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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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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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冤假错案,重在追究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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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设计的王健民反革命集团案

精微设计的王健民反革命集团案
   姜维平
   从王健民案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的文革并未真正结束,两年多前,正当香港资深媒体人士王健民,雄心勃勃地展望中国的未来,预测故乡因薄熙来倒台而走向政治开明和言论自由时,情绪相当高涨,他告诉我,自己要创办第三本杂志,而此前的两本是《新维月刊》与《脸谱》,都曾风靡一时,络阳纸贵,他取得了经济和社会效益双丰收,他常居深圳,而却在香港大展拳脚,因为新闻来源的可靠性,杂志越办越好,既不左也不右,自以为是中共可以怀柔的媒体,得天独厚,呼风唤雨,他是美籍港人,信心十足,又在《亚洲周刊》工作多年,常年往来深港而结交各方面朋友无数,只要不偏不倚认真地办杂志,既使不会受到官方重用,也不至于被抓捕和监禁。但近期,王健民在被关压了两年多之后,终于被判重刑:5年零3个月。一句话概括他的冤案,表面上,官方强加给他的罪名是“非法经营”,“行贿”和“串通投标罪”,但实际上,他是典型的“反革命集团罪”,和1966年的文革如出一辄。
   
   外加3个月是啥意思?

   
   有许多读者困惑不解,为何他根据警方的诱骗,辞退了由我推荐的维权律师李方平,做了最大的让步和妥协,写了悔过书,在法庭上讲了违心的话,怎么还是判了实刑,5年外加3个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没有特殊经历的人不懂,由于笔者完整地走过薄熙来精心设计的冤狱,沿着他划定的路线,方向,走完公检法司的全部程序,才真正地明白了,所有的冤狱受害者,必得在生不如死的看守所里,被羁押到最长限度,因为看守所最苦,而且不减刑,既使违心认罪,也耽搁减刑时间,仇恨嫌犯的权势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整死他人,就钻法律空子,尽可能地延长嫌犯在看守所关押的时间,这样就把王健民羁押了2年多,在我的感觉里,迫使第一次失去自由的人于希望,失望,绝望,再希望,再失望,再绝望的精神折磨循环的周期中屈服,是最残忍的一种酷刑,如同抓捕王健民和太太,一定要在“六一儿童节”之前,当着三个孩子的面进行一样,精心设计这一冤案的权势者,不知道具体是谁,但他和”薄骗子”一样,都是制造冤假错案的高手,是深入了解中共操控下的公检法司的大恶,是心狠手辣,阴险狡诈的坏蛋,他对王健民已经研究了很久,知道他的长处和软肋,他根据王健民的性格特点,用一把文革时造反派使用过的毒刀,杀死了王健民生命中最宝贵的5年零3个月。
   
   原本,专案组由于第一次提交检察院的起诉书,只有一个罪名,根本不够判刑,他们觉得不过瘾,又修改起诉书,第二次变更和增加新的罪名,才厚着脸皮,强拉硬扯地把王健民送进了监狱,这是彭真力促和建设中国司法体系之后仅见的奇案,他们嫌5年时间太短,还不够劲,再增加3个月。原来,中国的监狱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周末都要劳改,犯人都是要减刑的,但此前,除了羁押在看守所不减外,入狱投劳的头3个月也不减刑,狱警要强送犯人进服刑学习班,这种更狠的另一种折磨人的酷刑不亲身经历过,不知道其五花八门的名堂有多么坏,头3个月,他们强迫每个人洗脑,向狱警行注目礼,交待与狱警往来的规矩,礼貌,强迫他们熟知和运用所谓“文明用语”,即,奴隶俗语,狱警叫“政府”,劳动叫“改造”,出狱叫“新生”,绝食叫“闹监”,等等,总之,把正常人变成奴隶,可见,增加3个月刑期,意味着被官方欺骗而认罪之后,一点没得到好处,希望自己认罪服法从轻处罚的的王健民,做满5年的实刑,还要延缓减刑3个月,可见,整他的权势者多么精明而残忍,不论他们讲得多么动听,都是一场骗局,如此应当明白,制造21世纪的中国文字狱的文革残渣余孽,是头顶长疮,脚底冒脓的大坏蛋。
   
   推倒薄熙来的功臣成囚徒
   
   我说王健民是推倒薄熙来的功臣之一,真的不为过,2012年,当谷开来杀人案引爆时,最早报道其杀人实情的是香港的《脸谱》杂志,而并非人人皆知的是,本人撰写的《薄熙来传》(部分章节)也最早刊发于王健民创办的刊物,阿博罗网站有文章说,我揭露薄熙来的文章先被何x拒发而转投王的《脸谱》,这是错误的,我的文章是首次投给香港《脸谱》的,是由其连载发表的,但因抄袭的文痞太多而只发表一部份而中止,总之,它是薄得意时,唯一的系统而全面地揭露其真面目的实录,但是,有关谷开来杀人的故事,我不知道,也不是其他媒体先提供的,而是王健民通过另外的途径得到而首先发布的,这一点有白纸黑字的刊物为证,如今已成为历史,确有章可循,也就是说,王健民是帮助党内一个派别,打倒另一派别的推手之一,按我自己的想象,他既然是功臣,理应得到厚待,但恰恰相反,最终,他什么好处也没得到,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会被抓捕判刑,记得此前一周,我在网上读到有关高瑜的报道,立即通过电话奉劝他果断地撤回香港,我说,只要人不在内地,问题不太大,中国人常说,哥们,形势不好,跑吧!我就是这样和王健民说的,我告诉他,高瑜案不是孤立的,只要抓了她,就是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类似她的文人,不论站在哪一边,被什么派系所利用,包括王健民在内的书生,都要倒霉,这叫“火烧城门,殃及池鱼”,中国的政治体制就是如此。但王健民笑了,他调侃地说,维平啊,中国经历薄熙来案已经进步了,再不会搞文革了,你是“一年被蛇咬,10年怕草绳”呀,你现在回国都没事啊,说完,还哈哈大笑起来,至今笑声还回荡在我的耳边,因为他长我几岁,又学识渊博,品格高尚,对其言我半信半疑,故没有坚持自己正确的判断,我只是这样对他讲:共产党和你翻脸,只需要3分钟。
   
   共产党不讲情面
   
   本人至今依然是无党无派的文人书生,但这并不改变一个事实,过去在体制内的媒体混久了,对中共的各级官员了如指掌,虽然,中共与世界上所有政党一样,由一些理念一致或类似的人组成,其中不可一概而论,有左中右,有好人坏人,比如,胡耀邦,赵紫阳就是善人,李鹏,江泽民就是坏蛋,但总体上看,建政以来,共产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杀了,管了,伤害了一批批人,历次政治运动都有“冤死鬼”,它积累的罪恶太多,使人对其很难恢复信任感,因此,共产党不讲情面,不仅老百姓这样认同,中共高官也自以为是。
   
   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个人如果不讲情,谁愿意与其交往呢?政党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这伙人不重情义,抓捕了王健民,把他在“一国两制”的香港办刊物卖杂志的数量加起来,和在深圳有限定阅的区区书报费扯在一起,作为“非法经营”的标的额,追究其刑事责任,只能劲打官方的脸,告诉全世界的人:我是新的强权者,是不讲情义,翻脸不认人的家伙,其实,香港人人都知道中共嫡系的《大公报》,《文汇报》等,在内地广设办事处,记者站,他们无一不在“非法经营”,而且,大张旗鼓,为何共享一片天空,却有不一样的法律呢?奥秘是王健民的刊物是民办的,既有官方喜欢的文章,也有其不高兴的文稿,过去与其合作的人,包括提供独家消息的官员,成分非常复杂,既有这一派的,也有那一派的,当一些人企图利用他所主管的舆论阵地攻击政敌时,就好话说尽,一些不负责任的承诺就不绝如缕,王健民却深信不疑,当形势大变,更多的官员聚集在一个新的政治强人旗下时,一切都不算数了,王健民成为中共专制政权打击言论自由“一刀切”的牺牲品。他葬送的不仅仅是5年零3个月,而是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共部分残留的信任感。这是令人悲哀的。
   
   上面与下面有何不同
   
   记得去年在香港小住一周光阴,曾有一个机会与刘达文兄倾心交流,当时桂民海的案子刚刚发生,我第一次从他那里得知,其妻在回乡探亲时被国安的人强制扣留问话,并文字留底,他百思不解的是,以前那些人对其比较友好,经常跨过罗湖桥,到杂志社作客,刘是一个包容而大度的文人,自然并不抵触这种私下的合作,但这回为何忽然翻脸呢?刘问我这是广东地方的擅自行为,还是中南海一声令下的统一行动,当时我也一头雾水。不知如何解读。
   
   如今不需要再怀疑什么,也不需要过度解释了,中共不论由谁作最高领导人,只要不想政改,就不会给国民自由地发表言论的好事,有时宽松一点,有时紧张一些,都因时而异,其本质都是专制的,中共不会允许香港的一家媒体在大陆讲他坏话的,他们治理这个国家需要暴力,也更需要谎言,对付王健民这样的人,只要政治上需要,就不在乎他是美籍港人,也不在乎他的知名度,更不在乎我的几篇小文章,假如我再敢进入香港,恐怕也是跑不了的,还是刘达文说得对:“你这次来港,低调得狠,时间也短,香港还没反应过来呢。总之,我知道,要抓我,不会顾及我曾是“打薄专业户”,因为中共已丢弃了薄熙来,我们没有利用价值了。王健民就是前车之鉴。
   棉花套似的反革命集团
   在文革运动中,红卫兵为了整人,而把一些没有内部联系的人强力打成反革命集团,其目地是造势,因为抓捕的人越多,越显得案子大,他们的成绩也大,结果冤枉了无数的好人,从一个胡风案就可以引出许多悲凉悲愤的故事,更可悲的是,经历过文革,自身也受害或家人父辈的人,一旦掌了权也仿造红卫兵的做法,大干一场,唯一的不同是,过去人家把牌子挂在他胸前,如今倒过来,他把“黑帽子”戴在像王健民这样的文人头上。其原因不能从某个人品行中去找,而得从政治体制里追寻。
   
   2014年5月30日,深圳的公安派人在下半夜闯入王健民家,抓走了他们全家,为何要当着未成年的小孩的面,惨忍地对待一个办杂志的书生,吓得孩子尿了一裤裆,那是因为文革的造反派的毒菌已深入权势者的心肝,非如此不足以泄愤,他们对王健民之类文人批评他们恨之入骨,欲残杀而后快;为何要不断扩大战果,把莴中校,刘海滨,以及王的岳父,太太等都抓捕或软禁,组成一个反革命集团,那是因为红卫兵的幽灵在体制里死灰复燃,要灭掉所有的与官媒不同的声音,制造一种如同文革盛行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主旋律。
   
   实际上,来到海外的文人都清楚,在香港办一本杂志,就是办一个谋生的小公司,既为了表达观点,也为了养家糊口,王健民的特长在于文化新闻产业的经营,办了公司,自然太太和其他亲友涉身其中,如此而已,凭什么也把王太判刑呢,他的杂志要用编采人员和撰稿人,要发薪水和稿费,自然,王健民要聘请莴中校这样的资深媒体人,因此,凭什么要抓捕莴呢,更不能顺理成章的是,连远在外省,只是投稿编版的刘海滨,也被羁押了两年多,甚至他的岳父都成了嫌犯,老婆徐中云的名字也进了判决书,这一牵强附会地整成的一个反革命集团,类似毛时代的组织罪,它越是壮大,越能显示统治者伟大强硬,不在乎它是“棉花套”,无实质内容,既便如此,还是不构判,就索兴把集团头子多加几个罪名,其他人跟着倒霉,这一起诉书提供律师后再变更追加的手法,为文革所未有,他是红卫兵精神的再发扬广大,与文革不同之处在于更狡猾,虚伪,卑鄙,文革时代整人不需要貌似合法的判决书,现在确有一种倒退的“进步”,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运动里挣扎,不知道何时再有真正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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