在自己價值信仰的崩塌中,連記憶也丟失了。想「逃離」大山的牧羊人,最終卻無處可逃。這是萬瑪才旦的新電影《塔洛》所講述的故事。
   
   《塔洛》(Tharlo)是萬瑪才旦(Pema Tseden)的第五部電影,改編自他的同名短篇小說。他第一次呈現出一個黑白藏地,西藏被褪去色彩遠遠退為背景,借用萬瑪才旦自己愛用的詞,塔洛「非黑即白」的世界觀執念般突兀出來,「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文革時期的毛語錄重塑了「塔洛們」的記憶和道德價值體系,在尋找與迷失中,《塔洛》成了一則道德寓言,背後是一代藏人所遭遇的身份困境。
   
   萬瑪才旦,1969年生於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1991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用藏、漢雙語進行小說創作。為拍電影辭去藏地教師公職,2002年進入北京電影學院,成為北電歷史上第一位藏族導演。2005年作品《靜靜的嘛呢石》(The Silent Holy Stones)獲得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導演處女作獎,被視為中國百年電影史上第一部純粹的藏族母語電影。此外還創作了《尋找智美更登》(The Search)、《老狗》(Old Dog)、《五彩神箭》(The Sacred Arrow),皆為在藏地拍攝的藏人故事,全部採用藏族演員,藏語對白,萬瑪才旦逐漸形成了自己藏族母語電影的個人化風格。2015年9月,《塔洛》入圍72屆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競賽單元。11月,獲52屆金馬獎最佳劇本改編獎。今年9月底,該片在紐約現代博物館(MoMA)進行北美首映。據悉,《塔洛》將於12月9日在中國公映,11月18日起開始在藏區和西北地區點映。據萬瑪才旦表示,他此前的幾部作品只在中國局部上映過,《塔洛》將第一次實現全國公映,進入院線系統。
   
   雖然新片《塔洛》此次順利通過了電影審查,但是前不久萬瑪才旦本人卻意外遭遇了一樁麻煩。今年6月30日,他在家鄉青海西寧機場,因「行李提取事件」被警方行政拘留。對此事並不透明與公正的處理方式,萬瑪才旦說,他一直在等一個說法。時隔3個月,《塔洛》紐約上映時,他手部的傷痛仍未痊癒。
   
   本次採訪在紐約MoMA首映之後進行,實錄經過編輯與刪減。
   
   問:這十幾年你拍了五部藏地題材電影,《靜靜的嘛呢石》、《尋找智美更登》、《老狗》、《五彩神箭》到《塔洛》,這背後你對藏地的觀察和審視發生了哪些變化?
   
   答:談不上審視吧,也是我這樣一個藏族人「出走」之後再回看故鄉的目光。我對藏地很多觀察和態度是通過電影表達出來的。每部作品都是當時藏地的現實處境,把你的視角拉到了那個點上。80年代末開始,藏地生活狀態發生了一系列變化。《靜靜的嘛呢石》就是呈現那時的背景,現代文明對藏族傳統文化已經開始滲透。一個寺院和一個村莊,也就是藏族傳統和現代之間的關係。片名有種象徵意味,那時的藏區就像嘛呢石一樣,表面看似平靜,內裡其實一些變化已經在發酵。《尋找智美更登》時藏區變化更明顯,很多藏文化傳統正在消失、蛻變。片中的導演一路在尋找「智美更登」,村莊、寺院、牧區,到學校、文藝團體,一路就是一個藏文化的尋找主題,卻發現傳統藏文化正在經歷著不同程度的失傳。到《老狗》時,藏地一些變化就讓人很沉重了,藏獒的悲劇命運就是那樣。整個電影拍得很傷感,本來取名叫《大霧》,那種壓抑得喘不過去的情緒,像霧一樣揮之不去。
   
   這三部電影有一個遞進關係,它們與當時藏區的面貌和處境都是接近的。幾十年藏區的一些變遷也在電影裡滲透出來。有人也說,西藏從奴隸社會一步跳到了社會主義,跨越了幾個階段,本身就挺荒誕的。所以電影中也會有這種荒誕感。《塔洛》在題材或者內容上,沒有一個延續性。它從一個群體的描寫轉成對一個個體。塔洛所在的在山上,正是我從小生活的藏區,半農半牧,我父母至今還住在那,山下如今也是一幅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樣子,所以每人身上可能都有塔洛的影子。
   
   導演萬瑪才旦。
   導演萬瑪才旦。COURTESY OF ZHANG DINGGE
   問:身為一個藏族作家和導演,從你這些年個人的創作經歷來看,需要面對的最大的困難或磨合是什麼?
   
   答:藏族文化在中國還是一個邊緣文化、邊緣題材,很難在市場上形成一個主流的東西。身為一個藏族電影從業者,進入到中國這個電影圈時,也會經過一個磨合適應階段。這是一個身份和自我語言的塑造與確立的過程。最大的磨合還是題材上的,這十幾年我拍的片子,除了《塔洛》,都有點像命題作文。你的身份和關注的題材,註定了你只能在一個有限範圍內,發揮你講故事的能力,呈現成電影。
   
   最早我也想拍藏族的歷史題材,比如郎達瑪——藏族歷史上很重要的一個國王,曾掀起過西藏佛教史上一場劇烈的滅佛運動,對佛教的打擊很嚴重。大量寺廟被毀,僧人逃向民間。因為朗達瑪滅佛,遭到了僧侶和大量信徒仇視,他被認為是牛魔王再世,藏文史料中對這段歷史的記載也是現實與魔幻交織。
   
   我很感興趣這段歷史,劇本都寫了,但很快就意識到,在中國它很難實現。一是審查,一是製作的困難。所以你必須放棄這類題材,尋找另一種途經來表達。後來伊朗電影給我很大啟發。他們面臨的審查環境不比我們好,但很多導演會在很具體的現實中取材,且呈現地特別好。所以我也開始回到現實,正面思考藏區所面臨的變遷。去找一個很小的點,挖掘故事,去拍攝日常的藏地。有時真實的日常背後往往有更大的力量。
   
   問:你作品當中對藏地的描繪,如何做到巧妙權衡中國的體制及國際上對西藏問題的立場和看法?
   
   答:我當然希望找到一個平衡點。因為電影是要公演的,你的故事不只要面對你的一個族群,還有藏族之外的、漢族、國內國外的更廣泛的族群。怎麼表現你的故事是最重要的。一個藏族導演,要拍一些純粹的、真正反映藏族生活的電影,這是你的優勢。但同時,這一身份和題材,又讓你的作品在海外很容易被做一些價值判斷上的預設。也難免會遇到些涉及政治話題的討論,甚至超出了影片本身。有些西方觀眾可能分不清西藏與藏地,不管你拍的是藏地哪裡,他們的意識集中在西藏這個背景上。但我不會刻意強化或消除這些概念,只說這是一個發生在藏地的故事、藏區拍攝的。我希望人們能更多地關注電影本身。我拍一些藏地題材,肯定也會考慮故事發生的背景。比如《塔洛》,拿到西藏也可以,四川藏區也完全成立。我是安多藏族,衛藏和康區也是我非常關注的地方,我也一直想在不同的藏區拍不同的電影,用不同的方言。我下一部《殺手》,就希望在康區拍攝。
   
   當然我也會有一些我的權衡,比如通過電影語言上的設計,來完成一些表達。有人也能看出,《塔洛》裡,鏡像和煙囪的設計,階層和身份的對立,「為人民服務」字樣的拆解,確實都有一種喻示作用。至於誰能讀到這一層,也取決於什麼樣的受眾了。不同背景的人對一個故事的理解不同,有人認為它在講述孤獨,有人認為在講愛情,有人說在講藏區的現代和傳統間的衝突,還有人說塔洛出走背後是釋迦摩尼的故事。所以這跟觀眾的群體,他們的認知水平和文化背景都有關。你認識到什麼層次都可以,哪怕說它是關於欺騙的故事也可以。我是藏族導演,但我希望作品能超越民族性,有一些更寬闊的國際化的視野,用影像讓更多的人能理解你的表達。或者說拋棄那些表面的東西,走向一種終極表達。《塔洛》就算是一種嘗試,是種創作上的回歸。
   
   問:你提到了新片《塔洛》在電影審查時幾乎全部通過,你自己都很意外?此前的幾部電影,所遭遇的電影審查情況如何?
   
   答:因為《塔洛》的故事背景涉及文革和對藏人的影響,你根本不知道它會不會通過,我甚至做了心理準備會通不過。我不知道這次算不算電影審查的進步。作為一個藏族導演,拍攝藏族題材,在面臨審查方面肯定壓力會更大一些,也會更謹慎一些。因為除了廣電總局還要統戰部共兩個部門審查。而且電影審查委員會對於漢語電影的審查只要一個基本摘要就行,但是藏族電影就必須提供完整劇本,所以每一句台詞都要很謹慎。但這麼多年從學習到實踐,你對審查制度已經很了解,你大概知道哪些歷史碰不得,哪些地方可以做,慢慢你就形成一個所謂的自我審查。所以在寫劇本時,就要有意識地避開一些東西,或者迂迴表達出來,這個輕重很重要。
   
   《靜靜的嘛呢石》裡涉及計劃生育,台詞「三個孩子就行了,再生就罰款了」,劇本審查時說必須改,就改成「再生就負擔重了」。計劃生育是全國性的,出現在藏族題材裡就顯得更敏感。《尋找智美更登》拍完後,裡面小孩一句歌詞「我們來自同一個家庭「,就被人提出,安多人也有了,拉薩衛藏也有了,怎麼沒有康巴?怎麼能叫大家庭?又花很大精力改,改台詞,對口型。還有一句涉及「城市裡的藏族人不會說藏語了」,也不行。聽說都是藏族人提出來的,可能他不太了解電影的製作程序,隨口一句意見,對製作者就很大一個困難。《老狗》就更不用說了,整個結尾都換掉了,半年後重拍,於我而言那個故事都不成立了。但是電影審查它就是現實的存在,每個中國導演都會面臨的問題。你又改變不了它,只能先學會自我審查,熟悉那些邊界在哪裡,你會有意識地規避。這也許會影響到創作,讓它缺失一些東西,但也許正因為審查的存在,讓你的故事具有了另一種張力。我也說不清,就像1減1不一定等於0,也能等於3。但我明年要拍的《殺手》,一個關於拯救的故事,審查就沒有過,目前還不知道為什麼。
   
   問:《塔洛》以誦經的語調背誦毛澤東演講《為人民服務》開場,毛的思想在藏地或對藏族文化影響有多大?
   
   答:影響還是挺大的,文革時期,很多人都進入了一種集體無意識的狀態,都被這種語錄式的內容裹挾著,甚至作為自己的信仰標準。就像塔洛一樣,那些語錄會影響他很長時間,雖然文革過去了,但烙印很深。我經歷過文革末期,也一樣要背、要抄那些語錄,這些都會無意識滲透進你的記憶裡。很多藏人學的第一句漢語,就是「毛主席萬歲」,寫的第一行漢字,也是這個。第二句就是「我愛北京天安門」。久了之後,你潛意識裡記憶最深的漢語就是這些。藏文也一樣,都是毛主席萬歲。那時的藏文課本像漢語課本翻譯過去的,雖然有五省藏區教材編譯版,但基本就是用藏語翻譯漢語教材。你漢文學了一遍,藏文又學了一遍,不斷重複,重複的力量是很可怕的。我當年讀書時是這樣,80年代當過幾年小學老師,情況一樣的。看上去是在背誦課文,但就像意識形態,烙進去了,某個時刻那些東西就會自然跑出來影響你。塔洛40多歲了,仍能一字不落地把《為人民服務》背出來,且奉為信仰。他其實是一代群體的縮影,不只是藏人,塔洛的故事就是我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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