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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婷现象的启示:计生扼杀天才降低人口素质

   
    朱婷现象的启示:计生扼杀天才降低人口素质
   
   
   


    巴西奥运会上,中国女排阔别世界冠军十二年后重新夺冠,令举国上下在“禁药”丑闻的灰头土脸当中喜出望外。但这欢天喜地当中有一道“不和谐”的风景,令当局哭笑不得、尴尬备至。
    这就是朱婷现象——朱婷是其父母违背中国“基本国策”之“超生”产物,正是这一事实令当局哭笑不得、尴尬备至。
    河南的计生官员曾后悔没有杀掉胎儿时期的朱婷,并一度称之为“工作失误”,官员们现在却滑稽地扮作笑脸,盛赞朱婷“爱党爱国”。
   
    据说中国女排意外夺冠后,河南省副省长到朱婷家慰问,对朱婷父母说“感谢你们培养了好姑娘,为祖国赢得荣誉,为河南人民挣了光。您老人家有什么要求呀?”朱婷父亲拿出一张单子说“能把这个单子给报了吗?这是计划生育罚款单,怀朱婷时差一点让你们弄死,到处躲到处藏,最后到处借卖了耕牛交了三万罚款了事”。面对朱父的“将军”,副省长哭笑不得,一行高官面面相觑。
   
    身高一米九四的朱婷,是此次中国女排国奥队的主力主攻手、决赛的主要得分手,试想当年倘若河南计生官员的工作“没有失误”而世间少了朱婷的话,中国队还能夺冠么?
    当年因计生办“工作失误”而逃过屠刀的朱婷,二十二年后鬼使神差帮助中国女排夺冠,给迄今还在坚持“计生”的当局脸上贴了大大的金纸,这无疑是上天对中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绝妙讽刺!
   
    朱婷幸运地逃过了强制节育的手术刀,成长为排球明星,但是还有多少天才的胚胎、甚至婴儿被扼杀于“计划生育”的强横魔掌?在计生系统“少生四亿人”的政绩中,有多少是各行各业的天才胚胎?无法估量。
   
   
    朱婷现象典型地反映出“计划生育”扼杀天才的罪恶性质:挥舞血淋林的强制节育手术刀,你固然可以“计划”人口,但你无法“计划”天才,恰恰相反,你在“计划”人口的同时,也扼杀了天才;计划生育,实为降低一个民族人口素质的最有效手段!
   
    明眼人都知道,天才出自优质精、卵的偶然结合,以及良好的孕育条件,此种与父母的智商、文化并无关系,而与父母年龄、健康、受孕天时、地利等息息相关,因此,天才出自偶然,并不能得自遗传,如:
    爱因斯坦的父母并非科学家或能人,爱因斯坦的子女也没有一人能成器;古典音乐巨匠巴赫的父母也不是音乐家,其子女也无人成为音乐大家;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则是小富农,其母更是文盲、、.朱婷的父母,也不是运动健将。
   
    但是靠谐音字研究出“秦始皇是说蒙古语的女真人”的物理学学者朱学渊老,突然无师自通地“懂”发明出智商遗传理论,硬说:父亲小农儿笨蛋(与“老子英雄儿好汉”相似),并认定山东农民教授刘因全先生惨遭人流的二儿子——流得好!否则长成人必成为“刘因斯坦”——即刘因全第二。
    此既反映出朱老目无人权、骨子里邓小平的属性,亦反映出朱老不知天才产生偶然性的机械唯物主义脑残。
    实际上,只要刘因全身体足够好,配偶够年轻,出生后教育够力,其二儿子完全可能成为刘国梁甚至爱因斯坦第二!完全不会受父母智商的局限。
    潍坊计生委丧心病狂强制引产刘因全的二儿子,完全可能是扼杀了一个天才。
   
   
    正因为天才产生的偶然性,所以迄今为止天才并不能以试管研发,在流水线上生产。因此,天才的产生,必要以人口的数量来保障:
    虽则有数量未必有质量,但没有数量则肯定没有质量!
    诚然,光有人口的数量,而没有健全的教育,到处充斥着专制的压迫的话,有天才也会被埋没;但若根本就缺少人,空有健全的教育和自由的制度又有何益?岂非无的放矢?
    这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道理。
   
    与之对应的是:同样的气候条件下(因为炎热或过冷的气候也不利于人才),人口多的国家和地区,其天才必更多——英国与新西兰面积相等,但英国人才远比新西兰济济,为什么?因为英国有七千多万人口,而新西兰只有四百多万人口!
    同为西欧国家,英国的人才优势也明显超越法国,为什么?因为英国人口比法国多近三分之一,英国有七千多万人口,而法国只有五千多万人!
    三国后期,为什么蜀汉在三国中人才最为凋零,连同处南方的东吴都大不如,以至于“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这主要是因为蜀汉只有九十四万人口,只相当于曹魏的五分之一,东吴的三分之一。
   
    可见人才必要以人口的数量为基础。
   
   
    但物理学学者朱学渊却不认此理,以比计生委“主旋律”还要狂热的劲头鼓吹“少生优生”——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殊不知这完全是南辕北辙。
   
    在计生委血淋淋的狠命压制和荒唐引导下,三十年来中国人“少生了四亿人”,然而人口的素质果真提高了吗?相反:
   
    “邓计生”自1980年全面推行以来,中共计生委(2013年合并为“卫生计生委”)一直鼓吹“少生优生”,并为实现所谓的”少生优生”,大肆宣扬晚婚晚育,然而,在计生系统强制“提倡”晚婚晚育的三十多年后,中国非但没有收获“少生优生”的结果,反而收获了“少生劣生的苦果”。
    在计生委的铺天盖地宣传洗脑和强制“提倡”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计,中国大陆妇女的第一胎生育年龄,已由1981年的22.78岁,飞升到2010年(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9.13岁,妇女“晚育”之晚,不仅大晚于世界平均水平(24.65岁),晚于美国的妇女的平均育龄(约26岁),甚至超过了欧洲最晚育国家之一的德国(约29.1岁);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妇女第一胎的平均育龄,由约24岁增长到29.1岁,经历了四十年的时间,而中国大陆妇女第一胎平均育龄,仅十九年就从22.78岁飙升到29.13岁的时间!可见其政府强力推动的人为因素痕迹。
   
    随急剧的“晚育”化而来的,是中国大陆新生儿缺陷率的不断高涨,前所未有地夺得“世界冠军”。根据中国卫生部(卫生计生部)的监测数据:
    1996年到2010年,中国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增幅达70.9%, 增幅达全球之冠,现在平均每一万名新生儿中就有149.9人患有先天性缺陷,每年实际发生的出生缺陷至少有80万—120万,即每30—40秒就有一个出生缺陷儿在中国出生,缺陷发生率高踞世界首位。其中的神经管畸形(即先天性智障)发生率在缺陷儿中高达百分之十以上,亦高踞世界第一,中国人被称为全球神经管畸形的“珠穆朗玛峰”。
   
    也就是说,计生委竭力鼓吹并强制实行的少生、晚生政策,非但没有提高人口素质,反把中国打造成为世界头号智障、白痴大国!
   
    为什么说计生委竭力鼓吹并强制实行的“晚婚晚育”政策,是在大幅降低中国人的素质?因为生育学界已经证实:
    新生儿的先天素质,与其父母的生育年龄息息相关,在最适宜生育年龄范围之外生育,必然会降低新生儿的素质、并增加其缺陷;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发现,男性在25岁~35岁之间,精子质量最高,此后精子数量和质量都会下降;而女性在30岁以后,卵细胞储备减少90%,卵子的质量大幅下降,而生育能力降低。
    而高龄孕育大大增加胎儿畸形和夭折风险,已是公论。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表明:30岁~34岁的生育女性,出现早产风险会比29岁以前提高20%。25岁~29岁生育妇女,新生儿缺陷发生率仅为1/1500;30岁~34岁,则大增到1/900;35岁~39岁,则猛涨到1/300;45岁以上,竟飙升到1/40!
   
    而中国的计生委,正是在竭力制造着三十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上生育的高龄、超高龄产妇,正是在大力的推动劣质精子与衰老的卵子结合。中国智障白痴发生率前所未有地夺取“世界冠军”,当然是此种创举政策的必然“政绩”!
   
    面对新生儿缺陷率和智障双双“夺冠”的尴尬事实,国家计生委一方面不得不承认“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却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把责任一股脑地推到环境污染的头上,甚至倒打一耙,胡说新生儿缺陷率的不断高涨,是因为计生“服务”不到位、工作不彻底。
   
    那为什么“计生服务”更彻底的城市,出生缺陷率会高于农村地区呢?
   
    无可否认,“改开”以来,尤其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十多年来,环境的严重污染,肯定是导致新生儿缺陷率上升的因素之一;但环境污染是否就是中国新生儿缺陷率上升的主因?请看事实: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中国空气污染世界排名名列全球第七,位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之后;中国的水污染很严重,但也比孟加拉国、印度和某些中非矿业国家为轻,但是中国新生儿的缺陷率却远远高于这些国家,这是为什么呢?
   
    这完全是违背生育自然规律的恶果!此种智残障比例的飙升,就是朱学渊所鼓吹的“少生优生”?
   
    人口数量与人口素质的对应,甚至可以感觉得到。请大家睁眼感受一下,中国大陆独生子女的“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三代人,比起生育高峰的“六零后”一代,人才是更兴旺了,还是更凋零了?当然是凋零——其中异议群体尤为明显!几乎到了后继无人的绝境。
   
   
    对此,朱学渊先生选择性失明,他从机械唯物主义苏联式“白板”论思维出发,硬说人是一张白板,只要有好的教育,就可以把人教成天才。
    此真乃无视常识的荒腔奇谈:明白人都知道,人的天资客观存在,千差万别,十个手指都有长有短,可况不同的人乎?靠教育就能把人造成天才吗?中国古话说:“玉不琢,不成器”,若你不是一块玉,无能怎么雕琢,又如何成器呢?
   
   曾节明 于2016.8.28丙申丙申壬午
(2016/08/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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