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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草包司令”吴法宪

   
   
   囚徒竞写回忆录
   
   文革过后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文革中被迫害高官鲜写记事,而曾经的“害人者”多数亲撰或由人代撰回忆录,他们都坐过十几年牢,都试图用文字为自己辩解,湔洗强加于身的污名。


   不过,尽管传主的命运类似,但立场各不相同,对事件的表述也大异其趣:戚本禹不为自己羁狱喊冤,继续为毛和江青辩护,为文革叫好;陈伯达认识到文革的疯狂,主动承担罪责,亦不改对毛的效忠;徐景贤按中共的定论评说,但仍掩饰不了曾为四人帮集团一员的立场,轻批江青、张春桥等人,重责林彪集团的人事;而林彪干将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因冤情最深,反省也最彻底,他们如实揭示“毛文革”的责任及林彪事件的实情,客观臧否毛、林、周等大人物,是文革“野史”中最珍贵的证言。遗憾的是,正如他们三人在法庭上为维护毛、周及中共的形象,忍辱负重甘受不白之冤,邱会作和李作鹏还在回忆录末尾表白永远终于毛终于党。唯有吴法宪不同于他的愚忠、死忠于毛的战友难友,对毛的作为进行了辛辣的批判,他的回忆录便有了与众不同的力度。
   
    “草包司令”不草包
   
   文革前,军人很少出现在政治前台,吴法宪也不例外,尽管他一九五七年就任空军政委,六五年转任空军司令,但直到六九在“九大”当上政治局委员才为民众熟知。不幸,吴法宪矮墩墩肥头大耳的形象在电视和报纸上一出现,就令人想到当红样板戏《沙家浜》中的“草包司令”胡传魁,“草包司令”帽子就附会到吴法宪头上。
   不过,吴法宪虽凭林彪提携爬到高位,但强将手下无弱兵,他绝不是草包无能之辈。当时,吴法宪出任负责军队日常事务的军委办事组副组长(相当于文革前的军委副秘书长)兼副总参谋长,“九大”会期,周恩来当秘书长,吴法宪是副秘书长,都不是随便胡混的要职。“九大”后林彪军人集团和江青文人集团因政见不同产生分歧,九届二中全会前为召开四届人大成立修宪小组,组员吴法宪、李作鹏及陈伯达与康生、张春桥分成两派,在是否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等问题上,吴法宪和康生、张春桥争锋相对地激辩。毛因此把吴法宪当靶子重手敲打,迫他没完没了地写检查,以警示林彪,直至毛、林决裂闹出“九一三”事件,他跟着受无妄之灾成为阶下囚。
   几经炼狱的吴法宪终于大彻大悟,对自己身处其中的历史变局有了新的认识。
   
    反驳起诉他的不实之词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坦诚检讨,曾追随上峰参与打倒贺龙和罗瑞卿活动;错误地批判过朱德、李先念;为讨好叶群提拔重用林立果,甚至说出林立果“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可以指挥一切”的过头话。同时,也逐条反驳了起诉他的不实之词,并为林彪的一些罪名辩诬——
   他申辩,他参加的军委办事组是隶属毛和中央的机构,不是反革命集团,不存在“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林彪是党章既定的接班人,也无篡权的必要;“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是汪东兴在庐山对江西省革委主任程世清讲的,不能栽赃于叶群;毛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我们国内有人反对和你们谈判,这个人(林彪)现在见上帝去了”,事实是林彪认同毛的对美政策,而且早年就反对出兵朝鲜对抗美国,说林彪反对中美关系改善是莫须有;“九一三事件”后,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说林彪、吴法宪等人发动了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变,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又说庐山会议是林彪等人和康生、江青一伙的“狗咬狗”斗争,“都是(中央)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任意下的结论。
   他尤其不满中央在公审中定的基调,“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罪’,牵连到毛主席的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为什么在这里就不讲‘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呢?”
   
    毫不留情地痛批毛泽东
   
   
   最难能可贵的是,吴法宪不为尊者讳,对毛进行尖锐的批判——
   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由五十多天前派工作组的矛盾开始,一直扯到了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新帐、老帐一起算,公开提出了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观点,全文不过二百多字,可实实在在是字字千钧,哪个能担待得起呀!”
   毛对陈伯达“一有了不同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毛忘了,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四清的《二十三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委托陈伯达搞的。如今“把陈伯达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吴法宪等人包括林彪听信汪东兴的话,以为毛和江青完全是两回事。一次,吴法宪、黄永胜等人向毛告江青专横跋扈的御状,毛敷衍一番后叮嘱他们“一定不要告诉江青,另一方面自己又向江青通风报信。”他终于明白,江青为何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甚至能命令周恩来,就因为毛是江青后台。“九大”后,林彪的威望越来越高,江青按毛的意图开始把矛头指向了林彪。他看了毛南巡谈话“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吴法宪最愤愤不平的是,就在毛南巡找人说林彪和他们的坏话时,他和李作鹏正奉周恩来之命不得不去照顾江青游玩。他责问,毛不停地宣讲,“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自己不按正常途径开会讨论问题,“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他自己这样做光明正大吗?”他在庐山会议后三次求见毛都遭拒绝,毛却说“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吴法宪如梦方醒地说,几十年来,他对毛无限崇敬,把毛看作真理、正义的化身,但看了毛如此言行不一的讲话,毛的光辉形象在他心中瓦解了。
   
    要做一个老百姓而不得
   
   一九八一年,吴法宪被判处十七年徒刑不久就被保外就医。出狱后,他住普通民房,周围邻居照旧尊敬他帮助他,让他感到温暖和安慰。吴法宪那样的中共高干似乎只有在——早年打天下,如今遭囚禁的——困窘时才需要老百姓,才感念老百姓。而他从为之奋斗终生的党得到的依然是冷酷无情,他死后当局明令他的子女:不准发讣告设灵堂搞遗体告别等悼念活动,不准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不准称“同志”和“红军”……;他要做一个老百姓而不得,只能带着子女的挽联“只盼曲肠千日见清明”离去。
   
   原载《动向》2016年第8期
(2016/10/0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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