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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闲谈过往


   周有光闲谈过往
   夏雨提供 來源:電子郵件
   
   我们这一代青年有几个特点:当时并不参加国民党,也不参加共产党。但思想倾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因为共产党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陈毅都是宣传民主的。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任之一。

   他常常说:我们共产党是主张民主的。我们青年一代就是讨厌国民党的专制。我们这一代都是这样的思想。
   
   蔡元培在坏的时代能做好事
   
   蔡元培在北洋政府时期就提出来:“教授治校,学术自由”。蔡元培是我丈人的朋友。在苏州的时候,我见到蔡先生面。
   晚清下来是军阀时代。后来是国民党、共产党。最自由的是军阀时代。军阀时代做了很多好事情。军阀怎么会做好事情呢?那时候是民主制度,国会育,请蔡元培做教育部长,做了很多好事情。注音字母就是军阀时代提出来的。
   军阀不垄断整个政府。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让进步的人来做。所以做出好事情。因此,最坏的时代做了很多好事情。
   
   胡适建议把国民党一分为二
   
   胡适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国民党时期,他批评蒋介石。他劝蒋介石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两个党就可以互相监督。我的老伴张允和是胡适的学生。胡适是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与我丈人都是安徽人。我的丈人办教育,请他提意见。
   
   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
   
   我认识爱因斯坦是何廉先生介绍的。抗日战争结束了,何廉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是同事。
   有一天,何廉对我说:“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跟他聊天,你愿意去吗?”我说:“当然愿意。”于是,我就去和爱因斯坦聊过两次。
   爱因斯坦的理论,我不懂。我们在一起,主要聊报纸上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我的印象,爱因斯坦非常友好。我们聊天时,真像聊家常。他穿的还不如我讲究,没有一点架子,给我的印象好极了。
   爱因斯坦有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人的差异在业余。”据计算,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
   
   卜舫济校长
   
   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校长卜舫济,美国人,能说一口浦东腔上海话。有一次,他用上海浦东话对学生说:你们离开房间的时候,要把电灯关掉,否则浪费电力,电厂就要发财,学校就要发穷!学生大乐!卜舫济校长亲自授课,教哲学史。枯燥乏味的课程,他教得生动活泼。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的传授:尼采说,不要生气,生气是把别人的错误来责罚自己。
   卜舫济担任校长已经近四十年了,大家对他很尊重。但是,这一次(“五卅惨案”),我们学生去游行的时候,他阻拦我们,不让我们出校去。圣约翰大学及附属中学的学生宣布永远脱离圣约翰。学生的行动得到中国老师们的支持。中国老师们和学生,排好队,拿了铺盖就离开学校。社会各界支持我们,南洋公学也支持我们,后来办了一个光华大学。
   
   与邹韬奋百乐门跳舞
   
   邹韬奋是我在圣约翰大学的前辈同学。我妻子张允和的姑夫刘凤生,跟邹韬奋同班。邹家穷,刘把家里给的钱分一半给邹,助邹上学,两人的关系很好。抗战前夜,我们都在上海,一起玩。他们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约好在礼拜六晚上去百乐门舞厅跳舞,度过非常快乐的时光。那在当时是高尚娱乐。我们都是埋头苦干的工作者,也要轻松一下。
   当时上海有位教育家叫黄炎培,他联络开明士绅,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发展上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经济。他有两位高级秘书,一位是王志莘,另一位就是邹韬奋。
   
   徐志摩家一层楼一个样
   
   徐志摩是光华大学聘请来教文学的。他也是北京大学教授,所以经常在北京、上海飞来飞去,结果飞机掉下地,去世了。很可惜。
   他家里我去过。他住在一个很普通的三层楼房上。第一层布置英国式,第二层布置中国式,第三层布置日本式。一层楼一个样子。
   中国的白话文诗歌到徐志摩成熟了,小说到沈从文成熟了。他们两个标志着白话文的成熟。徐志摩了不起。
   
   赵元任来信四年后才收到
   
   赵元任先生在学术上是了不起的。赵元任在美国教书,我的夫人上过他的课。我常常拜访他,请教他问题。中国语文现代化,是他开头的。
   回国后,20世纪50年代,我们要设计拼音方案。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早在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是黎锦熙先生他们搞的,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赵元任制订国语罗马字,不用中国汉字式的符号,而是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的方案,从学术角度讲是很好的,可是推广上发生了困难。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拼音方案时主要参考了他的学术成果。
   后来我在北京大学上课,出版了一本《汉字改革概论》,赵元任看了以后,就从美国写信给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封信我在四年后才收到。
   
   老舍喜欢讲乌龟王八的趣事
   
   老舍跟我是很好的。在美国常常跟老舍在一起。老舍爱讲笑话,每个礼拜天到我家吃饭,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他喜欢吃中国菜,我的老伴买菜自己做菜。
   老舍很有趣味。他喜欢讲乌龟故事,他讲了很多乌龟王八的趣事。有朋友对他说,你老是讲乌龟,今天就不要讲了吧,你唱一个戏吧。老舍就唱戏,结果还是唱钓金龟。
   小丁的“左倾幼稚病”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笼络许多党派。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在重庆参加政协,长驻重庆。周恩来每月举办小规模的座谈会,聚集一二十人,商谈国家大事。他的秘书许涤新是经济学家。我每次都参加他们的座谈会,所以周恩来一早跟我相熟了。周恩来常说,我们共产党主张民主。大家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共产党宣传要民主,所以知识分子向左转。
   我家发生过一个笑话。抗日战争时期,漫画家丁聪常来我家。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叫他小丁。我6岁的儿子十分崇拜他。一天,我在家中闲谈,说小丁有点“左倾幼稚病”。我的儿子向他告密:“爸爸说你‘左倾幼稚病’!”弄得小丁和我都很不好意思。多年以后,我的儿子到了70岁的时候,对我说:“其实那时爸爸的‘左倾幼稚病’不亚于小丁。”
   
   陈毅的几句话,我一直记着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章乃器担任粮食部的部长。他曾问我是否愿意去粮食部工作,我说我不想担任行政工作,还是回到教书兼银行的老本行。
   我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并在新华银行兼职。
   陈毅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他很好,很看重我对上海经济建设的见解。在上海,与陈毅常常见面开会。后来,北京成立一个中央普通话推广委员会,陈毅做主任,我做委员,又在一起了。我觉得与陈毅很谈得来。
   陈毅很幽默,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他有几句话,我一直记着。他说他到非洲的摩洛哥去,摩洛哥国王请他吃饭。一个客人后面站一个人,叫调味师。国王讲笑话:我们每个人前面都有一盘菜,都是社会主义。但是调味,各人不一样。
   
   与林汉达看守高梁地
   
   五七干校在宁夏平罗的远郊区种了一大片高梁,快到收割的时候了。我和林汉达两人奉命看守高梁。
   林汉达原来是教育部副部长,年龄比我大。他七十多岁,我六十多岁。我们两人得到的命令是:要不停地到处去走,不允许我们站着不动,不允许聚在一起。连看守三天后,没有一个人影。十几里路以外都没有人家,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什么人管我们两个。所以,第四天,我们就聚在一起,还躺下来聊天。
   我们聊的是语文大众化的问题,聊得很开心。
   他问我:“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
   我开玩笑:“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
   他大笑起来!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问一位扫盲学员:什么叫“遗孀”?学员回答:是一种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遗孀。
   他就问:这个“孀”字为什么有“女”字旁?
   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
   林汉达笑着补充:普通词典里没有“遗孀”这个词,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我问:“你查过词典了吗?”
   他肯定地告诉我:“查过,好几种词典都没有。”(多年后才加入。)他提倡语文大众化的认真态度,很令人钦佩!
   我们聊了很多,很尽兴。傍晚了,我们走回去。林汉达边走边说:“教育不只是把现在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一代,更重要的是启发青年,独立思考!”
   
   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关于张允和的生平和写作,亲戚们、朋友们经常有许多谈论。
   一位亲戚说:张允和的笔墨,别具风格。浅显而活泼,家常而睿智,读来顺溜而愉快。你不停地阅读下去,有如对面闲聊,不知不觉忘掉自己是读者,好像作者是在代替读者诉说心曲,读者和作者融合一体、不分你我了。
   一位亲戚说:张允和不是人们所说的“最后的闺秀”。她是典型的现代新女性。她的思想朝气蓬勃,充满现代意识。她学生时代的作文,把凄凉的“落花时节”,写成欢悦的“丰收佳节”;秋高气爽应当精神焕发,为何“秋风秋雨愁煞人”?她参加大学生国语比赛,自定题目“现在”;劝说青年们“抓住现在”,不要迷恋过去。她编辑报纸副刊,提出“女人不是花”,反对当时把女职员说成“花瓶”。
   一位朋友说:张允和既是五四前的闺秀,又是五四后的新女性。她服膺五四,致力启蒙,继承传统,追求现代。不幸生不逢辰,遭遇乖张暴戾。一代知识精英惨被摧残。无可奈何,以退为进,岂止是她一人?
   政治运动像海啸一样滚滚卷来。张允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不得不避乱家居,自称家庭妇女。她研究昆曲,帮助俞平伯先生创办北京昆曲研习社。她八十六岁学电脑,利用电脑编辑一份家庭小刊物,名叫《水》,后来出版集刊《浪花集》。她九十三岁去世那天的前夜,还同来客谈笑风生。来客给她拍了最后一张照片。她的骨灰埋在北京门头沟观涧台一棵花树根下,化作春泥更护花。
   张允和受到人们爱护,不是因为她的特异,而是因为她的平凡,她是一代新女性中的一个平凡典型。
   曲终人不散,秋去春又来。
   张允和呈献俞平伯先生伉俪的贺寿诗:“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这就是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天下的事情,有好处,就有坏处。
   我年轻的时候是搞经济学的,我们学经济的时候,也是一阵风。1955年,中国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成立一个新机构,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领导要我到这个新机构来做语言文字工作,我就改行了。既然改了行,我就专心一致,我的工作主要放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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