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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强——光荣的荆棘路(三)

被霸权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一)
     一
   
     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她的“布拉格之春”而被五个国家的军队占领了。于是全世界的人都问:什么是“布拉格之春”?捷克人在1968年春天到底得罪谁?
   

     1968年是现代史上的“捷克斯洛伐克年”,这个中欧小国以“布拉格之春”而闻名于世,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明星。
   
     然而“布拉格之春”的开端是默默无声的,它没有震惊世界。当时,阿拉伯与以色列的中东冲突刚刚开始,美国人在越南的危机还没有结束;还有,想成为世界革命和造反中心的中国正闹得轰轰烈烈。人们无暇顾及这个仅有1500万人口的内陆小国。
   
     在充满危机和火药味的20世纪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可以算是最安定的国家: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革命。
   
     熟悉世界史的人也知道,这个小国曾出过一位不安份守己的、敢于造反的宗教改革家胡斯。只是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毕竟不多;再说胡斯早在500年前就被他所要改革的基督教宗教法庭活活烧死了。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几次伟大的、以悲壮结局的著名改革之一。
   
     这个国家真正有名的倒是那位始终笑眯眯的好兵帅克,他幽默、和善又极能忍耐。人们提起捷克斯洛伐克,便会想到这位帅克,想到帅克,便会有一阵善意的嘲笑。
   
     这是一个乐天安命的民族,一个让人放心的民族,因此,当这个民族产生了对20世纪的历史具有深刻影响的“布拉格之春”时,居然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
   
     “布拉格之春”所以闻名世界,不在它的开端,而是它的结尾——悲壮的、震惊世界的结尾。等到全世界开始瞩目这个震惊世界的事件时,她已经终止了,春天早已逝去——那一刻的时针已经指向1968年8月20日的晚上11点……
   
     这是一个黑暗而不祥的夜晚。
   
     1968年8月20日晚11时,距布拉格市中心仅6公里的鲁津机场,值班人员突然接收到一架刚刚飞临的苏联民航客机发出的信号:由于机器故障,要求允许紧急降落。机场人员准许了这一要求。
   
     客机安全降落后,直接开到机场指挥塔附近。值班人员惊讶地发现,从飞机上下来的不是被事故吓坏了的旅客,而是几十名挥动着手枪的突击队员。
   
     机场指挥塔被占领了。仅过了几分钟,装载着坦克的苏联安东诺夫式巨型运输机群的第一架,在突击队员的指挥下降落了。
   
     巨型运输机以一分钟一架的速度降落,并吐出坦克、大炮、卡车和军需品。
   
     这支空降坦克部队,在苏联驻捷大使馆小车的引导下,以35哩的最高时速冲进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包围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驻地党中央大厦。
   
     此时,已临近午夜,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开会。
   
     占领军冲进捷共党中央大厦,扣押了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捷共第一书记亚·杜布切克,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政府总理切尔尼克也在政府所在地被捕。
   
     一个政权被逮捕了。
   
     72岁的总统斯沃傅达得以幸免,因为他不是主席团成员,未来开会;而且他的职务在捷克斯洛伐克是礼仪性的。
   
     8月21日早晨,当布拉格人走向街头时,这个城市已经掌握在外国军队手里。这种情况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也同样发生,捷克斯洛伐克在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下被全面占领了。
   
     占领军是由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陆军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将军指挥的华约部队的24个师。
   
     它由5个国家的部队组成——16个苏联师,3个波兰师,两个东德师,两个匈牙利师,一个保加利亚师。
   
     捷克在一夜之间出名了。
   
     捷克人以这种悲惨的方式闻名于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620年,她曾以白山战役闻名于欧洲。那次,捷克被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打败,丧失了主权,沦为奥匈帝国的一个省。从那时起,捷克斯洛伐克沉默了300年,一直到1918年才获得独立;
   
     1938年9月,慕尼黑会议,捷克又一次闻名于世。这一次,她成为欧洲大国妥协的牺牲品,被迫屈从于纳粹德国的占领。
   
     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现在,这个饱受欺凌的民族又一次以她的悲惨境遇而引起世界的注目。人们从报纸上、广播里寻找关于捷克的消息,全世界都在问:勃列日涅夫为什么要攻打这个从不攻打别人、从不招惹别人的弱小民族?
   
     这个问题不复杂,人们马上就找到了答案——勃列日涅夫的枪炮是针对着“布拉格之春”的。
   
     于是全世界又开始探问下一个问题:什么是“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人在1968年春天到底干了什么?
   
     二
   
     一个幽灵在共产世界游荡,这个幽灵就是改革。有了改革,捷克斯洛伐克便有了“布拉格之春”。“布拉格之春”是改革的同义词、“布拉格之春”就是改革!
   
     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宣言,说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这篇宣言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个幽灵就是共产主义。
   
     有了这个幽灵就有了共产党,有了共产党就有了一个由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共产世界。
   
     共产世界是人类理想的结晶,是人间的天堂。当然,也不是没有相反的评价,但那只是敌人的反对;或许颠倒过来说:反对的是敌人。这就够了,仅此一条,便可以使这个世界高枕无忧地存在下去。
   
     然而突然间,一个批评的声音从这个世界的中心克里姆林宫升起,向全世界揭露这个世界曾经有过的令人发指的罪恶。
   
     这真是让这个世界震惊而又茫然失措的事——因为无论怎么论证,也无法象以往多次成功地证明过的那样,证明这一次的致命打击来自敌人,因为此人是这个世界的最高首领。
   
     “敌人才反对,反对的是敌人”这个逻辑杠杆断折了,这个世界失去了支撑点,顷刻之间失去了平衡,倾斜了。
   
     这个人就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次打击就是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第二十次苏共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实行独裁专制和血腥暴行的控诉。
   
     不再有人相信这个世界是完美无缺的神话了。人们开始追究它的罪恶,思考它的缺陷。
   
     有了这样的思考,人民便不愿意照常生活下去,而统治者也不能照常统治下去。仅仅能让这个世界产生这样的思考和愿望,1956年2月25日便成了一个辉煌的日子。
   
     从那以后,也有一个幽灵在共产世界游荡,这个幽灵就是改革。
   
     有了改革,共产世界便不再安定,人们为思考、寻求一个新的秩序而变得不安份了……
   
     在苏联,赫鲁晓夫为了能实践一下新的统治方式而批判了斯大林,枪毙了贝利亚,清洗了斯大林分子,把共产世界的中心搅得天翻地覆;
   
     在匈牙利,纳吉试图建立一个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权而震惊了全世界,并因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波兰,人们为了结束斯大林时代而将一位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哥穆尔卡拥戴上台。为了这个政治目的,波兰人显示了民众的力量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举足轻重的影响……
   
     共产世界在折腾、在动荡、在流血;然而,这一系列的折腾、动荡、流血并没给这个世界建立起一个新秩序;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因为他的折腾而被赶下台去,纳吉因为他的政治理想而被绞死,而以流血示威才将哥穆尔卡拥戴上台的波兰人民发现:这个人在14年后竟然下令向同样的示威人民开枪射击……
   
     当然,这些代价并非一无所获,它至少使后来的人认识到,这就是改革——即使是不成熟、不成功的改革。
   
     人们从这些不成功的改革中认识到,要改变这个世界不能靠撤换某一个当权者或改换某一届政府;人们还从这些不成熟的改革中懂得了搞清楚改什么和怎么改?对改革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两个问题。
   
     “布拉格之春”就是在这种思考之后出现的改革,“布拉格之春”就是改革。
   
     “布拉格之春”比上述一系列改革要晚整整10年,捷克人确实是一个能忍耐,能沉得住气的民族,她们的春天来得太晚。然而,正因为如此,她才是幸运的,才能有以前几次改革所没有过的冷静、思考和成熟。
   
     三
   
     诺沃提尼轻松而得意地统治着捷克斯洛伐克——政权是稳固的,社会是安定的。然而,在这种稳定背后,官僚的特权和腐败却无声无息地干着埋葬社会主义的勾当。
   
     在东欧,几乎每一次动乱和造反都是在斯大林式的统治松动时发生的:1953年斯大林去世,有了东德的造反;1956年,斯大林被赫鲁晓夫批判,则有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这很说明问题:动乱和造反所针对的是什么?
   
     捷克斯洛伐克是平静的,它没有过松动。在那里,一个斯大林式的统治,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还能相安无事地存在10多年;在布拉格有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塑像,在赫拉德强尼城堡(总统府,历代波希米亚国王的王宫)里仍然居住着捷克的斯大林——诺沃提尼。
   
     这位兼任着总统的捷共第一书记,是斯大林的真正崇拜者。他处处模仿斯大林: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和斯大林一样的元帅服;还有,同样尊严地紧闭着嘴,同样拿着一个斯大林式的大烟斗。
   
     然而,他是位轻量级的政治家。
   
     这位锁匠出身的总统、第一书记,文化素养很低,完全不具备一位政治家应具备的理论修养和政治洞察力,他能占据这样的高位,仅仅因为他是1921年刚刚建党时就参加了捷共的老党员和在长期的行政工作中所练就的政客手腕;更主要的,是靠他在50年代初的大清洗中的积极和狂热。
   
     政治恐怖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和支柱。就象斯大林以枪毙加米涅夫、季诺维也未、布哈林开始,然后将恐怖遍及全国一样,东欧各国也是从党内最高层的清洗开始,以全国性的政治恐怖为最终目的。
   
     没有一个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能逃过这种劫难——
   
     匈牙利的拉伊克(匈共书记、内务评长、外交助长。1949车被绞死);
   
     保加利己的科斯托夫(保共书记、代总理。1949年被处决);
   
     阿尔巴尼亚的佐治(阿共领导人、副总理。1949年被处决);
   
     波兰的哥穆尔卡(波共第一书记、副总理。1951年被捕,判终身监禁。他是被清洗而唯一幸免一死的东欧领导人,并于1956年重新掌权,是一位非常值研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人物)……
   
     捷克斯洛伐克有过同样的政治恐怖。
   
     它从1950年开始政治清洗,到1952年12月3日以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外交部长克列门蒂斯以及其他9名政府部长被绞死而达到高潮。
   
     诺沃提尼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在这个时间迈出的:他得到了被绞死的斯兰斯基留下的空缺——捷共总书记。
   
     诺沃提尼才疏学浅,但他统治这个国家并不困难,在政治恐怖之后,他可以任意推行各种政策——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而不用担心有人反对;再说,一个庞大而健全的官僚机构已经建立起来,要操纵这个机器只需要权力而不需要能力;还有一点,诺沃提尼对莫斯科唯命是从,真正重大的内外方针当然要由苏联老大哥决定。上至党的主要领导人,下至州的第一书记的任命都得莫斯科批准。尽管这有损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却可以少担责任,少费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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