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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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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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性恶论批判

荀子性恶论批判余东海前言《性恶篇》是《荀子》一书第二十三篇,系统地阐述了荀子的性恶论,并对孟子的性善论进行了批判。这是荀子思想的核心,是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基石和出发点。

   荀子知道墨子宋子慎子申子惠子庄子各有其蔽,不知道自己也有蔽,其蔽与庄子正好相反,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则是蔽于人而不知天,即蔽于习性之恶而不知天性之善。

   天性即天命之性,即人之本性,自性。此是生命之本质、之实相、之本来面目,为学问之头、文化之根、道德之源----人的一切智慧品德无不来源于此扎根于此。对自性的认知,是判断一个人文化造诣道德水准的最高标准。荀子之所以在儒门中地位不高,被视为儒门中的外道,原因就在他见性不彻。

   人性观的错误是最根本的错误。性恶论错认本性为恶,让道德修养和礼乐文化成了从外部强加的外加法,并从根本上剥夺了生命的伟大、人性的美好和人格的尊严,对人的尊严构成了根本性、实质性的摧残。这就错大发了。

   孟子说:“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这句话大有先见之明,简直就是给荀子量身定制的。荀子言人之本性不善,后患何其大也。他自己虽然守住了礼,两大弟子沦为法家肆无忌惮,导出暴政流毒无穷。

   性善论性恶论,都是就本性而言的。至于习性有善有恶,正常人都知道,何况儒家圣贤君子。或问心有善恶否?程颐说:“在天为命,在物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若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之心。”(《近思录》)心本善,天地之性也;有善有不善,气质之性也。

   气质之性有善有恶,儒家对人类恶习的认知特别深刻,所以对制度法律的作用也非常重视。因为习性易恶,故需良制良法,限制其恶;因为本性至善,故可启蒙教化,引导向善。

   不识本性至善,攻击子思孟子,这两大错误从根本上限制了荀学的品质,对之不宜过于拔高。荀子为儒门外道,《荀子》为儒家副经,这个定位,我自以为如理如实。

   儒学外王统于内圣,内圣外王统一。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是仁,是“性与天道”。荀子不识性,以性为恶,便自绝了内圣之路,实质上也就偏离了外王大道。《荀子》一书作为外王学经典,存在致命缺陷,在品质上犹逊于《春秋繁露》和《白虎通》。注意,说荀学品质不高,只是儒家内部而言。比起其它诸子百家包括道家杂家来,荀学又是很优秀的。

   【原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批判】首句开章明义。伪是人为的意思,后天加工、改造。故下文说“器生于工人之伪”。 唐杨倞注:“伪者,为也,矫也,矫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为之者,皆谓之伪,故伪字人旁加为,亦会意字也。”徐锴曰:“伪者,人为之,非天真也。”古文中,“为”与“有为”同义,所以“伪”就是“有为”。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意谓恶是出于本性之自然,善是出于对本性的改造。本性为恶,这一判断从根本上错了。天命之谓性,天命之性当然是至善,焉能说为恶?当然是天真,如何说人为?正确的说法是:人之性善,其恶者习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至善,发而中节谓之善,发而不中谓之不善。

   性善论性恶论,都是就本性而言的。荀子这里的性就是指本性。《荀子•正名篇》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荀子对“性”下了两个定义:一是“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一是“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

   “生之所以然者”,意指生命本质。徐复观先生认为“此处‘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的‘生之所以然’,乃是求生的根据,这是从生理现象推进一层的说法。此一说法,与孔子的‘性与天道’及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的性,在同一个层次,这是孔子以来,新传统的最根本地说法。”(黄彰健《孟子性论之研究》引徐著,转引自梁涛《即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荀子所说之性,与孔子的“性与天道”及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一样,都是指本性。

   荀子关于性的第二个定义,一般将该句理解为:“本性是由阴阳二气相和产生的”,或“本性的阴阳二气相和所产生的”梁涛先生解释是:“性在和谐状态下,精神与外物相合感应,不经过人为努力或后天教化,自然产生出来的就是性。”(梁涛《即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

   两个定义有所不同,第一个性指本性,第二个性指本性的作用,包括自然情性和生理本能,但都把性限定在先天自然状态。荀子不识本性,故误把自然情性和生理本能当成了本性。

   【原文】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人之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孳,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批判】荀子认为,人自降生时起,就有耳目之欲和声色之好,就好利和疾恶(妒忌憎恨),这就是人之本性。其实,这些都不是本性而是习心习性。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和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也都属于习心习性。习有善恶之别,妒忌憎恨是恶习,良知良能和四心属于善习。

   荀子这里犯了两大错误:一是误认习性为本,二是误认欲望为恶。耳目之欲和声色之好,非善非恶,也可以说是超善---超然于善恶概念之上。没有食欲,生命无法维持;没有色欲,人类如何延续?所以不能以欲为恶。

   欲望,发而中节则善,发不中节则不善,所以不能放纵而需要节制,需要师法、礼义来校正和约束。欲望需要节制,习性需要导良,善习需要培养,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不能将它们视为人之本性。

   有学者根据《明夷待访录》开头一句话:“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将黄宗羲说为性恶论者,也是错将自私自利视为恶了。其实黄宗羲的人性观与孟子一致,是彻头彻尾的性善论者。本心本性本来至善,不良习欲方为恶源,这个观点在其著作《孟子师说》中有大量阐说。

   【原文】孟子曰:“今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曰:“若是则过矣。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使夫资朴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故曰目明而耳聪也。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批判】 “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这么说礼义的修养和形式,可以,但荀子不知道礼义的精神,正是“天之就”(天然而成)的本性,即天命之性,性与天道。礼义修养可学而能,礼义形式可事而成,礼义精神则不可学不可事。董仲舒说:“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礼制因时而改,天道万古不易。

   很多学者认为孟子是性善论的始作俑者,其实不对。孔子和历代圣贤都是性善论者,关此,有诗经、尚书、易经、论语、郭店楚墓竹简等等很多经典依据,东海会在《性善论:仁本主义人性观》中一一提供出来,同时深入揭示性恶论的错误和流弊。

   “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意谓当今人的本性原是善的,由于都丧失了他们的本性所以变恶了。这是荀子引用的孟子的话,没有错,荀子反驳的话才是错的。“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这个判断不符合事实。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没有天生的恶人,人的恶化都有一个过程。

   “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这是人之常情,荀子以之为恶,实属看朱成碧,指鹿为马。“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也是人情之常,人伦之常,天性之常。孟子说“辞让之心,人皆有之。”王阳明说:“知是心之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怎么能说是“反于性而悖于情”呢?

    “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一些学者抓住这句话中的“朴”,否定荀子的性恶观。孟子主性善荀子倡性恶,素有定评。可五四至今时有学者起而否定,似乎二程、朱熹和历代儒家主流都误判和冤枉荀子。疑古、翻案之风,清儒已肇其端,五四更激其浊,一发而不可收拾,百年来几乎无古不疑,无案不翻。某些儒家学者也多少受了影响,亦热衷于疑传统之公论,翻古人之定讞,甚无谓也。

   【原文】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陶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资财而分者,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则兄弟相拂夺矣;且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让乎国人矣。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批判】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大错。圣人(圣王)制订礼乐制度和礼义规范,但礼以义起,礼本于仁义,本于“性与天道”,所以礼义既“生于圣人”,也“生于人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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