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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刘盆子”王洪文

   
   
   头号政治明星王洪文
   
   古今中外,人生之颠踬,命运之无常,莫过于专制社会中的政治人物,他们一旦卷入权斗,就是成王败寇你死我活,此类惨烈和血腥故事难以尽述,无以复加的应属文革,而文革中最悲剧的要数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开幕,八十岁的毛泽东主持会议,七十五岁的周恩来做政治报告,三十八岁的王洪文做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当上仅次于周恩来的党中央副主席,其接班人地位已确凿无疑。
   文革中,文化艺术等行业批“三名三高”(名作家﹑名演员﹑名教授和高稿酬﹑高奖金、高工资),明星们被随大流的民众唾弃,惟政治明星一枝独秀,不安分者蜂拥竟逐,从江青为首的文革小组成员到造反起家的五大学生领袖,都是一夜成名,享誉全国。其中的魁首非王洪文莫属,六六年时的一个普通工人,七年后一跃成为毛、周的后继者,世谓火箭式蹿升。王洪文做报告画面出现在电视报纸上,他身着簇新的草绿色军装,两块鲜红的领章映衬着年轻俊朗的面容,对比死去不久被人咒为“奸臣相”的“前任”林彪,显出伟岸的“高大全”形象,庶几复苏了老百姓久违的明星意识,他们在仰慕中探问“这位英武的领袖是何许人也?”
   
    在“安亭事件”中脱颖而出
   
   “他们”当然不包括上海人,王洪文早就名扬上海滩了。
    文革大潮掀起后,王洪文、潘国平等工人举旗造反。他们一上场就气势如虹,大手笔地把目标对准上海市委,为此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并要求市委承认。市委以中央不允许成立跨行业组织为由拒绝。“工总司”赴京告状,潘国平率一千人登上去北京的列车,受阻于南京;王洪文率一千人登上去郑州的特快,受阻于安亭,他们卧轨拦车扩大事态。张春桥要收编上海工人造反组织,不顾市委反对,答应了工总司的要求。当时,红卫兵运动出现乱象,逸出毛泽东设想的轨道,毛有意让工人替代红卫兵推进运动,便赞同了张春桥的意见。
    工总司旗开得胜,头头们论功行赏排座次。此前,潘国平的风头在王洪文之上,王洪文提出先自荐再评议,让最根正苗红的当负责人。他先自报家门:雇农出身,在长春郊区长大,从小放猪放牛,十六岁参加志愿军援朝打仗,退伍后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过保全工和保卫科干事,四清时贴工作队和党委的大字报,文革后率先造反,是共产党员。光党员一条就把潘国平比了下去,他如愿当上了工总司的司令。
   
    登上上海的政治大舞台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上海召开批斗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大会,王洪文压轴讲话,在宣告上海旧市委垮台的同时,也宣告他本人登上政治大舞台。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一月风暴”。不久,上海新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洪文当上了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汉两个造反组织发生声势浩大的武斗,毛亲自去调解,不料他的驻地东湖宾馆被其中的一派“百万雄师”的人包围,他仓皇出逃撤到上海。上海也在武斗。王洪文指挥三十万工人手持长矛短棍击垮了反对市革会和工总司的上海柴油机厂联合造反司令部。惊魂未定的毛观看了武斗纪录片,甚为赞许。深夜,毛坐轿车巡视外滩,见一群工人头戴藤帽,手持长矛,雄赳赳地守卫在市革会门口,毛觉得上海形势和武汉大相径庭,工人完全能控制局面,由此见识了有魄力的工人领袖王洪文。
   
    走向最高权力之路
   
    一九六八年国庆节,中央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代表去北京观礼,王洪文是上海领队。毛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王洪文,还把他介绍给林彪,林彪决不会想到这个无名小卒将是他的“替身”。
    一九六九年王洪文参加九大。陈毅作为“右派”代表与会,王洪文不仅事先收集《陈毅反动言论小集》,还在会上第一个发言批判“陈毅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丑恶嘴脸”。会上,王洪文当上中央委员。
   林彪事件后,王洪文负责审理林彪在上海的死党,他把收集好的材料直送毛,博得了毛的信任。毛向来推崇刘邦、朱元璋那样老粗出身的皇帝,他要在林彪之后选一个“年纪小,学问少,立场坚定,有政治经验的人接班”,“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又当过干部”的王洪文成了最理想人选。七二年九月,毛调王洪文去北京学习,让周恩来传帮带,周主持的会议都让他参加,还让他发表意见,为他接班做准备。
   
    文革“刘盆子”
   
   毛虽然推崇王洪文的“工农兵”履历,但对他能否担大任仍有疑虑。“十大”前,毛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王洪文请人给他解读。西汉末年,赤眉军起义造反,要拥立刘邦后裔为帝,十五岁的放牛娃刘盆子凭抽签坐上龙椅,因年幼无知,受人左右,最后一败涂地。毛以此提醒王洪文:身居高位,要以刘盆子为戒,增加学识和能力。
    王洪文对毛感激涕零,但他的资质领会不了毛的深意,他的品行更难达到毛的要求。他好动不好静,别说看深奥的马列著作和古书,每日坐着看文件都没耐心。他贵为王储,才干没长进,吃喝玩乐却跟上了。他喜欢钓鱼、打猎;喜欢玩豪车,除了国家配置的汽车,还在上海弄了六俩豪车;他有时一天吃四顿酒,早餐和夜宵都要喝茅台,喝得舌头打结说不清话。有跟王洪文做了两月文书工作的人,写了一首打油诗为他画像:
   上海都督西郊游, 下马且饮洗尘酒。
   高宾良朋欢腾座, 挥拳舞觥夜作昼。
   深山猎兔驱快车, 大江射雁泛轻舟。
   糊涂官司君休问, 上车莫忘鸡和狗。
   
   尽管毛悉心栽培王洪文,一九七三年九月到七四年五月间,让他十六次陪同毛和周接见外宾,但王洪文的表现让毛明白他的不堪造就,不到一年就启用邓小平取代了他。
   
    下场不如刘盆子
   
   当了三年皇帝的刘盆子投降汉光武帝刘秀,得官田租税奉养终身。
   文革“刘盆子”王洪文没这么幸运。他被捕时身为中共副主席,在四人帮中罪行最轻,却享受不到“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是林彪、江青集团中唯一受酷刑的主犯。审讯人员为逼他交代,对他施用各种刑具:强行注射兴奋剂不让他入睡;用“电响器”几十分钟鸣叫一次,刺激他的神经;用愈挣扎愈紧固的重刑具,拷得他难以站立……
   后来,王洪文和吴法宪、邱会作关在一起。吴法宪对他说“我们当年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一下子当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已经晚了。”确实晚了。比之打天下的“开国”将领,他永远是一个机器加油工,从造反到当副主席不过是南柯一梦。
   有天放风,王洪文没走几步就像门板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他死于肝病,也可以说死于酷刑,卒年五十六岁。
   
   原载《动向》2016第七期
(2016/08/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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