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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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耶克》
·《海耶克》目次
·《海耶克》 序
·第一章导言:二十世纪的先知
·第二章风华时代:维也纳—纽约—伦敦
·第三章风雨交加:《通向奴役的道路》①
·第四章赴美前後
·第五章《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与自由》
·第六章晚年总结:《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⑴
·第七章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海耶克生平年表
·海耶克的论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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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而结网 疏理混沌
·论道问学揽风云
·《浴火重生》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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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藏:離心大逃亡——劉曉波《統一就是奴役》序

三地的歷史性角色

    這本書,是劉曉波有關台灣、香港、西藏三地及其與中國大陸關係的論著。記憶中,曉波涉及此三地及其人物的言論不少。而我印象最深者,則是:把達賴喇嘛請回來擔任(全中國的)國家主席。

   這對中國這個漢人占92%的國家,是驚世駭俗的一擊。而它恰是劉曉波風格的典型表現。

   曉波此念,記錄在他2008年所寫的一文中:“以达赖喇嘛在藏人的崇高权威和国际上的杰出声誉,也由于越来越多的汉人皈依佛门,如果中共政权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汉人有足够的心胸,那就把达赖喇嘛请回来担任国家主席,汉藏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臺港藏問題,說複雜是很複雜,歷史不同,族群有別,路徑各異,恩怨糾結,源遠流長;特別是中共建政后一個多甲子的洗腦,愈加積重難返,利害關係盤根錯節,牽一髮而動全身。

   然而,說簡單也很簡單:就當下的大勢而言,三地皆有相同的指向:強烈抗拒並逃離北京的控制。這一離心傾向,是連接三地民意的樞紐。

   這是一個邊緣逃離中心,自由小邦脫離恐龍王國的大逃亡運動。

   這正是劉曉波此書中所描繪的大趨勢。書名提綱挈領, 提示了他的基本論點。

   本書中有相當部分文章,是劉曉波曾發表於筆者當年主編的《觀察》網刊,重覽之下,不由激活了當年鮮明的回憶並重現了那時的基本感受:“人們注意到,每當中國發生一樁重要事件時,人們都能聽到曉波那熟悉的犀利的批判言辭,踏著互聯網的寬頻道路,凌空而來。”當然,發生於臺港藏的重大事件,幾乎沒有遺漏,也都逃不過他的筆鋒。誠如老話所謂“歷史是過去的新聞。新聞是將來的歷史”。

   就這樣,本書形塑了當代三地的活生生的歷史。

   於此,讀者諸君可以循著書中劉曉波當年的眼光溯流而上,探索並目睹臺港藏三地今天發生的故事之來龍去脈,傾聽到到它們的呻吟吶喊,觸摸到它們的苦難與奮鬥,感受到它們的歌哭生死。

   關於台灣,我們讀到台灣人的2.28夢魘,讀到孫中山與黃興的政治遺產,讀到了作為人質的蔣經國及其命運,讀到阿扁與馬英九的起伏漲落,讀到龍應台那把熊熊野火,讀到李敖那副精明驕橫而又諂媚畏縮的嘴臉,以及連戰與胡錦濤那廂間裡的機關算盡的焦慮。

   面對香港,我們讀到了北京在香港強推23條的失敗,讀到了港人震撼世界的爭普選大遊行,讀到了維園紀念六四的千千萬萬燭光燭淚燭海,讀到了北京治港的雙面統治術,讀到了兩種命運——香港大陸化與大陸香港化——的拼死纏鬥。

   涉足西藏,我們讀到了曉波解讀的達賴喇嘛與王力雄的對話,讀到了北京專橫統治與西藏危機的聯繫,讀到了唯色女士因堅守自己的信仰而遭遇的種種厄運,讀到了北京時斷時續與西藏代表談判的策略及其用意,讀到了曉波多年來一以貫之的判斷:漢人無自由,藏人無自治。

   此書再現了21世紀初葉臺港藏三地與中國大陸關係的曲折演變,勾勒出了其命運的不確定性。在運筆這些篇章的同時,劉曉波也投身《零八憲章》的修訂傳播。殺青之後,曉波擲筆,坦然為自己的憲政理念和犀利文字,從容入獄。

   迄今,曉波已陷囹圄七年,本書所聚焦的三地,其间也經歷了重大事變,在某些方面,與曉波書中所述已有所不同:

    

   台灣,經歷了風風火火的太陽花學運和再次政黨輪替,海峽兩岸首腦實現了66年來第一次的馬習會;2016年,從總統到立法院,民進黨以壓倒優勢勝選,全面掌權。

   

   香港,其自治權力正在被北京日甚一日的侵蝕,中共過去承諾的普選被以假亂真,或遙遙無期,終於導致撼動維多利亞港灣的雨傘革命,並催生出了力主“香港本土化”的政治力量;與之相對,北京日益削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其警力公然越境入港綁架香港居民以及外籍出版商,嚴重侵害香港治權與言論自由,香港法治與自由危在旦夕。

   

   西藏,為抗議北京當局壓迫乃至滅絕西藏的獨特文化與信仰,一百五十多位僧侶為爭取信仰自由、為促成達賴喇嘛返還西藏而舉火自焚,前赴後繼;而達賴喇嘛尊者,以其強大溫潤的精神力量和悲天憫人的人格魅力,獲得舉世仰慕,風靡全球,並毅然決然放棄政治權力,退出流亡政府,徹底施行“政教分離”,藏人流亡政府的民主选举业已常态化。

   

   變化誠然神速,然萬變不離其宗。就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而言,三地的基本地位及其功能并未改變。要言之:

   台港藏是中国人的代言者。由於中國大陸言論封鎖,以言入罪,獨立媒體缺位,由于台港藏与中國大陸的歷史淵源和地緣關係,對中國大陸民眾的生存狀態感同身受,由於台港的言論市場與大陸的迥然不同,因此,港台兩地賦有某種(中國大陸)代言人的功能。考察港台兩地的自由輿論以及達賴喇嘛尊者與藏人行政中央的言論與文獻,是觀察中國大陸真实民意走向的重要指標。在這個意義上,臺港藏是中國的風向標,是中國人的出氣口。大陸人不能說、不敢說、沒處說的話,在言論自由的台港被說出來了,也被流亡印度和西方的達賴喇嘛及藏人行政中央說出來了,這就給世界提供了一個中國大陸真實民意的重要參考系。事實上,台港藏已經成為國際社社會對中國的最大觀察哨。

   台港藏是中國人大逃亡的中介橋。從1949(逃台逃港)、1959(藏人逃印)、1962(逃港)、1989(逃港去西方)以來,它們是瀕臨絕境的國人的“出埃及”之路,是通向文明世界之現代橋樑。

   台港藏是中國轉型的導火索。當僵硬的恐龍帝國的中樞日益腐敗頑固野蠻時,在其控制力薄弱的邊遠地帶,天高皇帝遠,它們往往是帝國崩解的先聲和導火線。回望晚清末年,倘若沒有香港(上海租界等)這類遠離北京的邊緣區域作為反清志士的人財以及輿論基地,沒有邊陲西南四川紳商及民眾的保路運動,辛亥革命難盡其功。事實上,今日的台港藏,正在日益逼近當年香港和上海租界的對中原變遷的歷史性角色。

   

台港藏的“波羅的海之路”

   就保障台港藏自身的生存方式及其自決自治權利而言,曉波書中台港藏的近代故事及其當下的演進脈絡,不由不使我腦海中浮現出27年前歐洲那條壯觀的“波羅的海之路”——長達600公里的人鏈。1989共產中國六四屠城之後,在蘇聯大帝國西部邊緣的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脱维亚和立陶宛——1989年8月23日發生了“波羅的海之路”和平大示威,大約200萬人加入了這場活動。人們手牽手組成一個長度超過600公里的人鏈,穿越波羅的海三國,蜿蜒起伏,氣勢磅礴,鑲嵌在三國大地上,畫出了一幅史無前例無與倫比的雄渾人文景觀。這一壯麗的民意鏈條彰顯了三國共同的歷史命運——在1939年8月23日蘇聯和納粹德國秘密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之後,該三國迅即被蘇聯占領。 這一綿延600公里長的人鏈示威顯示了波羅的海三國要求脫離蘇聯、各自獨立的不可抗拒的意志。示威之後6個月,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成為首個宣告獨立的蘇聯加盟共和國,8月20日和21日,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也宣告獨立。此後,8月23日成為波羅的海三國、歐盟和其他國家的紀念日,稱為「黑絲帶日」或「歐洲斯大林主義和納粹主義受害人紀念日」。

   今天的台港藏三地,正如當年的波羅的海三國,在維護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基本權利上,三地的政治利益已經歷史性地連接糾結在一起了,殊難分割。如此,它們正在結成一條人鏈,那是一條精神的人鏈,群體相依,眾心相連,蜿蜒綿延,推拒北京,向外發散,離中共當局越來越遠。台港崛起的年輕世代,甚至結成了政治的人鏈。香港雨傘革命學生前往台灣向太陽花運動的學生取經,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鏈條環節之一。年輕的學子們已經越來越無法忍受北京的蹣跚蠻橫了。

   這是台港藏的“波羅的海之路”。

   

離心大逃亡

   事實上,大中華的多個边缘地區挑战中共統治中心,已經成為基本态势。台港藏之外,在西北,新疆維吾爾族對於北京的野蠻壓迫業已忍無可忍,中共已覺草木皆兵,從而防範森嚴,但野火卻無時無地不可抑制地在地底蔓延;在北陲,蒙古族也不甘於俯首帖耳,一股整合內蒙外蒙的力量正在萌生,他們試圖恢復其祖先成吉思汗的榮光。……

   身處當代,倘若從衛星上俯瞰亞太地區,從更寬闊的視野,不難發現,平衡並制約恐龍黨國、環繞大陸中原的多重環形圈正在逐步成型:

   港藏維蒙……,這是緊貼中國大陸邊緣線的離心鏈條。

   它的外圍,是所謂第一島鏈:北起日本群島、琉球群島,中接台灣島,南至菲律賓、大巽他群島的鏈形島嶼,它連接的國家、地區:日本、臺灣、菲律賓、印尼、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

   它的第二層外圍是所謂「第二島鏈」包括日本列島,經小笠原群島、硫黃群島、馬里亞納群島、雅浦群島、帛琉群島,延至關島及哈馬黑拉馬等島群連接的國家:印度,緬甸,越南,南海諸國,南韓、朝鮮、日本……

   它的第三層外圍是所謂「第三島鏈」, 北起阿拉斯加,经夏威夷群岛延伸经某些美属太平洋岛屿直至美国重要盟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在地緣政治上,作為殘存的共產大國,當今中國大陸處於相當孤立的地位,可謂四面楚歌。即便是北京當局竭力拉攏的俄國,亦是貌合神離,絕難結盟。此外,河內與北京,因南海爭執,已勢同水火。而北朝鮮更是吃定了北京,金正恩乖張的做派,其潛在動機其實是企圖擺脫北京,向華盛頓投怀送抱。

   因此,所有的上述四層鏈條各地各國,在北京政權眼中,基本上皆非友善之邦,源於北京皆視之為美國盟友也。虽然中国外交部门惨淡经营,然收效甚微。雕蟲小技無法解決戰略上的無能為力,蓋因根本的問題出在中國的國家定位。這五年來,亞太地区多個政權交替,還沒有出現過一個不親西方的政權。最近的缅甸局勢的變遷特别令中南海痛心疾首,那是中共多年来扶持的反西方反民主的亞洲“釘子户”,最近也被浩荡的普世大潮拔除以去了。

   曾幾何時,習近平甫一上台,挾“中國模式”財大氣粗之勢,自我膨脹,妄言“自信”。內政向毛氏禍國路線倒退,集皇權,逮律師,封網絡,禁媒體、亂股市;外交拋棄鄧氏“韜光養晦”姿態,劍拔弩張,咄咄逼人:震南海,脅鄰國,壓台灣,縱北韓,“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以弱天下之民。”自以為富甲天下,可延續紅色帝國“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然自2015夏季以來,股市成灾, 貨幣貶值,資本外逃,外交孤立,頓時即被打回原形,陷入楚歌四面煢煢孑立之境,何哉?——“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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