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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習近平會不會輸在「堵」政上

   
      二○一六年七月十五日,已創辦了二十五年的中共體制內唯一體現較開明立場的《炎黃春秋》雜誌,被其掛靠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篡權政變」,變相扼殺。緊接著,中外輿論關注的「七○九」維權律師案,終於以「顛覆國家政權」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相繼宣判了基督教長老胡石根有期徒刑七年半,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周世鋒有期徒刑七年,維權人士翟岩民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基督教信徒勾洪國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當今中國,這兩個震驚中外輿論的標誌性事件,明確向社會發出了高壓震懾的政治訊息,充分展示了習近平的所謂「治國理政」的主要手段,在「堵」,而不在「疏」。
   
      堵與疏:保守派與開明派的分野
   


      其實「堵」與「疏」,在中華政治文化中歷來反映著國家治理社會的兩種價值觀和政治傾向,是標識統治者保守與開明的最鮮明分野。古代有兩則治國「堵」和「疏」的典例,具有鏡鑒意義。據《史記‧周本記》記載,周厲王姬胡暴虐驕橫,致使百姓怨聲載道。然而厲王卻對提出批評和背後議論者血腥鎮壓,導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可謂行「堵」政。百姓最終忍無可忍,諸侯群起反抗,厲王后被打死。而戰國時期,齊威王對提出的批評和議論採取相反的策略,廣納諫言,對提出批評意見的臣吏和百姓給予上等獎賞,可謂行「疏」政。齊國因此而君明政通人和,變得更加強盛。
   
      周厲王與齊威王的「罰」與「獎」都是統治手段,但效果大相徑庭。周想以「堵」的辦法強硬地去封堵百姓的嘴,結果如同封堵泛濫的洪水反被吞沒。齊則用「疏」的方法對待百姓的批評和意見,如同疏通河道,引水分流,最終是民心歸順,國泰民安。
   
      在當代中國,中共內行「疏政」最典型的開明領導人當屬胡耀邦。他的主要「政治遺產」,就是堅持解放思想,接納普世價值,推動政治改革,平反冤假錯案,疏導、化解社會矛盾。胡耀邦曾經在反自由化時說,我們有些很受尊敬的領導人常常吃飽了飯沒事幹,對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杔西大驚小怪,「難道中國真的形成『輿論一律』才叫社會主義?我看不見得」。胡還批評那種「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的審查制度。胡耀邦在思想界、理論界鼓勵反思、批判,在文藝界寬容諷刺文學、傷痕文學、揭露文學,「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為知識分子消除顧慮,解放思想,創造了「寬鬆,寬厚,寬容」的政治環境。胡耀邦指出:「提出真理標準的目的就是提供一個破除新舊個人迷信,粉碎新舊精神枷鎖的理論武器。」胡耀邦嚴肅指出:「要清算亂打棍子這種惡劣作風」。那時政治相對清明、寬鬆,民族創造性地得以煥發,可見胡耀邦是行「疏」政的開明領導人。
   
      一九八九年「六四」時期,開明領導人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面對學生反腐敗愛國運動,也是主張以「疏」的方法緩解社會矛盾,推進政治改革。然而,不幸的是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領導集團,卻採納了李鵬、陳希同等保守派的「堵」的方法予以鎮壓,結果釀成震驚中外的「六四」慘案,令中共從此背負了再也無法償還的民族血債,可謂教訓慘痛。
   
      然而,習近平上台初時竟憂患「蘇共教訓」,不斷強調意識形態控制,大搞「七不講」、「新反右」。官方喉舌一再發起對民主憲政、公民社會、普世價值的圍剿。習近平特別強調互聯網已成輿論鬥爭主戰場,是中共面臨的「最大變量」、「心頭之患」,指責西方一直想用互聯網宣揚普世價值扳倒中國,為此不斷公佈各種社會治安、網絡安全、新聞媒體禁令。習近平在其著名的「八‧一九」講話中明確指出,不能搞「愛惜羽毛」、裝扮「開明紳士」那一套,特別強調要「敢於亮劍」,「不做騎牆派」,並不斷發起不得「非議中央」的新輿論鬥爭。這一系列的習式「治國理政」手段,標誌著習近平在打擊黨內派系腐敗的同時,一直都把主要精力用在推行「堵」政上。
   
      張貼再多的「改革」標簽也枉然
   
      二○○四年,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曾提出,要「營造黨內不同意見平等討論的環境,鼓勵和保護黨員講真話、講心裡話」,而習近平當政後,先是強調「黨內紀律」,後高懸「黨內規矩」,更出台「最嚴黨紀」,壓制黨內不同意見,劍指「妄議中央」,並以此罪名處理了一批高官。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屬下的「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官方微博披露:「習近平對意識形態工作再發重要指示:要在重大問題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絕不允許與黨中央唱反調,絕不允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要高度重視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打好主動仗,防患於未然。」
   
      今年開春,習近平的媒體姓黨,娛樂廣告也要講導向講話,遭到紅二代房地產商任志強的公開反駁。任志強為此成為黨控輿論口誅筆伐的對象,文革式的疾風暴雨鋪天蓋地,狼煙滾滾,大有黑雲壓頂之勢。接著,中國網信辦相繼關閉@演員孫海英、@王亞軍上海、@榮劍二○○一、@紀昀、@大鵬看天下等一批網絡大V賬號,二月二十八日,又高調責令新浪、騰訊等網站關閉任志強微博賬號。至此,大陸網絡封鎖被公認為史上最嚴。近年來,官方以「社會穩定」為藉口,為打擊敵對勢力,在法律層面又通過《反間諜法》、《安全法》等,設「口袋罪」,劍指異見人士。七十多歲的溫和知識分子高瑜、八十多歲的老作家鐵流以及維權律師浦志強,都相繼因言獲罪,甚至跨境「執法」,圍堵香港政治圖書出版。現在又導致中國維權律師,被以「顛覆國家政權」重罪判刑,以及「八不碰」的《炎黃春秋》被強行改編扼殺,社會的任何一點不同聲音都不准發出。這標誌著中共體制內「改革」已死,幻想破滅。
   
      由此可見,中國離「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現實已不太遠。由此導致當今中共黨內政治緊張,社會知識分子普遍不滿,民間社會怨聲載道。習近平如此推行「堵」政的災難性現實,令再多的粉絲給他張貼「改革」的標簽也都枉然。
   
      行「堵」政者注定輸掉自己
   
      眼下,國家正處於轉型的既特殊又敏感歷史期,社會的利益關係和利益格局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社會嚴重不公,腐敗加劇,官民對立,貧富懸殊,執政黨和政府在民眾中的信譽崩盤,社會弱勢群體維權劇增,加之網絡時代自媒體的興起,已經匯成了挑戰社會穩定的綜合浪潮。當此社會矛盾積聚噴發之時,是「堵」還是「疏」的兩種方式,正是鑒別當政者保守僵化,還是改革開明的試金石。曾在胡錦濤時代被視為中南海智囊之一的俞可平先生在一次專題論壇上說:「國家的長治久安需要靠動態穩定,以疏為主,但中國的維穩在許多部門、許多地方還是以堵為準,成本非常高。」還稱「以堵為主的網絡制度不長久」。
   
      其實,古往今來,聰明的領導人都懂得治國如治水的道理,堵而不疏,必將禍患不斷。歷史上沒有任何一代開明的改革派執政者,會推行以「堵」為主的政治手段應對社會矛盾。無論是要築起堤壩堵截,還是要拓寬河道疏通,都要因勢利導,都要尊重「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的規律,從順從自然,尊重人性之自由追求的願望出發,順者昌,逆者亡。由此邏輯也就注定了,一切試圖為贏得更多權力而推行「堵」政的執政者,最終注定要輸掉自己的命運。習近平會不會輸在「堵」政上?就看他是否一意孤行在一條道上走到黑。
(2016/09/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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