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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毛贼东普写颂歌的人的下场

转贴者按语:当年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魏忠贤主政的时候,浙江巡抚潘汝桢上奏:“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鉴此两浙岁遭灾伤,顿蠲茶果铺垫诸费,举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厘革,不但机户翻然更生,凡属兹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用致祝厘”。此例一开,各地封疆大吏唯恐落后,纷纷在各地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一时间似乎形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应天巡抚毛一鹭建生祠于苏州虎丘,蓟辽总督阎鸣泰建生祠于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宣大总督张朴建生祠于宣府、大同,山西巡抚曹尔桢建生祠于五台山,如此等等。
   各地官员在请建生祠的奏疏中极尽谄媚之言。蓟辽总督阎鸣泰在奏疏中就说:“人心之依归,即天心之向顺,恭照厂臣魏忠贤安内攘外,举贤任能,捐金捐俸,恤军恤民,非但学识纲常之际犹萃其全,且于兵农礼乐之司共济其盛,治平绩著,覆载量弘”
   天津巡抚黄运泰为魏忠贤建生祠,迎接魏忠贤“喜容”的仪式,当时人如此写道:“五拜三叩头,乘马前导,如迎诏仪。及像至祠所安置迄,(黄)运泰列拜丹犀,率文武诸官俱五拜三叩头,(黄)运泰至像前万福,口称某名某年某事蒙九千岁(按:指魏忠贤)扶植,叩头谢:又某年某月蒙九乙千岁升拔,则又叩头谢。致词毕,就班,仍五拜三叩头。旁观者皆汗下浃踵,(黄)运泰扬扬甚得意也。”礼仪之隆重,阿谀奉承言辞之露骨、肉麻之极。
   人为地把一个活人偶像化、神圣化,供奉起来,作为崇拜的对象,因而其褒颂之词当然是无以复加的,比如:“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 由此可见当时风靡全国的建生祠运动,所营造的对魏忠贤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硬要把一个政治小丑打扮成“至圣至神”的模样,如同乾坤日月一般。
   当然这些制造魏忠贤个人崇拜的人,后来被称为“魏党”“阉党”,下场都很惨。

   
   不幸的是历史又得到了重复。毛贼东登台以后,一帮无耻文人又像当初吹捧魏忠贤那样,吹捧毛贼东,甚至为毛贼东谱写个人崇拜的歌曲:
   
   唐璧光谱写了《浏阳河》:“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湘潭县哪,出了个毛主席。。。”。结果他被定为“反革命”,留团管制使用。1957年又成了右派,锒铛入狱。妻子提出离婚,原本聪明伶俐的儿子患脑膜炎成了痴呆,妻子将儿子推给他。坐监七年,劳改五年,出来又继续管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田汉,遭受过怎样的迫害?田汉晚年被“专政”,先是关押于秦城监狱,后糖尿病、尿毒症和冠心病一起发作,小便失禁,还不罢休,进一步被逼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小便喝掉吃掉,终于被逼死。死后与刘少奇一样,被改名“李伍”。只有儿子田大畏被告知。有军方人士对他宣布:“田汉死了,罪大恶极”,吓得他连骨灰都不敢取回罪大恶极”,吓得他连骨灰都不敢取回。
   
   改编《东方红》乐曲的贺绿汀,文革中被逼迫在地下学狗爬,还遭受毒打,浆糊桶套在头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以及《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作者李劫夫,夫妻双双被捕,5年后,李惨死于“毛贼东思想学习班”。
   
   《欧阳海之歌》是当年红遍全国的红书。它曾“创下中国小说发行量的最高记录”,作者金敬迈也因此书进入了“红色司令部”,任“中央文革文艺组负责人”。在别的作家被批斗,凌辱,纷纷自杀的时候,他被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谁知风光了一百二十三天,就被关进秦城监狱,毛死后才出狱。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作者,“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那悲凄的曲调,赚取过多少无知孩子的眼泪。她还创作了被称为“第二《国际歌》”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山连着山,海联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类解放的新时代,看旧世界,已经土崩瓦解,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已经到来。”也曾让急于“解放全人类”的红色青年们个个热血沸腾。可是作者在文革中整整坐牢6年7个月!
   转贴:
   
   
   
   
   《红歌作者们的悲哀》
   
   
    来源:华夏文摘 作者:五丘
   
   
    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
    五十里水路到湘江
    江边有个湘潭县哪
    出了个毛主席
    领导人民得解放啊咿呀咿子哟······
   
    红歌《浏阳河》,当年几乎家喻户晓,至今,演唱中还会听到。在红歌排行榜上它几乎是《东方红》的姊妹篇了。歌词都明白畅晓,曲调都优美动人,更重要的都是“民歌”。《东方红》陕北民歌,《浏阳河》湖南民歌。不同的是前者有时会写上作者“李有源”,而后者标上“湖南民歌”,没有作者。这更增添了歌曲的份量。你看,没有专门家,人民群众不照样歌唱自己的“大救星”,而且歌唱得这么动听啊!
   
    对此,笔者早有疑问:谁都知道,一首民歌的形成必须相当长的岁月。我家正好与“红太阳升起”的湘潭县相邻,怎么不知不晓间就“嘣”出这么一首“民歌”来?!
   
    近来偶然读到凤凰网上何宗华先生的《“浏阳河”原曲作者1952年被打为“历史反革命”》,方知它果真不是民歌,同时也知道了曲作者唐璧光的泣血故事!
   
    唐先生湖南东安人,音乐天赋惊人!婴儿时不管如何大哭不止,只要祖父唐柳愚的二胡一响,立即止住哭闹,凝神聆听。咿呀学语时,祖父教授他宫、商、角、征、羽,一学就会。四岁时能唱祁剧,六岁能唱小调。祖父一心一意期望他成为“东方贝多芬”。临终之际,将多年来收藏的贝多芬作品集交给唐璧光。集子封面上端端正正写着一个“梦”字。
   
    日本入侵打破了他的梦。1945年,日本鬼子侵入东安,唐家房屋被烧毁,父亲被东洋刀劈死!满怀国恨家仇,唐璧光于1945年5月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国军”,接受军训。同年8月,日军投降。他不辞而别,赶往家里桂花树下挖出埋藏的音乐集子。他要重温“东方贝多芬”之梦!
   
    就这三个月的军训打破了他和祖父的“同一个梦想”。
   
    1947年他考上湖南音乐专科学校,1949年分配到长沙市工人文工团作曲,湖南大学进修毕业后,随团参加土改。他说:“土改后,劳动人民分得了胜利果实,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对毛主席的感激爱戴之情是难以形容的,从而激发了我的满腔激情,欢快的旋律好似滚滚江流,汹涌澎湃,倾泻直下,我一挥而就。”
   
    《浏阳河》诞生了!从此唱响中国,也传到了国外!
   
    正在他自信将有更多的《浏阳河》问世时,厄运降临了!
   
    1952年,刚刚参加土改归来的唐璧光,政治学习会上结合自己的经历作了歌颂新社会的热情洋溢的发言,其中谈到了三个月军训的事。没料到会后立即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免予刑事处分,留团管制使用!1957年因为提了一条意见,又打成右派!双料“反革命”,锒铛入狱!贝多芬作品和多年来搜集的民间音乐集也被付之一炬!
   
    “东方贝多芬”之梦未成,却成为他敬爱的领袖所说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苦难接踵而来。妻子提出离婚,原本聪明伶俐的儿子患脑膜炎成了痴呆,妻子狠心地将儿子推给他!从此,他的心血之作《浏阳河》被剥夺了署名权,成了“民歌”。狱中管教干部偏要他给犯人教唱《浏阳河》,每唱一句,心就被刀子划了一下······
   
    他想到了死!
   
    坐监七年,劳改五年,又继续管制,直到1979年平反,他才被安排到零陵县花鼓戏剧团。
   
    二十二年的磨难,创作必需的激情和灵感早已消耗殆尽,有心无力,徒唤奈何?
   
    “东方贝多芬”之梦彻底破灭了!
   
    读到这些,读者能不一掬同情之泪?
   
    其实,命运悲惨的红歌作者,岂止唐碧光一个!
   
    略举数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们······”庄严雄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一响起,国人肃然起立!可今天的歌者有几个知道国歌作者遭受过怎样的迫害?田汉晚年患有糖尿病,文革中百般折磨后小便失禁,被逼着喝尿,1968年12月10日死于冤狱之中。与刘少奇一样,死后被改名“李伍”。“三年生死两茫茫”,母亲日夜惦念着这位孝子,每日依门翘首,等候儿子归来!
   
    创作抗日歌曲《游击队员之歌》的贺绿汀是笔者老乡,是邵阳人的骄傲。文革中他除了遭受毒打,浆糊桶套在头上,还逼迫在地下学狗爬。因为据分析,歌词是“美化国民党统治”、“丑化中国人民”、“宣扬投降路线”。
   
    音乐经典之作《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光未然也免不了批斗。“文革旗手”,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毛泽东老婆江青亲自下命令:这首歌“留曲不留词”!
   
    “洪湖水,浪打浪······人人都说天堂好,怎比我洪湖鱼米乡”,当人们为它的美妙旋律陶醉时,是否知道创作者的酸楚艰辛?拍电影歌剧《洪湖赤卫队》时,正值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演刘闯的演员夏奎斌饿得瘦了,从79.5公斤滑到59公斤,脸颊凹下去,尖嘴猴腮模样,导演谢添只好往他口里塞些棉花。“一号演员”王玉珍饿得“胖”(浮肿)了,只好请求特批“伙食补助”,每天20颗黄豆(《洪湖赤卫队》:难以忘却的记忆)。可就因为该剧中有句“贺龙领导闹革命,红旗飘扬打胜仗”,文革一来此剧就被定性为“反对毛主席”,“歌颂大土匪、大军阀、大野心家贺龙”的“大毒草”!剧被禁演,演员受到残酷迫害。
   
    受到毛泽东青睐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以及《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红极一时,作者李劫夫更因替“毛泽东语录”谱曲红得发紫。“九大”刚宣布“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为“接班人”,一贯“紧跟”的他,迫不及待谱写《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标题写出不几天,就爆出了“9,13”事件!林彪在蒙古摔死,劫夫在中国遭“劫”,夫妻双双被捕!5年后,李死于“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最具警世意义的是一号红歌《东方红》的“词作者”李有源。他做梦也想不到,“大救星”从延安窑洞升到北京天安门之后,他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被折腾得揭不开锅,大儿媳为活命不得不逃荒要饭(见《告别饥饿》)!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问红歌的作者一个严肃而沉重的问题:
   
    你们煞费苦心、绞尽脑汁为“红太阳”制作颂歌,为何“红太阳”普照大地之日,正是你们蒙冤受屈之时?而“红太阳”陨落之后,你们才得以平反昭雪?
   
    此中道理不少红歌作者终于明白过来。
   
    瞿希贤是“忆苦思甜”代表作《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作者,“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那悲凄的曲调,赚取过多少无知孩子的眼泪。(“狐皮袍子”让“妈妈”去缝制,地主脑子进水了?)她还创作了被誉为“第二《国际歌》”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类解放的新时代,看旧世界,已经土崩瓦解,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已经到来。”也曾让急于“解放全人类”的红色青年们个个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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