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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关于文革50周年的访谈


   
   ——接受记者Huang的电话采访
   
   

   
   问: 希望能得知文革50周年,对阁下的意义,或是对遇罗克先生所牺牲的意义?这些年来,中国到底有没有认真反思文革?对您们来说,「文革」是甚么?
   
   
   答:我对政治与经济都没有研究, 只说说自己的感想吧。
     文革50周年对于我家人来说, 意义很大。 在今年的清明节, 有无数的微信在纪念遇罗克, 从半夜清晨起,微信电话铃就不停地响, 悼念遇罗克的话语及对他照片的传播, 几乎是铺天盖地。 60后﹑70后﹑80后和90后们, 以及还活着的30后﹑40后﹑50后们, 这好几代人, 都没忘记罹难已46周年的遇罗克。 对此, 我家人是很出乎意料的, 也感动之致!这说明, 哥哥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的《出身论》, 以及有关出身的一系列文章, 令这好几代人刻骨铭心! 也说明, 《出身论》 仍具有现实意义。 这是好事也是坏事:既反映了出身与等级的问题和当局如何对待的问题, 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又说明象胡耀邦那样具有开阔心胸的领导人还是太少了。中国政府的心胸还不够开阔, 并不想从制度上根本去解决问题。 其实, 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 并非难事, 关键是想不想去做。过去, 一说到“制度”二字,就立即说你是敌人。 现在, 毕竟中国还是在进步,可以提“制度”二字了, 哥哥的在天之灵, 也会为此感到欣慰的。
   
     您又问: 文革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 文革, 我认为就是毛泽东想消灭他心里的政治异己份子, 利用青年人的无知与盲目性, 借机搞乱天下;借着青年人的无知和盲目,消灭各个阶层他想杀掉的人物与无辜的老百姓,尤其是与他一同创建天下的亲密的战友们, 为此血流成河, 他在所不惜。
     我对政治没有研究, 也没有理论水平, 只是自己的直觉,谈不到全面和深刻。
     您问这些年来,中国到底有没有认真反思文革?从我每天必读的“共识网”, 以及海外的一些网站来看, 认真反思文革的文章很多,作者并不都是经过文革的老年人, 更有中年人和年轻人, 他们愿意独立思考, 很多文章是很深刻的。
     我很佩服周志兴先生创办“共识网”的心胸, 他是一定要左中右的叁种观点都有。其实, 正因为不是一种言论,那网站才更有比较性和可读性。 领导一个国家, 其实也是这样, 不应该只有一种言论。我常想:以周志兴先生的开阔心胸, 以及他文章里透出的温暖的人情味儿, 最适合在政府里担任领导人,而且应该多有象他这样心胸的领导人。以便能够象胡耀邦那样: 人性大于党性。
     但即使心胸开阔,国家领导人也应该主动地给自己设立“笼子”,才不至于让自己的权利膨胀;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 其实各国都是一样。制度健全了,国家自然进步;不健全, 社会就不能进步。
   
   
     问: 从阁下的博文中所见, 也是关心国际时事的。 在下希望能得知: 现在有人说文革復僻,阁下对这方面有甚么想法吗?外国媒体都将习近平比作毛泽东,您怎么想?
   
   
     答: 虽然我关心国际时事,但我没有研究。
     我不认为文革能再次在中国出现。因为五十年前的文革,并非全国的老百姓要它出现,而是掌握军权的毛和林彪以及他俩的舆论支持者竭力要文革出现,是靠煽动起青年学生的盲目性起来四处造反, 才变得轰轰烈烈的。 那时候,各重要党报的头条, 天天就是欢唿: 《向红卫兵致敬!》,《红卫兵干得好!》,《红卫兵就是要大破四旧,大立四新,走上街头!》, 《谁敢反对毛主席, 就砸烂谁的狗头!》…… 这种舆论铺天盖地, 这种以党的名义对头脑发热的学生们的支持, 是史无前例﹑也是别有用心的。绝大多数年轻学生, 本来就是喝“狼奶”长大的,既不看好书又不会独立思考,一个个自以为在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保卫红色江山, 那种心比天还高的疯劲儿一上来, 还能有理智吗?
     但现在习近平等政府领导人, 是不希望象毛那样去做的, 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政治基础。毛和林是希望国家大乱, 习和王是希望国家不乱, 他们掌握着军权, 就算有人想造反也造不起来呀。因为现在没有能乱起来的上层根基。现在很清楚:毛是害怕自己死后遭到政治上的清算,所以要来个大清洗, 把刘少奇那一派都消灭掉; 借机也把民间的所谓政治异己份子们都消灭掉。
     您说: “外国媒体都将习近平比作毛泽东”,但我知道的太少了, 就算是这样,习近平第一次担任国家领导人, 他也得由无经验到有经验, 也得有个学习与熟悉的过程, 以及体会与实践的过程, 谁也不是神。 既然国内还没有选举权, 不希望他担任国家主席,那应该由谁担任呢? 就算再换一个, 就一定比他更好吗?
     只能说:老百姓希望他能越做越好, 得给他时间, 谁让中国没有选举权呢? 就算有了选举权,也不见得就不会选举出一个恶魔来,比如德国的希特勒以及其他一些东欧国家的例子。 我只能说:盼望中国领导人有一天能想得开, 能学习台湾——既有选举权和开放报禁,又能有另一个党派出现,两党互相比较,看谁做得更好; 这样才对国家是有利的。
   
   
     问: 由于该段歷史之长,在下也知道一个电话访问很难交代,所以希望能得知当时遇罗克先生着《出身论》的初衷、遇到的阻碍,以及着作的目的(虽然在下在网上能引用,但如果我能从阁下口中得知,对读者而言几更能投入)。
   
   
     答: 最早, 是1966年的7月, 哥哥就开始动笔写关于出身问题的文章了,因为他多年来,深深感到出身问题的不合理以及多么害人了。
     那时, 他起的标题是: 《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 接着就是文革的红八月, 两个弟弟为了躲避学校对出身“黑六类”劳改队的折磨,即对“地富反坏右”子女,外加“黑色知识份子”的“黑知”子女, 因被红卫兵打死也是白死, 而凶手却不受任何惩罚。 于是, 俩弟弟决定买个红卫兵的袖章, 趁机扒上“全国大串联”已人满为患的火车, 南下去了广州,远离了北京。 当时毛号召全国大串联, 每个城市都有招待学生白吃白住的接待站。
     俩弟弟不在家, 哥哥写完了那篇文章, 给我和父母看, 我们都觉得好得很, 说出了多年来人人想说而又说不出的心里话。 我只是连说“太好了! 太好了!” 而父母说“写得好”的同时, 更多的却是担心。 我是既高兴又钦佩; 父母是既欣慰又不安。虽然哥哥和我都很理解父母, 但我们毕竟太年轻, 而他们的担忧是积于多年的人生经验。
     由于哥哥有间自己的小屋, 那个放煤和噼柴的窄长又潮的小黑屋, 成了他的卧室和书房, 所以,每当哥哥不想听父母的劝告时,就不言不语地走开了。
     最起初,俩弟弟住在广州市的一个中学, 收到哥哥的文章之后, 与广州的其他学生, 如龚小夏她们,先是把文章改名为《出身论》, 自己油印又四处张贴,所贴之处, 读者都挤得水泄不通,手抄的, 留言叫好的, 向作者致敬的; 当然也有喊骂的, 要砸烂作者狗头的, 反响十分热烈。
     弟弟写信告诉了我们广州的巨大反响, 并邮寄来一卷他们用刮印方法油印的《出身论》,详细介绍了如何不用油印机也能印制, 因当时油印机根本买不到。 哥哥十分激动高兴, 他买了油墨﹑刻笔和腊纸, 就在他的小屋里, 和我一起试验起来, 刮印得很清楚, 然后我们四处张贴, 也是围观的读者处处挤得水泄不通, 两种反响十分激烈。
     十一月份天冷了, 俩弟弟从广州回来了, 我们就一起油印和四处张贴, 这在拙作《一个大童话》里都详细地写了。
   
     其实, 我们只能感激父母的开通与豁达,若是别人家, 父母会寻死觅活又哭又闹再下跪又苦求子女别写这文章,别张贴,若儿女不答应,父母就哭闹个没完, 儿女又该怎么办? 难道离开这个家吗? 往哪儿去呢? 甚至父母的出身不好, 再也不希望儿女也找个出身不好的人结婚, 也是这样哭闹个没完的。 因此,不能不感激我父母心胸的豁达, 他们实在没给哥哥更多的压力,尽管他们担忧哥哥的生命,从一开始直到最后的一天,但他们只是无可奈何, 事先就全部料在其中; 这样的父母, 不能不说是具有伟大胸怀的。
     2013年10月, 香港“晨钟书局”出版的拙作《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一书, 详细地写了哥哥为了《出身论》及与之有关的一系列文章,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不仅是他失去了个人的生命, 还有与他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的《中学文革报》的成员们以及读者们,都为之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1966年12月底, 我因日记问题被同学扭送进“北京市公安局”, 由那里被送进“北京第一监狱”。 1967年一月, 北京四中的牟志京发起办报纸的愿望, 与六十五中的我大弟弟遇罗文, 共同创办了《中学文革报》,而哥哥只作为不要分文的投稿人。白天, 他去“北京人民机器厂”上班,做为“学徒工”, 每天八小时繁重的体力劳动, 每周日只休息一天。哥哥写文章往往是在深夜里一气嗬成。
   
     牟志京的出身并不坏, 他父亲是教授,是高级知识份子, 家里没有任何政治问题。 参加的成员, 几乎一半家庭出身是没有政治问题的, 纯粹是正义感在驱使他(她)们去做这一切。 与之一起为报纸共生死的《中学文革报》成员是: 郝治﹑牟志京﹑遇罗文﹑遇罗勉﹑王建复、李金环、纪亚琴、张富英、王玲、张君若、王嘉材、张丽君、王世伟、张元琪、阎世均、张颖、陈家华﹑帖汉﹑陶洛诵。
   
     以第一期第一版的《出身论》为创刊号,由于反响巨大, 一售而空, 又出了以《出身论》为头版头条的专刊。共出版了六期。是当时无数种小报中最受欢迎的报纸, 这在书里也有写。 我在香港“晨钟书局”出版的《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一书里, 除了每一期头版头条笔名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是哥哥写的之外, 凭着我对哥哥文笔文风的直感, 注明了我认为哪些没有署名的或是假名的文章,也是哥哥写的。1967年4月,戚本禹宣布《中学文革报》是大毒草, 只好停刊了。
     至于成员们为《中学文革报》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在《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一书里尽我所知地写明了。香港“田园书屋”是否还在卖这本书, 我不清楚。
   
     当时我因日记问题劳教叁年, 已不在家里; 叁年期满后, 接着又当了十年农民。
     当我回到北京时, 哥哥已就义好几年了, 《中学文革报》的成员,彼此之间,几乎也没有再来往。 罗文与最早的恋人陶洛诵不再联系, 而我倒是喜欢她, 去她家找过她好几次聊天。张富英与遇罗文结婚生子, 后来又离婚。 罗文又爱上了别人, 结了二婚又生了第二个儿子, 一家叁口与大儿子现在定居在美国。大儿子很有才华很有出息。 小弟弟罗勉和太太还住在北京,女儿在日本结婚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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