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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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楚:我的小弟蔡庆一(图)

   蔡楚:我的小弟蔡庆一(图)
   [日期:2016-10-06] 来源:参与 作者:蔡楚 [字体:大 中 小]
   
   
   蔡楚:我的小弟蔡庆一(图)


   
   1971年蔡庆一(前)与蔡天一于成都
   
   
   
   
   (参与2016年10月6日讯)蔡楚按: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检举揭发他人或自污是一种社会常态。人人自危,六亲不认,揭发有功,隐瞒有罪,连初中一年级在校学生也不放过。
   
   
   我的小弟蔡庆一,自幼就很乖巧,浓浓的眉毛下嵌着一对大眼睛,六岁半时,小弟还没有上学读书,就能与父亲讨论一些地理、矿石收音机等方面的知识,被父亲称赞他比我聪明。
   
   
   
   可是,母亲当年因碍于情面,把他抱养给邮电局的同事罗又明孃孃(无儿女),改名罗易昭,使他心理产生阴影,所以,他常奔波于两家之间,感到自己是弃儿。后来,我家收入减少,母亲又打算把我家毛妹抱养给他人,因遭到母亲姐姐(五姨妈)的坚决反对,毛妹才跟了五姨妈,一度改名邱坤一。
   
   
   
   小弟的聪明进展很快,到小学毕业时,已是门门功课满分,品行也是满分。196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重点中学——成都七中。成为父母宠爱,街邻羡慕的好少年。
   
   
   
   小弟遗传到外祖父的基因,身材矮小,但人很聪慧。而且,他面孔泛红,一副娃娃脸。母亲说,外祖父邱光第,字仲翔,23岁考中举人,参与清末四川保路运动。曾任民国时期,成都市历史上首位市长黄隐的文化顾问,是著名作家巴金的老师。当时,外祖父是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的训导主任,并先后在八所学校任教,是四川省著名书法家和教育家。
   
   
   
   进七中读书后,小弟的聪明越发不可收拾。由于他的学习成绩,科科都是第一名,加上一副娃娃脸,遂被老师和同学誉为神童。又谁知平地起风波,66年春末,在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讲到时代不同了,要批判地继承李白的诗歌。小弟不服,下课去厕所蹲坑时,对同学说,按老师的说法,毛主席的诗词同样要过时,也会有被批判地继承的时候?想不到隔坑有耳,小弟的疑问被高年级的一位同学听到,马上去找老师揭发。而且,加油添醋,变成小弟说毛主席的诗词要过时。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是一种社会常态。人人自危,六亲不认,揭发有功,隐瞒有罪,连初中一年级学生也不放过。
   
   
   
   小弟自此聪明反被聪明误,被学校点名批判。大小会上都说不清楚,被弄来挖阶级根源,说他受到反动教官父亲的影响,要他揭发父母亲的反动罪行。他晚上回家对母亲哭诉,使母亲担忧不已,受到惊吓。随之文革爆发,小弟受到学校记大过一次处分。学校红卫兵要小弟主动申请抄家,小弟迫于无奈,离家逃跑。14岁的小弟,开始了流浪生涯。
   
   
   
   他在成都至贵阳一带流浪,有时爬火车,有时步行。白天在沿途的饭馆里,或舔盘子或要剩饭吃。晚上睡在破庙里,或街沿边。有时,实在没有吃食,也被迫小偷小摸,赖以存活。一年下来,小弟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一身长满虱子。他估计学校的红卫兵不会再追究我家,就回到我家门外,站在宅院的巷道上高声呼叫:“65号的矮子回来了。”连呼几声,使母亲闻声悲切。
   
   
   
   1967年7月8日,母亲因被街道治保主任李瞎子检举揭发,受不了派出所的威胁,不堪批斗,投井自杀。父亲闻讯从山西,我从荣县分别赶回成都时,母亲的遗体已经火化,骨灰寄存在火葬场。我同父亲一起步行到琉璃场火葬场去的路上,我曾请求父亲,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绝不能自杀!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母亲,不能再失去父亲!何况四个弟妹都是在校中小学生,尚无自理生活的能力。父亲的回答很简单:“我是个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自杀!”。
   
   
   
   由于两个妹妹不太懂事,认为母亲的自杀与小弟站在宅院的巷道上高声呼叫有关,故常谴责小弟。父亲吩咐我把小弟带到荣县,与我相依为命。待我俩返回荣县不久,石油筑路处成都中队的工地,就搬迁到威远县越溪镇附近的余家寨。
   
   
   
   时值文革发展到造反派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全面夺权后,进入武斗时期。我不赞成抢枪,就从处机关所在地红旗村的“抓革命”的“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筑路部队”,回到工地上“促生产”。每日就是参加维修一条碎石山路,锤石头、铺路面、撒沙土、喷水而已,比正常施工时期轻松许多。小弟和我住在油毛毡工棚里,晚上我俩挤在一张单人床上。起初经济不紧张,靠我37.5元月薪,在当地绰绰有余。只因小弟的户口在学校,他害怕去拿粮票,造成一个人的定量两人吃,使我俩的饭票常常用不到月底。小弟经常说没有吃饱,有时我只好到我当时的女友,队医曾琳哪里去蹭饭,把饭票省给他。
   
   
   
   小弟开始自救,改善生活。时而去余家寨山上的水塘里抠蚌壳,时而去公社的土煤窑附近捉蛇,时而去小山沟里捕鱼抓蟹。偶尔我也与他一起去钓黄鳝,打山鸡。小弟抠到的蚌壳,由于没有菜油和作料,只能用清水煮,吃时很腥臭。但蚌壳受到队上女工的欢迎,说是可以滋阴。所以小弟用蚌壳换到饭票,表现出很强的生存能力。当时我给小弟取了个绰号“矮粒多”(水稻良种)讽刺他矮子的心多,入夜常常拍着他的头,唱起《蒙古小夜曲》去揶揄他,“火紅太陽下山啦,牧羊姑娘回來啦,小小羊兒跟着媽,有白有黑有的花,你們可曾吃飽嗎?啊--啊--大星星亮啦,卡里瑪薩不要怕,我把燈火點着啦!”。小弟不生气,跳起来摸我的头,唱着同样的歌曲。
   
   
   
   1968年5月25日,父亲在山西省平陆县张村小学的批斗会上,被造反派踢破下身致死。由于成都家中没有收入,我的工资得按月寄给俩个妹妹15元—17元。没过多久,我和小弟的生活开始窘迫,于是请他回成都拿粮票,从此小弟就没有返回余家寨。后来大妹来信说,小弟回成都不久,因到学校找工宣队拿粮票,被工宣队送进成都工学院的群专大楼。关了几个月,经常被群专队员殴打,但没有查到现行反革命罪行。学校就出面放出他,安排他上山下乡当知青。但第一次因身高只有1.35米,没有批准。直到69年底小弟才被批准下乡,之后小弟偶尔给我来信,告诉我他在农村很困难,由于没有劳力,挣不够工分,需要寄钱去买粮食。我也没有办法,只给他带去一些物品。
   
   
   
   70年1月初,我因参与地下文学活动,被揪出来批斗。6月底筑路处革命委员会宣布把我开除临时工队伍,8月用翻斗车遣送回成都,继续在派出所接受审查。
   
   
   
    回成都后,街道办事处十个月不给我调工作。由于没有收入,我常处于饥饿状态,因此对小弟的关心同样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久后小弟被调到某煤矿当矿工,每天下井挖煤,推矿车、三班倒、十分辛苦。小弟身矮力薄,在一次下夜班推矿车去矿场卸煤时,下坡控制不住,致使矿车翻倒。他虽然跳车脱险,但造成头骨凹陷性骨折。从此,小弟不仅记忆力减弱,还失去了他的娃娃脸。
   
   
   
   之后小弟要求照顾病残,被调回成都某厂当烧石灰窑的工人。我劝他学一门手艺,以改变处境。他选择儿时喜欢摆弄收音机的特长,自习了电工。利用一次车间值班电工溜号的机会,自告奋勇修理好设备,就此踏上电工岗位。恢复高考时,我劝他报名参考,小弟心有阴影不肯去。虽然他后来参加成人高考,取得大学本科学位,而且还当上工人技师,但他儿时的聪明劲和神童味就从此不在了。
   
   
   
   201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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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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