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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民主—基于教会史的反思

香港崇基学院神学院第44期专题文章—2015年6月号
   
   文/白德培(本院副教授)
   
   近几月来,人们就香港的民主进程问题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辩论。期间无论是讨论民主还是促进民主,基督徒皆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与此同时,香港基督徒也因某些问题的歧见而陷入分裂。比如:从信仰角度看,佔中运动所选用的手段是否正当?从原则上讲,基督徒对民主的支持应到什么程度?

   
   基督教对政治的批判性疏离
   
   以下的反思基本上将「民主」视为一种允许全体公民平等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政治制度。本文无意就什么是正确的治理制度问题展开规范性的讨论。取而代之,我们要讲述基督教在历史上是如何影响并决定了民主观念的发展方向。如果真要进行规范性的讨论,那就需要顾及以下一些基本的前提和过往的经验:
   
   从历史上看,基督教在各种政治制度中都能生存并且兴旺发达;就此而论,基督教并不「需要」民主。
   
   基督教也从未将某一具体的制度视为终极理想。基督徒祈求和盼望的上帝的国,无法与任何一个特定的政治制度相等同。
   
   虽然基督教是极为入世的,它紧随上帝进入世界,因此抗拒那种把信仰与社会参与相分离的做法;但基督徒意识到,为一种正义的政治制度而奋斗并非他们的终极关怀。
   
   在其历史中,基督徒曾把不同的政府形式都视为上帝所意欲的。事实上,在以往的两千年中,大多数神学家都视君主制政府为天经地义。各教会,尤其是罗马大公教会,长期以来一直极力反对自由民主政体。新教改革者们也与之相去不远,他们常常锺情于威权政府。甚至那些对民主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清教徒,也有人对民主持批判态度。着名的清教徒牧师和美洲政治家约翰・科顿(John Cotton)在一封信中写道:「民主,我不认为上帝会将其设立为教会或国民的适当政府形式。如果人民成了统治者,那么谁该是被统治者?」[1]
   
   本文的基本论点是,虽非刻意为之,但基督教藉着其基本的思维形式和历史经验,促进了民主的发展。本文将首先概述某些植根于圣经叙事中的民主思想种子,进而简要讨论这些种子是如何在基督教历史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它将回顾基督教藉以促进民主发展的三个主要的神学和历史阶段:1)早期教会的政治神学(源自奥古斯丁),它为后来的基督教政治思考设定了基本原理;2)中世纪教会的叙任权之争;3)改教家加尔文和步其后尘的加尔文主义者,他们通过清教主义影响了英格兰和北美的历史。
   
   民主的多重起源
   
   然而,我们在回顾圣经和教会历史之前,首先应搞清楚,民主有着多个来源,而基督教决不可自称是民主之源。首先,民主政府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常遭遇教会的抵制。其次,民主发展的初级阶段先于基督教,比如,雅典或罗马的部分民主制,它划分出几个政治层级,并且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第三,现代的民主观念受到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虽然启蒙运动本身可被解释为总体上接续了先前的基督教历史,但它实际上发展出与基督教传统大相径庭的独立论点。第四,我们应该注意到,民主形式的政府并非西方的发明。在古代印度,共和制的邦国—无君主的治理结构—是很普遍和蓬勃,特别是在西元前600年至西元200年间的佛陀时代。[2]虽然古代印度的民主实验不允许全民的充分参与,但人们可以成立新的团体,并要求有权参与政治决策—如果他们没能获得这种权利,那么,他们就有权另组自己的小邦国。[3]甚至在中国这么一个视民主为舶来品的国家(有些政治领袖喜欢鼓吹处境化的民主,即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有些人则认定民主为西方的产物;而某些改革派人士把西方看成民主的样板),在其历史中也蕴含着独立于西方的民主成分。[4]当然我们也都承认,中国的民主实验只是偶尔发生,只是地方自治政府对抗中央的手段,而且主要停留在观念层面。但它们从中国自己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儒家思想,当然还有其他思想)中汲取借鉴,例如大同世界的理想。这种宏大合一的理想,不仅为儒家所推崇,也是道家和墨家的核心观念。但存在于中国民主思想传统中的主要问题是,它要求国家是一个道德羣体。在它看来,政府应是一个道德实体,而统治者理应德高望重。[5]可以说,它为国家的治理设定了理想主义甚至是精英主义的道德前提。这些前提至今依然限定了中国的宪政视野,并且近来再次体现在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关于不仅要以法治国,而且要以德治国的呼吁中。[6]在下文我们将会看到,基督教的信仰视角是如何对这种寄希望于圣贤领袖的观念予以深刻的批判。
   
   从圣经学习或是从教会史学习?
   
   基督徒常常对教会史抱轻蔑的态度。他们秉持新教「唯独圣经」的基本原则,把教会史轻看为无关紧要的东西,认为它干扰了对圣经中基要真理的关注。他们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待教会的历史,认为它在其中失落了教会早期教导的纯洁性,并且呼吁回到圣经以纠正历史的畸变。
   
   自然,基督徒讨论民主的第一基准点就是圣经。在此寻求指引的基督徒可能会发现,有几篇经文特别有吸引力。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人皆以上帝形象而受造的主题。这一信念产生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影响。一方面,它认为所有的人,原则上都具有同等的地位;这产生了基本的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它强调我们的受造性,这一本性意味着,作为受造物,我们并不神圣神。这一观点褪去了所有政治统治者的神话色彩。它视他们为凡夫俗子,抨击任何把政治领导人描绘成英雄或半神的做法。传统上,君主或独裁者之类的威权领袖都喜欢摆出一副受命于天、神文圣武的架势。这种对政治领袖的拔高甚至神化与基督教强调人人受造而平等的观念大相迳庭。
   
   另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出埃及的故事,它讲述了上帝以一次解放行动来启示自己。出埃及就是摆脱一个圣礼式的政治体制,摆脱一位自称拥有半神地位的法老。这一事件构成了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的基础。它的影响力与创世记第一章相似:不仅为一种祛魅性的政治观奠定了基础,[7]而且为一种相信上帝可通过政治解放事件来彰显自己的信念奠定了基础。
   
   后来,以色列对上帝王权的信仰以及先知们对以色列诸王的批评,都将上帝视为凌驾于所有政治事务之上的终极权威,因此都削弱了政治统治者的权力,并且防止了政治倒退回圣礼化状态。先知们提醒政治统治者们,他们的权威受限于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王权。其他的主题则出现在福音书中,特别是在耶稣对希律王朝统治者的批判当中。这些统治者企图把自己装扮成大卫王朝的诸王,让人以为他们就是弥赛亚。但当耶稣骑着一头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时,他就是在以生动的形象对希律王进入耶路撒冷时趾高气扬的场面进行嘲讽式的批判。[8]
   
   但另一方面,圣经中也有众多的主题与这些关于解放及平等的故事格格不入。尤其不能忽视的基本事实是,圣经叙事是在一个把顺服父权式家长和社群领袖当成理所当然的处境中展开的。在历史上,这种对父权式家长和社群领袖的顺服非常容易转变成对君主和其他威权领袖的顺服。另外,圣经中关于耶稣及他的行动的故事,每每反映了强烈的天启盼望。这一盼望认定,由上帝介入和宇宙事件所引发的变革迫在眉睫,因此它削弱了人们在「尘世间」谋求政治正义的动力。
   
   今天的一些圣经读者可能较强调解放性叙事,而另一些则较强调权威和顺服;但双方都要面对的更深层问题是,他们所青睐的圣经故事(还有许多其他的内容)一直被人以形形色色甚至互不相容的方式加以解读。比如:人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信念不仅被用于支持平等;曾经有好几百年,它还被人轻而易举地引进到君主制和其他威权式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之中。相反,政治保守派人士偏爱的罗马书13章1至7节关于顺服掌权者的着名告诫,则一直被人诠释得更具抗争意味(dissenting):卡尔・巴特视其为对政治强权的去合法化;[9]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基督徒坚持认为,罗马书第13章并不适用于他们的处境,因为它不能与所有其他要求基督徒不与压迫性统治者合作的圣经经文相矛盾;[10]而尤达(John Howard Yoder)强调,我们在解读这一段时,应将其视为罗马书第12章和13章这一更大论述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保罗在要求顺服之前,先发出了不合作的呼吁。[11]他也提醒我们,保罗的书信承认既定的权力,但没有把某个特定的政府视为上帝所命定的。另外,保罗要求基督徒顺服于一个他们无权发声的政府;但如果公民在技术上有权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情况可能会很不一样。[12]
   
   这些例子略略说明了围绕圣经基础本身的争议,以及试图简单「回归圣经」的问题。因此对圣经的解释需要顾及人们解读圣经的历史,因为圣经经文的潜能是通过它们在历史上被人解释和实践的方式来展示的。就此而论,基督教历史可被视为圣经文本的解经史:[13]解释史塑造了圣经文本,而圣经文本也藉着这一历史释出它那往往是模棱两可的内容。
   
   奥古斯丁的政治神学
   
   奥古斯丁是清楚地发展出一种政治神学的第一人,并且为以后的全部政治神学奠定了基础。西元410年,罗马陷落于入侵的哥特人之手,人们由此对基督教信仰的成效产生了广泛怀疑。这构成了奥古斯丁的写作背景。为了回应这些疑虑,奥古斯丁写了《上帝之城》。在这部着作中,奥古斯丁将世界历史描述为两种社会或秩序的对峙史:上帝之城(civitas Dei)和地上之城(civitas terrena)。两座城源于不同的超自然力量:一个是属上帝的,另一个是属魔鬼的。奥古斯丁展示了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位讚美和感恩上帝的城—是如何与所有地上帝国的废墟分庭抗礼的。由此罗马或其他任何帝国的陷落都被视为上帝照管的一部分。
   
   藉着这个框架,奥古斯丁把教会描绘为天上之城映现于历史和世界中的一个影像,这个影像永远不能与天上之城相等同,而天上之城也永远不可能在地上被完全实现。由此,奥古斯丁拒绝了任何期待上帝的国度在此世得以实现的理想主义观点。同时,教会与天上之城的关联并对其的指标角色也使其与世俗国家形成对照并凌驾它;地上之城要顺服于上帝之城,由此推论,它也应顺服于教会。奥古斯丁籍此表达出教会在与任何政治性的主权声明相抗衡时怀有的强烈自信,为后来的政教冲突奠定了基础。
   
   奥古斯丁政治神学的意义在于,首先,他提供了一种政教并存的概念,二者皆有其各自的权利。其次,他为教会对一切政治权力的彻底批判态度奠定了基础,视这些政治权力为属人的,不是属上帝的。一切政治权力都与地上之城相关联,都源于魔鬼。没有任何一个世俗的社会秩序或政治实体能与上帝之城相平等,上帝之城与世俗秩序始终处于一种尖锐的张力之中。凭着这一观点,奥古斯丁对那些神化或圣化政治的做法,重申和深化了圣经先前的反对立场。第三,他对政治权力的反对立场也延伸至教会。这意味着,基督教帝国的观念—比如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对君士坦丁的统治所持的看法—是错误的。即使教会直接行使政治权力,也不意味着上帝之城已经实现,因为尘世间没有一个实体可与上帝之城相媲美。它的公民始终是向着天国前进的朝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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