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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义,那心里的痛

一.
   
   突然,我收到一信:
   “大姐,南京的一位叫做丁灏的先生,你认识吗? 他的弟弟丁平说:你们两家是世交。他想和你联系上。 发此信,也为了核实一下。”
   此信是“共识网”的作者柳栋发来的。

   由于我这写不好评论的人,曾经张冠李戴地认为他是广州的那位知名人士柳栋,闹了个笑话,还写篇小文纠正过;所以,我们有时通信,我干脆就称呼他为“佛佛”:一是他的博客叫“半佛半魔禅”,二是打这两个字很省事,他同不同意,我就不管了。
   我立即回信说:
   “佛佛, 你这人,可恨,可恨,可恨! 就因你说过,你从来不留信,看后全部立即销掉。 假如你留着,就去看看我刚认识你给你写信时,就给你写过:‘南京有我父母的老友丁大爷,他有个儿子丁灏大哥,文革前还来过我家,他尤其和哥哥特别谈得来。如果我回国看看一定去南京,很想去找他们,也不知道丁大爷和伯母是否还健在。’ 当时我写了这些话,你是只字不提,看来,你早就忘了我写过什么了。 我都不知道丁灏还有个弟弟叫丁平,当然想认识他呀!这还用说?麻烦你告诉他我这信箱,让他写信吧。丁灏大哥早就退休了吧,他一家人都好吗?”
   
   
   回忆起那唯一一次见丁灏大哥来我家,是在1966年“破四旧”之前。我从“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毕业还在实习阶段,那是炎热的夏天,当时丁灏大哥是去内蒙出差(他在南京大学)考察地质回来,路过北京特意来看看我们。
   
   父母(尤其是母亲)一见他就喜欢如故,一转脸就对我们赞不绝口:“看你丁灏大哥,温文尔雅,极有才华,又有事业心,对老人多有礼貌,句句话都中听。” 她满脸都写着:“罗锦,我希望你和他搞对象,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
   我只知父母和他父母的友谊颇深,但为何那么深,以及丁家的历史,还真不清楚,因为父母很少给我们讲述过去的事情,我们也习惯性地不问。虽然我对丁灏大哥的印象极佳,可我当时似乎对谁都没心思去搞对象;就连我爱了四年的同班同学国栋,也是空中楼阁式的幻想,尤其是父母离婚后给我的反面影响,自己总觉得这辈子都不会有什么意中人, 因此对母亲的话我就装听不见。
   
   当时,我家的住宿条件已很拥挤: 哥哥白天劳累地在“北京人民机器厂”上班,住在他那昏暗狭窄的小煤屋里,一个不宽又发潮的单人木板床。里屋,我和姥姥也不宽的双人床就让给了丁灏大哥。 外屋,除了父母的双人床外,姥姥与罗文罗勉挤睡一夜,我就睡在了放衣物的大躺箱上。
   丁灏大哥说在我家只住一夜,却和哥哥坐在屋前的海棠树下,聊到大半夜,十分投机。
   天热,宽大的老旧竹帘挂着,双扇屋门开着,屋里早就关了灯。而他俩,坐在海棠树下的小板凳上,沉浸在夜色的昏暗中,面对面地低声聊着天,不时地发出笑声,毫无睡意。
   我躺在大躺箱上,迷迷糊糊地听着和想着:“他, 是哥哥理想中的‘我’呀,哥哥把他看成是自己的活化身哪:他比哥哥大一岁,在南京,他俩从呀呀学语起就熟悉。哥哥所有的幻想和愿望:学习与人品的优秀、好读书、有才华、入团、南京大学、研究生、全国考察矿藏与岩石并游览大好河山、还可尽情地写作,这一切哥哥的追求与梦想,丁灏大哥全部实现和做到了,且优秀地继续在做着,并深刻细腻地体会着。哥哥的理想和梦想,丁灏大哥全都有了,他正是哥哥希望达到的活生生的样板。 而恶运却都集中在哥哥身上了:学习与人品虽然优秀杰出,却三次报考大学都因出身问题而不被录取,他现在仅仅是在工厂才挣16元工资的体力劳动学徒工,明天,他还要劳累地去上班。”
   然而,从他俩那开心的压低的笑声里,从那些我听不太清楚的谈话中,我感觉不出哥哥的任何酸楚和委屈,也感受不到丁灏大哥的任何歧视与傲慢。似乎他俩早就融为一体了:是他们谈论着社会的现象与政治?还是社会的风气?或是远方所见所感的风土人情? 就算给他们十天半月,他们也聊不完呵。
   无论他俩在聊什么,他们视对方仍是彼此六岁时的纯真无暇。一个是在初中的“入学登记表”上没写“资本家和右派出身”的成功的他,一个是因写了“资本家和右派出身”的永不能成功的他。其实,他俩完全是一个人,完全是被人为的政治,活生生地拆开的两个不同的样板。
   而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他俩谈话时的心情: 自由自在地直抒胸臆﹑互相的理解与提升,全不受社会的政治、舆论、歧视与等级的影响,这,需要有多高的修养和心胸啊!需要有多么丰富的知识啊! 他们只被对方的思想与人品所吸引,忘记了疲乏,忘记了应该去睡觉; 他俩知道这一夜过去,将不知何时才会再相见,他们宁可一夜不睡; 这,又需要多深的理解和爱!
   
   遗憾的是: 过去的几十年来,中国都没有什么节假日。谁出差路过哪个城市去看望亲友,顶多半天一天就得离开,不仅不可能为这向单位请假,更不可能为这失去不易得来的工作。
   丁灏大哥走后,便与哥哥经常通信,好像那一夜的聊天还远未聊够。 每次的来信,哥哥都爱不释手,赞他有文才有思想,且一手潇洒漂亮的钢笔字,哥哥极为珍爱地保存着他的每一封信。往往, 他会情不自禁地夸赞:“看这首诗,他写得多好!”
   回信时,除了叙述生活里的事,他便也以诗回赠。
   
   不久,文革“破四旧”来临, 有一天, 丁灏大哥突然给哥哥来信说:“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 草草几句问候便结束了。哥哥便明白了,于是将他的信全部烧掉了,也回信说:“我也是第一次给你写信、、、、、、”
   哥哥把这事告诉了我,并看他亲手烧了信。当时我还不以为然,心想:“真有那么严重吗? 那些都是心灵的真迹啊,烧了多可惜!”
   往后,就是我因日记被劳教,哥哥进了监狱被判死刑,俩弟弟去陕西插队、、、、、、我们两家人,彼此无音信直到今天。一晃,就是半个世纪!
   没想到通过柳栋这位神交,竟联系上了。
   
   
   次日(7月6日), 柳栋回信说:
   “我有印象,大姐过去谈到过地质学院的丁灏先生(我就是在科学大院长大的)。 但是,不得不遗憾的告诉大姐:前两年丁先生已经过世!他在文革中也被隔离审查,好像和你哥哥的案件有关。出狱后,一直受到打压,直到郁郁而终。 他的弟弟丁平是在网上看到大姐和小弟的对话录,才通过他的同事和我的姐姐联系上的(她俩过去认识)。 具体情况,尚不了解。
   待你们两家故交重新联系上,小弟也会知道的更多吧。 明天白天我就跟丁平先生联系。 我知道,大姐看到这封信,心情会难过。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我的眼泪唰地流下来了。
   
   
   
   二.
   
   罗锦大姐:
   您好!我是南京的丁平,系丁灏之弟。在《共识网》上读到您写的文章中提到丁灏大哥,我很激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您还记得我大哥!
   
    中学时的丁灏 (照片)
   
   根据您文章中有关柳冬先生的线索,我通过各种渠道寻找柳冬先生的联系方式,以期得到你的联系方法。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与柳冬先生联系上,并得到您的邮箱地址。
   下面我简单把我们家庭文革以来的情况向您介绍一下:
   我父母与您父母是多年老友,友情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文革之前他们一直保持联系;我父母亲由于文革中丁灏受到迫害而担惊受怕,分别于1971年和1976年去世。
   我们可以算是世交,特别是我大哥丁灏与您哥哥罗克兄都是智商极高的才子。您的记忆力确实很好,大哥丁灏1958年考入南京地质学院(后该院水文地质专业并入南京大学地质系,1966年春于南京大学地质系研究生毕业)。文革期间,丁灏因受罗克兄的《出身论》的牵连,被关押六年,受尽摧残迫害,头部被打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癫痫;尽管如此,他以非凡的毅力,克服身体上的疾病,在地质、考古、书法、文博以及西方现代艺术等领域发表了许多文章,成为一位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丁灏不幸于2010年4月去世。2013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独行蹊径》有较详细的介绍。
   我们兄妹一共六人,丁灏是大哥,我最小,四个姐姐,现在都住在南京。
   如果您回国,请能抽空到南京来,大家见见面。
   为了联系方便,我们能否建立微信联系?我的微信号是、、、、、、,您邀请我加入微信朋友圈,我确认即可。
   盼收到你的回信!
   祝
   吉祥安康!
   小弟丁平
   (下面是他的家庭地址,手机与座机电话号码。)
   
   接着,丁平又一信说: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才九岁,不谙世事;但有些事情还是有记忆的:1967年十月罗克兄来过南京,曾来我家看望我父母,当时灏兄不在家,罗克兄小坐一会儿就离开了。他高高的个子,戴副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之所以在上个邮件里说灏兄“因受罗克兄的《出身论》的牵连,被关押六年”,是缘于罗克兄被捕后,1968年,北京市公安局派专案人员来南京我家、我父亲单位和丁灏兄单位“南京大学”调查。北京市公安局专案人员在我父亲单位对我父亲说:“你朋友的儿子遇罗克是现行反革命,你儿子丁灏是幕后主使。”我父亲听了以后就倒下中风。
   丁灏兄后来说,他被北京市公安局专案人员提审数次,意欲挖出罗克兄的幕后指使者。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您,大约是1982年左右,丁灏兄去北京办事,曾去北京玩具六厂找过您,厂里人说,您当时已经不在厂里了,好像是调到作协去了。
   我出生于1957年5月,属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比大姐小一轮。该读书的时候遇到文革,荒废了学业,只读到文革时的高中毕业;1979年进工厂当工人;成家也比较迟,没有子女。
   
   丁平最近的来信:
   罗锦大姐:您好!
   多年来我基本没有信可写,也不会电脑打字,已经发给你的邮件是我自己起个草稿,请朋友帮忙打字,所以回复不及时,望谅解!至于其他顾虑,我是一点没有!只是写作能力太差,所以这篇文章就劳您多费心了!发表之前请给我看看。
   关于丁、遇两家友情的由来与发展,因我是家里最小的,知之甚少,只是从父母和灏兄谈及遇家时获得一些零零碎碎的信息,既不完整也不详细。这几天,我也问了四个姐姐,试图多收集一些有关我们两家往来的情况,可惜,她们了解的也就是我知道的。下面尽我所知叙述如下:
   1946年,我父亲(1911--1971)在徐州与友人合伙开了一家名为“华丰转运公司”(即现在的物流公司),通过铁路做运输生意。听父亲说,伯父遇崇基系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毕业,与伯母王秋琳在徐州开了一家营造公司,伯母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我估计他(她)们就是在那个年代因生意上的往来而成为朋友,进而成为挚友。你们家1949年北上到北京;我们家由于祖父祖母住在南京,于1951年南下至南京。父亲来南京后买了二处房产,并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拍卖行,公私合营后任拍卖行副经理兼估价师;母亲在家料理家务、照顾孩子,没有工作。“三反五反”运动中,父亲因人缘好,或是还算幸运,没有受到厉害的冲击,但是,家里一处临街的门面房产被没收,没收的具体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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