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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共问题和带路党问题


徐水良


   

2016-10-20日


   

   
   王希哲发表文章,把主张炸中南海,说成是带路党,把主张打中南海,与带路党问题,混为一谈。断言右派“革命家”必然有带路趋势。
   
   此外,七九民运,王希哲属于改良派,他就以为整个民运都属于改良派。都不反共。都只是在拥共立场下,寻找体制内改良。所以,按他的说法,七九民运反共人士,就只剩下魏京生一个。
   
   王希哲的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事实的。
   
   实际上,两个问题归结起来,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反共的问题。
   
   我本文就简单谈谈这两个问题。
   
   

一、关于带路党问题

   
   
   我已经几次说过:依靠民众从内部推翻中共统治,和依靠国际外力从外部打败中共,推倒中共统治,是两种不同的策略选择。我们之所以选择依靠民众从内部推翻中共的策略,这是因为:
   
   第一、当代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军事科学和技术,不是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的形势和状况,我们只能采取立足自己,依靠民众,以“全民维权、全民抗暴、全民起义、全民革命”的办法,来推翻中共统治的策略。
   
   第二、采取依靠美国等外部力量由中美大战等等打败中共解决中共统治及其对全世界威胁的策略,对中美两国和全人类,都是极大的危险,是威胁到两国和全人类生存的极大问题。所以,非到万不得已,我们不选择、不促进、不策动中美大战,来打败中共的策略。
   
   但是,采取依靠民众力量从内部推翻中共,仍然必然要打击中共上层领导。反对中南海、围攻中南海,正是反共立场的典型表现。所以,本人多次写文章,说中国军人打南海,打东海,不如调转枪口打中南海。其中最近的一篇,就是《打吧,美国,只要中共挑衅就打!》
   
   当年,美国炸南斯拉夫使馆,中共在海内外策动抗议,掀起一波很大的反美浪潮。当时国内老百姓就说:抗议什么!炸中南海才好呢!
   
   因此,炸中南海与带路党问题完全是两回事。王希哲把两者等同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我当时发表关于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文章,谴责中共趁机掀起反美浪潮的声明和文章,以及转发国内朋友批评中共及其党、团组织策划抗议美国的文章,就引用了国内老百姓抗议什么,把中南海炸掉才好呢等等说法。
   
   当时,以王炳章为代表的海外民运,由王炳章带头,首先闻风而动,早于国内,在全世界率先发起抗议,抗议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当时,除了本人首先发文章谴责中共策动反美浪潮,也顺便批评海外民运组织反美抗议。还有胡平也表态不赞成此种抗议。除此以外,海外民运,几乎众口一词,全部抗议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
   
   针对这种情况,我邀集五六个人在唐伯桥家商量,想联名发表一个声明,谴责中共策划反美抗议,批评海外民运参与此种抗议。但最后,多数人,包括唐伯桥、胡安宁等,仍然坚持要在声明中写上抗议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我说,写上这一条,我们与王炳章他们还有什么差别?最后,未能达成一致。于是没有发声明。只好我自己一个人继续写文章发声明,继续谴责中共,批评海外民运。
   
   可惜,我到美国后的开头五六年,还没有使用网刊《网路文摘》,而以个人邮箱发表和转发文章,还有就是在当时网站和当时报刊等发表和转发的文章,现在往往都找不到了。
   
   本文后面附件,是2005年,我回忆当时情况写的一篇文章,《海外“民运”对大陆两次游行的失常表现》。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采取立足自己,依靠民众推翻中共统治的策略,那也还是要努力争取国际支援。而且,如果发生中美全面大战,我就主张美国优先采取斩首中南海和中共领导的策略。
   
   毛泽东和中共之所以能够创建和发展,并开始搞武装斗争,以及最后颠覆国民政府,建立共产政权,靠的是苏联和斯大林的大力支持。当代中国民运没有此种支持,又被中共渗透大量特线破坏,一下子难以成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国际国内形势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中国民运能够搞到规模远超过其他共产党国家同类运动的总和,并且在理论上领先于全世界理论界,这已经是一个奇迹。
   
   退一万步,如果万不得已,中共严重威胁全人类生存,全世界不得不采取从外部打击中共的策略。为了中国和全人类利益,那时,王希哲攻击的带路党策略,倒是恰恰成为一个合理策略。
   
   

二、关于反共问题

   
   
   这里的反共,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含义是反对现实的共产党;另一个含义是反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现在很多人不了解当时情况,以为两者是一回事,实际上两者差别很大。
   
   就本人和大多数真正反共的民主运动的民运朋友说来,两者之间相差十多年或者更多时间。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共产主义,比反对现实的共产党,晚了十多年时间以上。
   
   我们一般的反共概念,就以反对中共和列宁以后的现实的国际共产党作为其基本内容。而把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共产主义,称作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马教或反对马列教,用反马列来代替第二种含义的反共概念。
   
   实际上,这个狭义的反对的共产党的反共问题,也有一个很长的演变过程。为了对现在不了解当时情况的人们说明这个过程,我以自己亲身经历、自己亲身经历的浙大和南京等等情况为例,做个简单介绍。
   
   79年以前,尤其是四五运动前,很少有人敢公开反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公开、甚至私下反对毛泽东和共产党,一经查到,就会被枪毙、被处死。
   
   当然,文革一开始,就有人开始反对林彪和毛泽东。但他们绝大多数,都被处决。
   
   我们浙大的一批同学,最早也就是从私下议论开始,从私下议论并且反对林彪和江青等等开始。然后发展到私下里反对毛泽东,
   
   1966年,当时有个哈军工学生,到浙大住了一段时间,首先对我们谈论两个司令部内部斗争。
   
   当时浙大后勤处的一个干部,特别把我请去,很认真地向我介绍江青的丑事。我本人,也在1966年到浙大图书馆查旧报纸,查到1939年报道江青丑事的花边新闻,记得该新闻的题目是《毛泽东拜倒石榴裙下》,并且很早就听说过中共不少领导反对毛泽东娶江青,后来同意毛泽东娶江青时,中共领导又给他的约法几章,包括不准江青参与政治等内容。所以我本来就清楚这个事情。因此,我嘱咐他千万别公开出去讲。可惜他后来到处讲,1968年,终于被人揭发出来,被押到当时革委会扩大会议数百人的会议上批斗。
   
   1967年5月,我们浙大红暴会有个土木系同学,叫吴光汉,公开贴出反对林彪,指林彪是野心家的长篇大字报。被捕后,又在毛泽东像上打叉。被判十年徒刑。后来公安对我们浙大说,这是因为对学生判刑,判社会上一半以下刑期,对他是从轻处罚。
   
   1968年6月,浙江两派北京谈判,对方派把吴光汉大学报上送中央文革,并说这是浙大红暴的普遍思潮。陈伯达近视眼贴着纸张认真阅读。参加接见的周恩来以下中共和中央文革领导,说要认真处理。
   
   我这里特别讲一讲与我关系最密切的朋友、红暴负责人和浙大革委会常委韩贯虹的事。1968年的一天,他把我拉到一个房间,私下里谈论毛泽东的问题。他说,习仲勋说,毛一贯心狠手辣,搞阴谋诡计,我与他都赞成这个意见。我非常小心,在公开场合绝口不提这个问题。但他却对一些人大骂毛泽东,后来被人揭发。
   
   不过,他被人揭发时,已经和我的另外一些同学一起,到浙南打游击,后来转到福建,浙江省革委会没有能够抓到他。
   
   1969年或70年,在南京大抓516的形势下,他在南京被浙江红暴负责人邵素珍怀疑是516,于是一个人出走离开南京。邵素珍来找我说他出走了,我们都很焦急。最后,他被抓回浙江,关押到浙江省看守所。林彪垮台,1972年我回浙江营救,后来在浙大努力营救下出狱。曾经一度变成精神病人,后来康复,成为浙大教授。
   
   1968年以后,浙大和浙江红暴朋友,往往都私下里骂中央文革,包括张春桥,陈伯达,康生等等。1969年浙江到北京上访的一些朋友,还去人民日报抓黑手,那黑手指的是陈伯达等。以后到1974年,批林批孔时期,在半公开反对王洪文、并用武装打下浙江大部分地区的同时,邵素珍等甚至在几十个人的会议上,大骂毛泽东,被王洪文下令抓捕。
   
   但当时,我本人,只在非常熟悉的、如韩贯虹、邵素珍等这些朋友中研究和谈论这个问题,对一些冒失的愣头青式反毛、容易暴露的人面前,则表面上仍然坚持不赞成他们的意见的拥毛立场。因为反毛,这实在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掉脑袋的大问题。
   
   文革中有极左派,也有右倾派别。一般说来,七九年以前的民运和七九时期的民运主流,基本上是从文革右倾派别转化而来。不是从极左派别,包括湖南省无联及杨小凯他们那些派别中转化而来。我和广州李一哲,都属于比较右倾的派别。当然,有的右倾派别和左倾派别,如清华团派蒯大富,414派周泉樱,现在都支持中共官方。
   
   这里,反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再前进步,就变成反对中共极权专制,就会自然而然走向反对中共和列宁以后的国际共产党那个阶段。像王希哲那样,不仅没有继续前进一步,相反,倒退到崇拜毛泽东,拥护共产党,那是很少有的例子。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共的招降和招安。
   
   1979年,我把当时我们发起的运动,命名为中国民主运动,并且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中共起诉书等等起诉我,说我批判“四个坚持”、“叫嚣在中国进行革命”的“反动”文章:《中国的民主运动》。
   
   文中,我介绍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各个派别。
   
   这些派别,其中最大、人数最多的派别,是改良派,以徐文立、王希哲还有天津那位老先生为代表,主张在中共体制内搞改良。79年以后的许多改革和改良主张,往往是首先由这个派别提出来,然后中共官方接受的。其次是人数比较少的革命派,认为中国走向民主,需要经过革命。因为中共特别保守,主张四个坚持,拒绝多党民主制,因此无法靠中共体制内的改良走向民主。本人就是这个派别的代表人物。另一个是边缘性的左派,以陈尔晋为代表。民运的其他各派,都反对毛泽东,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开放党禁报禁,主张搞多党制。只有这个派别,崇拜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搞党禁,禁止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的存在,只主张搞“无产阶级的两党制”。所以严格说来,这个派别的主张,不属于中国民主运动。所以我认为它是边缘派别。但因为四五论坛上陈尔晋的当,为陈尔晋大力宣传,为陈尔晋造成很大影响。另外有一个派别,在当时,同样属于边缘性的派别,就是以魏京生为代表的派别。在当时主流民运的派别,即改良和革命两个派别看来,这个派别由不懂理论和策略的一些毛躁冒失的、愣头青式的人物组成。以魏京生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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