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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童话(4)

19.奔向农村
   
   
   
   经过了一年努力奋斗的哥哥,第二次高考后仍未被录取。

   一九六○年底,报纸上第一次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做有文化的新农民。
   哥哥自愿报名去北京郊区公社当农民,把申请书交给了“东四街道办事处。”
   “妈妈希望你上工厂呀,”我问他:“干嘛非要去当农民呢?”
   “我想了解社会,了解各个阶层。”他说:“从中也锻炼我自己。妈妈仅仅从经济上考虑,这是庸俗的想法。先别告诉妈。”
   他一面等着批准,一面仍夜夜攻读。两个多月之后—— 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上午,只听邮递员在大门外喊道:“遇罗克的信!”
   哥哥跑出小屋。他一面看信,一面走进院里,兴奋地叫道:“太好了!太好了!”
   “什么好事,罗克?”院里的四家邻居都探头问道。
   “红星人民公社让我在一星期之内去报道!”
   邻居们听了大不以为然。
   “我立刻去迁户口!”他跑进屋里,忙着找户口本、粮本、副食本。
   “罗克呀,你急什么?”姥姥说道:“再有一两天就卖春节的供应品了,一年才这么一回,差一天你都等不了?”
   “等不了,等不了。”他故意用淘气的声调说。
   “再说,也得等你妈回来呀。”
   “等不了,等不了!”哥哥做个鬼脸就跑了。
   他匆匆去派出所迁户口。姥姥一边做着饭、一边惋惜他那一份即将到手、却让他扔了的副食品。
   哥哥迁了户口回来,吃完午饭,便收拾行装。首先放在包裹里的便是书、纸、笔,又放了个脸盆,拿了两三件旧衣服。
   “别弄乱我的小屋,”他嘱咐我们:“星期天我还得用它呢。”
   再见了,小屋!哥哥临走时朝它望了望。小屋的门紧闭着,象在静静地等待主人的归来。
   我们帮他拿着行李上了汽车。他在车窗里探出头来:“我会给你们写信的!叫妈妈不用惦记!”
   汽车扬起一股尘烟……
   
   
   他走了,家里却像少了不止一个人,有些空落落的。我不免时时想起他,想起他儿时到现在的成长过程,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更深深地觉得:在我家里,有一位多么不一般的人!可奇怪的是——我越佩服他,越觉得他不会有好的结果。我不相信这个社会能给杰出的人以出路。
   
   四天以后——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日,便接到了哥哥的第一封信:
   
   妈妈、姥姥:
   我平安地到了这里,一切顺利。领导对我很热情,将我安排在菜园小队。这小队包括温室组。初来乍到,远远看到几个碉堡似的圆形建筑,原来是培养蘑菇的温室。女同学大多分到温室组。菜园小队共三十个高中学生,我们算是农业工人,先发给工资二十五元。住宿舍、有食堂、饭票制。食堂菜给得很多、很便宜。主食是大米饭和馒头。我第一次领到工资,可高兴了。买了几块钱饭票,给您买了瓶好酒,给姥姥凭票买了半斤点心,还买了大葱和鸭蛋。这些好吃的都放在床底下。剩下的钱,我星期六下午回家时交给您。
   来到农村
   一切尚好
   夜间出门
   仅防狗咬
   罗克
   1961.2.8
   
   
   “这孩子,没正经的!”母亲哭笑不得地说:“也不等我回来就迁了户口跑农村去了!和谁商量啦?真是要多任性有多任性!工厂找个工作还成问题?不听,非要跑农村受苦去!唉!幸亏是农业工人挣工资!”又对我们说:“还有你们一封呢!”
   
   
   最想念的妹妹弟弟们:
   今天我已经上了社会大学的第一课——扛阳畦的草苫。二百来斤重的草苫,社员一扛就走,可我却感到十分吃力。队长要把我调到温室组去,我拒绝了。别人扛得动,为什么我就扛不动?咬咬牙,一天到底干下来了。虽然疲累不堪,但心里格外轻松。
   愿你们常给我来信!
   你们的好哥哥 灯下草
   
   “好哥哥”——他常这样调皮地自称。当然,他是受之无愧的!
   
   
   星期六傍晚,哥哥到家了。他晒黑了,显得高了些,肩膀也显得宽了、有力了一些。他把钱都交给了母亲,母亲让他留了五元零用,感到十分欣慰。
   哥哥又从中抽出一元对姥姥说:“这一块钱您买戏票吧!以后我每月孝敬您一块钱。”
   “好小子,”姥姥笑得合不拢嘴:“姥姥也花上你的钱了!”
   “以后姥姥的一块由我给吧,”母亲说:“你的五块零花就是你的,每月我收你十块足够。我给你存起来。”
   其实,父亲劳教还未期满,家里正艰难,母亲想把钱存起来是做不到的。
   “这是我送给你们的。”哥哥高兴地从书包里拿出了三本书,送给罗文、罗勉的是外国童话,送给我的是《裴多菲诗选》。他在罗勉那本书的扉页上题词:
   书本是海洋,
   字句是波浪;
   眼睛是帆船,
   载着你呀,
   到“抱着天的怀里”去游荡!
   
   “这‘抱着天的怀里’是什么意思呢?”他解释道:“这句是外国一本儿童诗里的——蓝天问大海:‘大海,你为什么这么蓝?’大海回答:‘因为我的怀里,抱着美丽的天。’——写得多美!”
   他给罗文讲那篇童话《黑母鸡的故事》为什么是世界名作、为什么好;又翻开我的《裴多菲诗选》说:
   “‘爱情、自由’是裴多菲最有名的一首——‘爱情、自由,人们要的就是这两样!为了爱情,我献出我的生命;为了自由,我又将爱情牺牲!’写得多好!柔石译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还有这一首,”他翻着书,找到那首《路上》,指给我看道:“这首写得也好。一个多年不见母亲的人,走到回家的路上,想着一会儿见到母亲将说些什么,但是一到家,什么话都没了,只是吻着母亲‘象果实挂在枝头’,多逼真动人!”
   “哼,你还知道这个!”母亲不在乎地评道。其实,她心里不定多高兴呢。
   
   
   他的第一个月的工资、他辛勤劳苦的血汗钱,当他得到时,想的不是自己、却都是别人——如何让家里每一个人愉快、如何提高我们对文学的爱好、如何让母亲、姥姥感到欣慰。他在钱财上的不自私,胜过我和弟弟、胜过父亲;却太像母亲、又超过母亲。我们深感到有了哥哥是多么幸福。这幸福的感受,是我们从父母那里未觉查出来的——父母从来不读世界文学名著,说不出他那样的话来。
   
   母亲对哥哥的职业越来越满意。这不仅是哥哥不在家吃、住还主动交她十元、后来“转正”长了工资又主动交她十五元;更因为“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副食品奇缺,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多亏了哥哥在当地的牛奶厂买奶油、撑死的填鸭等等,给全家补充营养。母亲幻想着,有一天对我们说:“等我一退休,就上你哥哥那儿去,开个小菜园儿、种点儿架扁豆、种点儿黄瓜啦、丝瓜啦,兴许会给你哥哥看孩子呢。”——从来不想看孩子、也从未看过孩子的母亲,竟然破天荒地说出要给哥哥看儿子、等着抱孙子的话!
   
   可是,哥哥有女朋友吗?在那禁欲的、长达几十年的年代里——中小学、中专、大学,是禁止学生搞恋爱的,正因此,也从来没设立过“生理课”。除了儿时他对大眼睛的叶丽丽的夸赞之外,哥哥没接触过异性。如果说天天见到过异性,就是我这唯一的妹妹——两个弟弟也一样。在那禁欲的年代,我们不但对生理一无所知,对于我来说,就算有人讲,也以为是和“淫”连在一起、听也不要听;而父母、姥姥也从不讲的。初中、高中、哥哥全是在男校度过。也许他爱过——对刘明臣那纯洁的爱。在他的日记里,记载着对他的爱、就像对一个爱人那样钟情。但是他们什么行为也没有,所有的只是单相思—— 一种爱的精神上的寄托,那个刘明臣未必知道。——这就是我们那时的典型的、又是普遍的柏拉图式的单相思、精神爱。它“毒害”得我如此之深,直到我今天已六十一岁、在德国又生活了二十二年,性泛滥、性电影……天天充斥于每人的生活之中,然而我—— 一个结了四次婚的女人,仍相信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是最高尚的。它使我不仅不以为自己在受过毒害,反而以为,在那禁欲的年代,它给了我唯一的好处——我爱的,是在爱一个人时产生的幻想,而绝非具体的人——我甚至深深地感谢它;感谢那禁欲的年代给予我的这唯一的好处。
   我们在走向成年,而哥哥已是成年。我们谁也没发现过他有女朋友。若说有,那是有一次哥哥又是周末回家,星期天上午,我走过写字台,发现一首他刚写完的诗:
   桑田里桑树多美,
   桑叶儿飒飒低语;
   遇见了我的人儿,
   我心里多么欢喜!
   
   桑田里桑树多美,
   蟋蟀将琴弦弹起;
   遇见了我的人儿,
   ……
   
   这首既像民歌、又像白话文自由体,读起来朴实亲切、朗朗上口。哥哥那清秀又有点劲拙的笔迹,写在一张横格纸上,并非像要投稿,文中有一两处涂改的痕迹。他一进屋,我赶紧躲开了,一面却偷偷观察他,打算做如何处理——只见他面对那首诗愣愣地,然后拿起来,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撕了……
   也许,他在农村里认识了谁?也许,是一位女高中生、像他一样?或许,由于种种原因,他知道毫无希望?
   我相信感情含蓄而丰富的哥哥,渴望着爱。
   
   
   春节,姥姥又被二姨接去。父亲没有回来。母亲带了我们四个,去照“全家福”。这是哥哥到农村以后的第一张“全家福”。他显得有些黑瘦,稚气未脱的神态中,暗含着一股不屈的韧性,韧性里又透着开朗、乐观。而母亲显得多么劳碌、操心;已过中年的她,面容有些憔悴,心力也像疲惫了。似乎她勉强支撑地坐在中间,四个孩子围着她。或许,她唯一能活下去的支柱,就是四个孩子的灵魂、和他们未来的前途?
   
   
   
   
   
   20.考入中专
   
   
   一九六一年九月,我考上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心里那个高兴,竟举着报到通知书,在院子里欢蹦了半天!
   “这下我可有盼头了,”母亲那天多喝了半盅酒;高兴地说:“熬出一个是一个呀。看来,只有上中专这条路最好。学校管吃管住,四年一毕业,出来就是技术员,蛮不坏!”
   可是当初,我多么担心考不上啊!不是别的,而是怕政审不合格。
   “妈,”记得临到口试时,我曾忧心忡忡地问:“要是问起您和我爸爸的右派问题,我可怎么说呢?”
   “你就说:‘我要和他们划清界限’——就这么说!”母亲爽快地回答。
   “我一定考不上,一定考不上……”
   是的,我还从来没那么说过。升入初三时,我们的班主任是共产党员孙亦芬老师。暑假中,她把我们出身不好的学生,一个个叫到她家里,找我们谈话,问我们对家庭有什么认识。我不认为父母有错,无论是在兄弟之间或同学之间、还是我的日记里,从未抱怨过父母半句话、更遑论“划清界限”?可她却以自己为例,说自己出身于官僚资产阶段家庭,但自己始终是跟党走的。在她面前,我总是要哭,真不知回答她什么好。她的儿子从幼儿园回来了,“张六一”,她两眼充满了慈爱:“来,到妈妈这儿来,喝桔汁。”她叫儿子“张六一”,连姓一块儿叫,这也许是革命的叫法吧。她是那么疼爱她的儿子。而我们,却要强迫我们的脑袋搬家、去仇视自己的父母、去说违心的话。正因我说不出来,所以操行始终得“中”。凡会说假话的都改成了“良”——李俊华劝我别太认真,因为就要毕业了。可我就是说不出来。有一次在放学的路上,我对与我一起报考“工艺美校”的李俊华说:“若是中,我不会考得上。”说着,就哭了。没想到,她竟把我的灰心话告诉了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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