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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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楚:抢粮(多图)

   
   
   1961年3月初,我就读的成都工农师范学校,举校师生奉命去成都近郊支农。说实话,后来才知道,那次支农就是帮助当地山区农民把地里的小麦收起来,再把红苕、洋芋(土豆)或玉米种下去,以免山区农民大批被饿死。
   
   全校师生,以毛月之校长带队,打着旗帜、背着行李,步行了约25公里;清晨从成都小税巷出发,经过由城里到山上,全是上坡的碎石路,还有5公里崎岖不平的乡间小路;直到傍晚才到达龙泉山脚下的龙泉公社八一大队。我们班被分在八一小队的仓库里居住,直到半夜才安顿下来。


   
   小队的仓库是一座大四合院,正房由班主任吴庆月老师和女同学们居住,男同学不到十人,就住在正房右边的耳房内,床用木头和竹子搭建。小队的单身会计(党员、兼民兵队长)住在右侧的厢房里,小队长一家住在左侧的厢房里,正房左边的耳房内住着“跳神”的观仙婆母子俩。院子中间有一个宽大的晒坝,院子前门外有几级石阶梯。院子从不关门,正房也没有门,估计这些门已被小队公共食堂劈柴烧了。院子侧门通往长着松树和荒草的坟坡,正房的后边几乎就搭在坟坡上。
   
   
   蔡楚:抢粮(多图)

   
   网络图片:大饥荒
   
   同学们每天下地劳动,那时地里的野草长的比麦子高。社员们几乎都患一种因饥饿脱水而引起全身浮肿的水肿病,特别是小孩,肚皮像个气球。他们下地就手捧不太成熟的麦穗不断的搓,搓出麥粒就送进嘴里。我们下地种红苕块用来育苗,社员们就去挖来生吃。当时,我不懂事,不理解社员们的这种举动,常去劝阻他们说:“你们这样,秋天吃什么?”有一次还差点与社员动起手来,好在被老师和同学们拉开。当天傍晚,毛月之校长知道此事后,把我带到小队公共食堂去看社员们吃什么。他说,你去看看社员们现在吃什么,就会明白他们的举动。当时,社员们担着木桶,在一口大铁锅前排队,小队的单身会计正用一只带把的大木瓢,把稀饭分到每家的桶里。我凑近一看,稀饭里几乎不见米粒,上面漂着几片莲花白老叶子。我终于明白了社员们的举动就是为了活下去,这就是后来史家评论的“大锅清水汤”。
   
   蔡楚:抢粮(多图)

   
   1961年4月3日蔡天一(右)与刘元知同学拉车于大面铺合影
   
   没过几天,班主任吴庆月老师通知我和刘元知同学回成都小税巷,拉本班的粮食、蔬菜和副食品到八一小队。那时缺吃少穿﹐城市中的粮食﹑食用油、蔬菜﹑副食品﹐甚至盐都是限量凭票証购买的。生活中的工业用品也凭票购买,如,布票、煤票、肥皂票、自行车票等。民众中辛酸地调侃道﹕“除了自来水不要票﹐其它都要票。”虽然,早在1959年大跃进高潮中,政治老师在课堂上就教育我们说:“中国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到1962年,人民的生活将极大丰富,我们除了吃穿住行由政府包干外,还每人每天有半斤白糖及饭后水果……”但到了61年我们不仅见不到白糖,却还凭票限量购买进口的红黄色的古巴糖。而且,城市中还饿死人。
   
   当时,我们学生每人每月定量供应大米或麵粉30斤﹑(强制性“节约”2﹑5斤﹐故只剩下27﹑5斤)肉类半斤﹑菜油3两﹑加上每人每天配给半斤蔬菜。既然由粮店菜店配给了﹐就需要由城里往乡下拉。送食品的工具是板板车﹐每周送2——3次﹐每次重量几百斤不等。由于都是上坡的山路,道路崎岖不平,由16岁左右的学生来承担这样的任务﹐其艰巨的程度可想而知。一次,早上我俩在学校只吃了点厚皮菜稀饭就出发。下大面铺的长坡,由于我俩力弱,刹不住板板车,造成车翻,车上食品滚满公路。好心的当地农民帮助我俩翻转板板车,捡起食品并捆绑好,我俩才再次上路。好在人没有受伤,食品没有损失。到了队上,毛校长闻讯后,首先关心食品有没有损失,使我和刘元知同学很失望,认为毛校长不重视我俩的生命安全。
   
   坚持拉了3个多月,我与刘元知同学已疲惫不堪,但仍经常承担这种长途运输任务。七月一日,是共产党建党四十周年的生日,我与刘元知同学从早上三点钟就出发,直到晚上十一点才把几百斤重的食品,在月光下拉到我们班的住地。当晚,由于是节日,食堂给我俩留了两份粉蒸肉和米饭,我俩吃完饭刚躺在床上。突然,女同学的房间内传出一声惊叫,接着听到房顶上发出一阵揭瓦声,我和刘元知翻身下床冲出侧门,一个瓦片从我右耳边呼啸而过,吴老师高叫:“危险!蔡天一回来。”,由于松树遮盖,看不清楚后面坟坡的小路,我只好返回。这时,院子里已乱成一团。经过七嘴八舌的议论,吴老师和同学们认定是有人“借粮来了”。原来,近来龙泉山区盛行“借粮”,每个队到别的队借粮。所谓借就是抢,有时还发生集体哄抢,把一块山坡上,没有成熟的玉麦(玉米)借的精光。
   
   闹声吵醒了小队的会计,他出侧门看了看,回来说,正房的小竹楼上有几箩筐队上的粮食种子,他叫我用梯子上去看看是否还在,我上去看有四箩筐洋芋和玉麦,会计说,没有少,可能这些人今晚上还要来。他回房拿出一枝三八式步枪,在月光下擦拭,吴老师和同学们才安心回房睡觉。
   
   大约半夜四点,女同学的房间内又传出一阵尖叫声,模糊中我急忙起来,透过窗棂看到三个男人已穿过前门走到大晒坝上。月光照耀下,他们的大砍刀闪着寒光。说时迟,那时快,小队会计冲出房门,向空中开了一枪,三个抢粮者闻声仓皇逃窜。女同学们吓的放声大哭,直到天亮才逐渐安静下来。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去找观仙婆借了一把菱形尖刀,用来防抢粮者。小队会计看到说,没用,还是步枪管用。他带我到坟坡去看,见到正房顶后边的瓦坏了不少。会计说,这是罪娃子(贼)搞的。吴老师见我和刘元知同学都很消瘦,就叫我俩不拉车了,换两个男同学拉。她注意到我的双腿发肿,就叫我每天不用出工,留在院子里看守队上的粮食种子。由于整天在院子里,我开始记日记和学写新诗,吴老师看过我和刘元知同学写的新诗,评论说:“玩世不恭,少年老成。”在院子里,我还目睹过一次,小队会计的母亲在敲他的房门,但会计始终不开门,他母亲哭着叫喊:“老天爷呵,儿子不认亲娘啦”。从他母亲的哭喊声中,我断断续续听出,他母亲因为挨饿来投靠他,但他不收留。
   
   后来,听女同学冯媛成摆谈,才知道2班的住地也遇到抢粮者,而且有一群人,在大白天高呼着:“借玉麦来了”,把2班看守玉麦地的女同学打倒在地,把没有成熟的玉麦借的精光。好在该女同学只是受到惊吓,为使同学们不发生意外伤害,毛校长取消了看守玉麦和洋芋地的值班任务。同时,同学间还传闻公社供销社的粮食和食油也被借的精光,公社粮仓已有荷枪实弹的民兵看守等等。
   
   当时,队上地里的蔬菜主要种植莲花白和厚皮菜。由于种下后无人管理,莲花白不卷心,老叶子居多,还爬满一种变蝴蝶的青虫。南瓜不施肥,也不结果,由于没有食油,小队公共食堂每次煮饭前,南瓜叶用来擦生锈的大铁锅。一次,傍晚休息时,我用捉来的青虫在小山沟里钓鲶鱼,听到沟对面的坟场传来一阵哭泣声,我抬头看到几个人披麻戴孝在埋饿死的亲人。由于见惯了当时“新坟叠旧坟”的惨状,我没有在意。突然,一声:“打倒共产党!”的呼声把我惊呆了。我长大到16岁,从来都是接受的所谓的正面教育,而这样的呼声我第一次听到。我马上停止了钓鱼,站在沟边观看。结果,再没有听到呼喊,估计这些人由于饥饿,连呼喊的力气都没有了。虽然,他们于惨痛中发出的一声呼喊,埋没山中没有其他人听到,但对我却石破天惊,终生难忘。
   
   蔡楚:抢粮(多图)

   
   1961年8月12日与同学谢礼元合影于成都星星照相馆(右蔡楚)
   
   8月初,学校从乡间撤回。走时﹐小队公共食堂已取消。我所在的生产小队只剩下三户没有饿死人的完整人家。一户是小队长家﹐一户是单身的会计家﹐另一户则是“跳神”的观仙婆母子俩。回校没有几天,奉上级“关停并转”的命令,8月8日成都工农师范学校宣布停办。后来,我没有回过龙泉公社八一大队。十年后,听当地到城里做泥工的乡亲说:“四清”中那位会计被检举揭发有多吃多占的行为,被作为“民愤很大”的“四不清”干部逮捕入狱,判刑劳改。那位观仙婆的儿子,因出身成份好已参军。
   
   当年江苏的民谣:“毛主席大胖脸,社员饿死他不管。”四川的民谣﹕“说大话﹐使小钱﹐卖勾子﹐过大年”。四川荥经的民谣:“伙食团,摞坟山;人吃人,断炊烟”。
   
   那位会计就是党的基层的替罪羊之一。
   
   2016年9月18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196期 2016年11月11日—11月24日)
(2016/11/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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