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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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马英九和国民党提点建议

给马英九和国民党提点建议

   一、马英九先生的优点马英九先生的优点和不足都很明显。

   先讲马先生的优点。马先生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颇有儒家修养。他原来台北市长办公室悬挂的对联“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就是马英九的祖父马立安题写。

   一位东海的忘年交与其父马鹤凌老先生交好。据他介绍,马老多才多艺,对诗词书画都有一定研究和造诣,对儒家思想更是情有独钟。自称常向子女从小灌输忠孝节义及春秋大义等儒家思想,常以湖南名人曾国藩家书中的两句话训勉儿子:“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在父亲引导下,马先生从小熟读四书五经以及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左传等,其言行中,颇能体现家学的渊源和儒家风范。马先生说:“行有行规,每一行都要尊守行规,绝对不碰财与色,是政治行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马鹤凌老生前颇有政治思想和理想:“主张我两岸政要正视汉满融合、中蒙并存史实,在国内化独渐统,团结合作,全面振兴;在国际化敌为友,协和欧美,共进大同。十二年来,锲而不舍,反覆论证弘扬,已见成效。此乃天下国家必由是而治之大道,继续努力,必能救国救世。”(马鹤凌遗嘱)

   这些思想和理想对马英九先生应有深刻影响。马先生在纪念中华民国建国100周年的元旦讲话中,表示要让中华民国“要做中华文化的领航者。”东海嵌名联曰:有志休愁英士少,但悲不见九州同。特借英九二字为联,以浇自家块垒。

   要真正领航中华文化,要在台湾化独渐统,全面振兴;在国际协和欧美,共进大同,仅仅有志是不够的,还需要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和指导。台湾如何在这个时代全面复兴中华文化,有待于马先生及其同党作出深入思考和英勇决策。

   二、马英九先生的不足马先生虽然很多优点,能够尊孔尊儒,但政治上尊重度还不够高,自己也未能建立中道修养。

   有传言称他为基督徒。对此,他公开表明自己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马英九办公室还曾发新闻稿澄清,强调马英九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天主教徒。没有宗教信仰是好事,没有中道信仰则不好,为人为政不能“允执厥中”,政治格局就大不起来,道德境界就高不上去。

   马先生说过:“仁政与王道是中华文化的精髓。”然而,仁政王道仅是儒家外王追求,而心性学即内圣学,更是儒家精髓的精髓,也是实践外王的内在驱动。仁性中道,可以信解行证。未必都能理解、笃行和证悟,但作为中华政治家,信仰中道是理所当然的。

   台湾政治社会,有一定的儒味,但也很有限,国民党和台湾政府领导层,表现出来的文化水准、道德觉悟、政治品位、思想境界都很有限,有必要进一步儒化。2010年1月,东海作文《给马英九先生及中国国民党几个小指标》,希望他利用自己的权位优势和有利条件努力儒化台湾,并提出了几个硬指标:

   一、 吸收儒者进入领导集团;二、 推动文化界形成一个优秀的儒家团队;三、 开办儒家大学,立四书五经博士;四、 提升儒学为第一学科,将儒经被列为大中小学校必读书;五、 建设儒家电视台、出版社、宣讲团及各种传播机构;六、 鼓励民间建设各地孔庙,作为学习弘扬儒学和各地儒生聚会交流的道场……

   我认为,只有达到上述指标,台湾才具备“中华文化的领航者”的基本资格,才有望逐步把政治推上王道。除了领导人自己要有相当的道德内存,还有赖于儒家群体共襄和力助。古人云,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发现君子儒并尊之为师,是儒化政治、儒化社会、实践王道的重要文化保证。

   但是,东海之声估计入不了马先生之耳,即使听到了,未必听得进去;即使听进去了,也会视为不合实际的书生迂谈。当年马先生竞选总统成功,东海赋诗志喜,诗曰:休言孤岛僻,日耀九州红。选票扬奇彩,儒门出大雄。民心期一统,王道要三通。先祖有遗愿:相携进大同。后来渐渐发现自己寄望过厚了。

   三、三民主义的不足马先生的不足,其来有自,源于国民党的不足和三民主义的不足。

   指导思想是政治的天花板,决定着政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主体文化品质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制度和法律品质,决定了领导集团所能具备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例如,马主义是共产党的天花板,自由主义是西方文明的天花板,三民主义则是国民党的天花板,决定了国民党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

   三民主义缺乏形上信仰性、道统合法性和道义感召力,不足以立己立人立党立国,不足以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不足以制礼作乐建设王道,不足以真正凝聚人心统一中国,这是民国史早已证明了的。

   国民党缺乏精气神,缺乏道德精神和理想光芒,综合素质和能力始终高不上去,党魂党格始终高不上去,就是被这块天花板给限制了。

   三民主义不是民粹主义,却是一种世俗主义,没有批判和抑制民粹主义的文化能力,并且很容易被民粹利用。民主主义、平等主义(本质上属于民粹主义)就是钻了三民主义空子才泛滥成灾的。

   国党领导抗战,收获了很高的民望,却在短短几个月的“劫收”中民心丧尽。经得起枪林弹雨,经不起金钱财富的考验,可谓败得起,胜不起。败得起,说明它不坏;胜不起,说明它不好,好的程度很有限,充分证明三民主义文化之高度、政治之正义、道德之资源和信仰之力量都非常有限,颇为贫困。

   国民党在大陆时,民众破坏政治社会秩序的恶性事件司空见惯,政府权轻威少,原因在此;台湾社会台湾主义(台独)、功利主义、犬儒主义风气颇盛,与三民主义脱不了干系。台湾民进党热衷本省外省、民权民生等话题,这是民进党的制胜法宝,也是三民主义有以启之。

   民权、民生、经济这些问题本身,政府应该关心,必须关心,但不能唯此为大,在维护民权、解决民生的同时,不能放弃文化启蒙、道德教化的责任。政府更重要的职能是树立政治道德,建设政治文明,建立良制良法,即正德正制正法。《大禹谟》说:“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就是政府的职责。

   《周礼》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其中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都属于正德,包括正制正法,唯最后事典才涉及利用厚生,富民政策。“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意谓使各邦富裕,百官胜任,民众生活、生产无忧。在正德正制方面,国民党政府从陆到台都做得还不够。

   民众的素质、民意的品质,取决于政治的品格,政治的品格又取决于主体文化的品性。三民主义政治,在大陆,连“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都做不到,地痞流氓“自由”到了可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地步;在台湾,也未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任凭民粹主义泛滥而一筹莫展。

   一条海峡把中国隔成两个政治实体。有人说两岸的区别是,“一边牛逼的公民追着官员骂,另一边牛逼的贪官追着人民打。”彼岸高于此岸,固然,但彼岸的高度也很有限,民众颇为无礼。须知民有民的尊严,不容侵犯,故《曲礼》说:“虽负贩者必有尊”;官有官的威严,汉官威仪,不能随意冒犯。“公民追着官员骂”,官德或不足,民德也不高。彼岸的高度就受制于三民主义这块天花板。

   东海曾将民国定位为中华偏统,其实非常勉强。信仰非道统,思想非儒家,政治非德治,制度非礼制,外不能攘夷,内不能剿匪;上不能敬天,下不能保民。民国之中华味,孙蒋之儒家范,实在颇为淡薄也。君不见,革命成功之后,依然官不官民不民,师不师生不生,家不家国不国,内忧频繁,外患深重,直到日寇大举来犯。

   日寇固然凶恶,政府也应反思。《易经》说诲盗诲淫,说“负且乘,致寇至。”孟子说“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倒孔反儒,这是最严重的文化自伐、道德自伐呀。孙中山、蒋介石先生虽然对儒家不乏尊重,但面对倒孔反儒的蒙昧主义恶潮,可曾尽到中华领袖的责任?

   日本高度尊崇中华正统汉唐宋,对以儒立国的中华偏统元明清,也不无尊重---尽管发出过“崖山之后无中国”之叹。日本对元朝一味防守,对明朝有所骚扰,对清朝也虚与委蛇,直到清末才放肆起来,但也不敢孤国深入。到了民国,终于产生取代中国而建“大东亚王道乐土”的野心。若非民国太不堪,日本焉敢猖獗如此?若非中国自弃儒家,另辟三民主义蹊径,日本又怎能窃取王道之名而行侵略之实?当然,王道“耀德不观兵”,绝不允许、绝不可能通过武力去推行。

   或认为,台湾解严以后就没人提三民主义了。在大陆的失败也是三民主义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行。这是不理解“名”的重要性。对三民主义,台湾早已有所超越,但仅仅超越是不够的。一种主义只要占据宪位,其影响就不可小觑。

   孙中山先生说过,他传承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儒家道统。但说归说,其三民主义思想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有违道统。儒家关心民族民生民权,但任何时候都不会赋予它们主义的资格。儒家除了“性与天道”即仁性与中道,不许任何东西主义化,民族民生民权也不例外。

   道统不许虚谈。作为领袖,尊崇道统,就必须将道统落实于宪法、政治和制度之中,让宪法成为儒宪,让政治成为德治,让制度成为礼制。一些学者将三民主义视为“道统正传”,把孙蒋当做道统传人,这是孙蒋不可承受之重。对三民主义和孙蒋两位先生过度抬举,实质上是对道统与王道的无知和贬低。

   道统在上,革命必是儒式的,“以至仁伐至不仁”,顺天应人,革故鼎新,革命品质是非常高。革命成功之后,就要开始礼乐的重建,上尊道统,下开科举。故道统在上,必有王道。王道的政治品质和军事能力都是非常高的,不仅如齐桓晋文尊王攘夷而已。尊王攘夷是霸道,不能重建礼制,但能外攘夷狄,内安民众,故亦值得肯定。

   四、给马英九和国民党的建议马先生说:“工程可以把一个国家变大,但只有文化才可以把一个国家变伟大。”说得好,然复须知,文化有优劣之别,只有优秀的文化才能把一个国家变伟大。儒家文化又是优中之优,最有资格作为政治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儒家文化“在朝”,国家想不伟大都不行。

   马先生又说:“即使你有華人的血緣,你不懂中華文化,那你就不能算是真正的華人啊!”没错,以儒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对道德的认知最为高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最为中正,为世界文化最高峰。然而,作为中华民国政治家,仅仅一般懂得还不够,还应深刻领会,并努力付诸于政治制度实践中去,让政治和社会早日儒家化、中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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