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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黑人考


   
   公众怀疑包公有黑人血统,因此黑如炭炉。
   
   也有人说不是,只是长得比较黑,类似相貌,在华人中大有其人也。安徽合肥包公祠里供奉的包公像,是一个白面长须的清秀书生,而故宫所藏的包公画像也证明包拯并不是黑脸。所谓的黑脸,更多的是民间因其“铁面无私”而进行的演绎和想象罢了。

   
   但其实呢,现在的广州城里,就有几十万黑人,生下了众多杂种。自从郑和下西洋以来六百年,不知多少黑人移民了中国。宋朝的官员包公,虽在明朝的太监郑和以前,但是唐宋难道就没有阿拉伯人贩运黑奴来到中国?阿拉伯人盛行奴隶贸易,众所周知远道来华,在广东福建一带开设大量商埠。唐代即有昆仑奴的记载,黑人来到中国并不特别稀奇。
   
   包拯,999年(真宗咸平二年)生,1062年(仁宗嘉佑七年)死,北宋庐州肥东(今合肥)人。别名包文正、包希仁、包青天、包龙图、包黑子、包公、包府千岁、阎罗天子……官至枢密副使、朝散大夫、给事中、上轻车都尉,封东海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实封四百户,赐紫色金鱼袋。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包拯以清廉公正闻名于世,被后世称誉为“包青天”,将他奉为神明崇拜。中国民间信仰传其为文曲星转世,死后成为地狱第五殿阎罗王之一,亦称森罗殿主及阎罗天子、包府千岁、文曲星君、马国公。
   
   包拯曾任天章阁待制,人称包待制;后进为龙图阁直学士,故后人亦称包龙图。此外,其形象传说为黑面,故此亦被称为包黑子、包黑炭。
   
   
   谢选骏:包公戏有感
   
   
   包公戏出现在元代,元杂剧包公戏,创造了成熟的清官包公形象,在元杂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书辑现存元杂剧包公戏共十一种,都成一集。显然,这是暗无天日鞑靼统治的绝望回响。到了明朝,包公戏里的包公权力扩大,已经变得无所不能了。从断案如神放大到无所不能,包公跟关公一样,在民间早已被当成“神”。
   
   在中国戏曲史上,没有一位官吏能够像包拯那样,可以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历代的戏剧舞台上,至今久演不衰,并且成为一类非常独特的戏剧通称──包公戏。包公戏的流行,从南到北,几乎涉及到所有的戏曲种类。戏剧中的包公,并不等同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包拯,而是带着某种理想化的色彩,集历代廉吏形象之大成。
   
   在包公戏里,包公既是一位清正廉明、铁面无私、心智过人、执法如山的清官,又是一个上通天神、下通鬼魂、具有灵异功能的、半神半凡的超人。在他的身上,凝聚了专制社会下老百性对于清官的企盼,和对社会公正的向往。包公戏情节曲折,是非分明,同样赢得今天观众的喜爱。
   
   (一)包公与包公戏
   
   包公戏之所以口耳相传,流传至今,在于民间渴望有不畏强权、刚直不阿的人物为民作主,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在中国历史上名气最大的法官,莫过于宋代的包拯了。几乎所有的国人都知道「包公」。
   
   包公名气这么大,和传统戏曲有极大的关系。在近代小说里,包公并没有成为一个主角。可是在传统戏曲里,包公的故事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材,凡是和案件、法律有关的剧目,主角多是包公。
   
   那么传统戏曲里的包公形象和作为历史人物的包拯有没有关系呢?真实的情况是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历史上的包拯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和传说不同的是,他有一个很圆满的家庭,有在双亲照顾呵护下成长的童年。他的父亲包令仪,字肃之。进士及第,授朝散大夫,行尚书虞部员外郎,出帅南京(今商丘),上护军。死后被朝廷赠刑部侍郎。用今天的官阶来衡量,包拯生于一个厅局级干部家庭。
   
   包拯自幼接受儒学教育,走科举之路,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包拯满29岁那年终于中了进士。朝廷已经任命他为建昌县知县,可他却以父母年老、家中无人照顾为由,辞不就职。史书上没有记载他有兄弟。从他考取进士不愿意出任官职来看,家里没有其他能够侍养父母的兄弟,他应该是个独子。
   
   包拯在家一呆10年,直至父母病逝、3年守丧完毕,他才在乡亲们的劝勉之下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出任天长县知县。这一年是仁宗景佑四年(1037),他已是一个39岁的中年人了。
   
   包拯的宦途非常顺利,除了因「失保任」(被他保荐升职的官员犯罪而受连带处罚)被降级一次,包拯的官阶一直向上。他担任了10年的地方官,后来转到朝廷监察系统任3年,主持过谏院、代理过御史中丞,在这段经历中,包拯建立起自己的嫉恶如仇的名声。弹劾了很多的朝廷重臣,包括当时的宰相宋庠、宋庠的弟弟宋祁、名臣张方平等人。
   
   皇佑二年(1050),宋仁宗决定任命自己宠幸的张贵妃的堂伯张尧佐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另外三个官职意义不大,而宣徽使来源于唐代,主持朝廷朝会,北宋初年往往以宣徽使兼枢密使,掌握军事指挥。到了仁宗朝,这个官职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但是在朝廷礼仪上,位次仅次于宰相、枢密使。包拯当时主持谏院,率领谏官上谏,认为按照宋朝惯例,后妃亲属不得担任宰相及军职,这次是皇帝恩宠贵妃过度,宰相未能及时阻止,「反复数百言」,包拯自己言辞激烈,以至于溅了仁宗皇帝一脸的唾沫星,直到皇帝将错误任命「罢之」为止。(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一)
   
   至和三年(1056)阴历十二月,包拯被任命「权知开封府事」,嘉佑三年(1058)阴历六月解任,实际上包拯在开封只有18个月多一点而已。刚到庭,书吏们要检验一下包拯的能耐,故意一起围上来、捧着公文汇报事情。包拯一一听取阅读,当场处断几十起。未能了结的,几天后一一催问,没有完成的立刻严究。书吏再也不敢糊弄长官。原来民间起诉要到衙门口的书吏把持的「牌司」,包拯下令打开大门,直接由自己受理案件。包拯在开封任职期间还整治了沿河的违章建筑,执法不避权臣。
   
   包拯的个人人品似乎无可指摘。他为官廉洁,六亲不认。他为人极其严肃,史称他「不苟言笑」,开封民众称包拯「笑比黄河清」,自诩「未尝伪色辞以悦人」。他极其节俭,做再大官,「奉己俭约如布衣」。
   
   后来包拯主要担任财政系统的官职,当了4任转运使(地方最高财政长官),最后被任命为三司使,这个官职是北宋特创的,号为「计相」,主管财政审计,其地位仅次于宰执(宰相和枢密院)。
   
   包拯最后的结局是进入到「宰执」之列。宋仁宗在1060年任命包拯为枢密副使,包拯开始正式进入朝廷的决策班子,可是这时包拯的身体却开始出状况了,枢密副使一职他基本没有到任,拖了一年多时间就去世了。
   
   包拯的个人家庭生活也很平淡。他娶妻董氏,也是官宦之家出身。长子包繶,出任潭州通判,死于任上。包公中年丧子,伤心欲绝。包繶已经成婚,没有孩子,他的妻子崔氏不顾包拯的劝导和母亲的威逼,坚持要在包家守寡。在包拯死后,崔氏听说当年被包拯赶出家门的包拯的妾,在回娘家后曾生育一子,于是崔氏将那个孩子接回包家,取名包綖,作为包拯的后代。
   
   被拔高的法官形象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曾经有过很多著名的法官,在权贵、甚至在皇帝的威迫之下,依然执法如山,维护法律的尊严。也有很多法官善于裁决疑难案件,实现公平与正义。侦破疑案在今天是属于刑事侦查部门、公诉部门的职能,在古代却是很多著名法官的典型事例。各地官府衙门大堂之上经常挂着「明察秋毫」的匾额,很明显地说明它的「发现」犯罪的职责。对于法官能力的评价突出的是破案能力,如五代人和凝《疑狱集》选编的66个案例,有四分之三的案例是破案故事。南宋人郑克《折狱龟鉴》选编375个案例,破案故事的比例也有这么高。
   
   拿这三项标准来衡量一下包拯,那么在历史记载中的包拯,一点都不能算是一个著名法官。
   
   就第一项来说,历史上有西汉的张释之、隋代的赵绰、唐代的戴胄、徐有功等等著名法官,敢于对抗皇帝对于案件判决的旨意,激烈劝谏皇帝遵守法律。而在历史记载里,包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例。前面提到包拯劝谏仁宗放弃任命张尧佐的事例,并非执法审判之争。
   
   就裁决疑难案件这一项来说,包拯也没有很著名的事例。唯一的一件是作为监察官参与审理「冷清自称皇子案」。北宋皇佑二年(1050),开封城里有个叫冷清的年轻人,自称自己是「皇子」。冷清的母亲王氏是从宫廷里放出的宫女,也确实与宋仁宗发生过关系(宋仁宗与之发生过关系的宫女都赐予「龙凤抱肚」以为验证)。不过出宫后嫁人,先是生了一个女儿,以后才生了冷清,因此完全可以排除冷清与皇室的任何血缘关系。冷清长大后不务正业,听说宋仁宗长期未能得子,和道士高继安合谋,到京城伪装皇子。当冷清被抓进开封府后,高继安又指使他装疯卖傻,逃脱罪责。包拯向宋仁宗报告,请求立即将冷清和高继安斩首示众。这个案件事涉皇室,但是疑难程度并不大。
   
   民间传说中智慧无比、擅长破解无头案件的包拯,在比较靠谱的文献记载里,实际上只有三个破案记录。
   
   第一个是「智断牛舌案」,记载于南宋人郑克编写的《折狱龟鉴》(后被《宋史?包拯传》吸收)。包拯初任官职,担任天长知县。本县有个农民和邻居有过节,夜里偷偷地把邻居的耕牛舌头给割了。耕牛主人到县衙报案,包拯叫那农民赶紧回去,大白天就把牛杀了,割下牛肉发卖。按照宋朝法律规定,伤牛及私宰耕牛者都是要判徒刑的重罪,而举报者则有赏。坏邻居第二天立即就去举报「私宰耕牛」。包拯把那告发者召进来审问,开口便问:「你为何偷割了人家的牛舌,又跑来告人家私宰耕牛?」那人被包拯说中心事,目瞪口呆,赶紧下跪认罪求饶。
   
   第二个案件与此相似,记载于北宋人吴奎撰写的包拯墓志铭。开封有两个朋友一起喝酒,其中一个带了几两金子,怕自己喝醉酒遗落金子,在喝酒前先把金子交给对方替自己保管。可等他过完了一醉方休的酒瘾,第二天去朋友家讨回金子时,却遭酒友否认。那人无奈,来到开封府告状。包拯听了双方的陈述,暗中派人去被告家,对被告的妻子说:「你丈夫已经承认昨天代朋友保管过金子,现在叫你交出来。」被告妻子信以为真,交出了金子。包拯把派去的人带回来的金子当堂出示,被告只得认罪。
   
   第三个案件,记载于北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但却是一件包公被手下书吏算计的案例。有个犯罪的富户,按照法律要被判处脊杖(专门责打罪人背脊、要打出血印俗称「背花」)的刑罚。富户送了一个书吏一大笔钱财。书吏说:「包公判案,没有办法求情,只好我也陪你挨一顿打吧。」第二天富户在堂上哭闹不停,那书吏正坐在包公案下记录供词,突然装出一副气恼的样子,大吼一声:「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这么没出息,最多只是挨几下脊杖的事情,有什么了不起!」包公闻声大怒,立即要衙役将这书吏拖下去责打臀杖十七下(只责打臀部的刑罚)。回过头来处治这个富户,如果真的照旧判罚脊杖,恰被那书吏说中,有损长官的面子。于是包拯改为从轻判处,也是臀杖。想不到这却恰好被书吏猜中,实现为富户减轻处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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