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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政权的脆弱性或导致旧体制回归

   胥志义:政权的脆弱性或导致旧体制回归
   
   为解决东北经济“断崖式下滑”,国家发改委又启动一批项目,落户东北,预计投资1.6万亿。能不能救东北,恐怕很困难。我们不是曾有过“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计划吗?东北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不是全国垫底吗?但在短期内,解决就业,挽救过剩产能,提升GDP可能生效。本文并不讨论这一问题,而是说,以国家投资来提升经济或解决危机,将导致计划经济国有体制的回归。
   
   经济发展不可能是线性发展,必有起有落。当经济出现低谷甚至危机时,在市场经济国家,虽有宏观政策,政策却必须通过微观主体的决策才能发挥作用。而微观主体是私企和个人,他们是完全责任主体。只有当微观主体的困境(社会中一部分微观主体的困境表现为宏观上的经济下滑或危机)是来源于政策(如流动性短缺或税负大高)时,政府政策才会发生作用。当这种困境是来源于市场(如结构失衡)时,政府政策便很难发挥作用。因为私企或个人承担刚性经济责任,必须对投资负责,即便有扛扞,私人投入的部分仍是经济责任的核心。因而即便政府有什么宽松政策,在市场低迷情况下,私人也不会投资。


   
   所以,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起有落,有经济危机,却是市场的自我调整和修复。它能通过部分陷入困境的经济主体破产,迅速纠正错误,不使局部危机转变为整个社会危机,因而决不会产生经济崩溃。
   
   中国的宏观政策却是一种国家直接投资,所以政府行为在短期内,确实能增加经济总量,防止危机,并保持经济的线性发展。但国家投资与私人投资有重大区别。A,私人投资只考虑经济收益。而国家大部分投资的目的却是维持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在出现经济下滑,以及由经济下滑带来社会危机政权危机(失业、财政、合法性等)的情况下。B,私人投资的失误只涉及少量个人或企业,国家投资的失误却是全社会买单。
   
   也许在市场出现很多机会时,国家投资也能取得某种收益,具有某种合理性(如合理的基础设施)。当市场低迷时,私人投资审慎,为了防止社会和政权危机,政府大部分投资目的只是防止社会和政权危机,将难以取得效益。这些无效益投资的不断累积,必然不断的加大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崩溃,甚至国家破产的可能性。中国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采用的一轮比一轮更规模宏大的经济剌激计划,正是走在这一道路之上。
   
   这种国家投资对体制有什么影响?A,它增加计划经济比重。B,它是国进民退过程。C,市场机制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日趋弱化。所以,只要把经济增长当作政权的唯一合法性,为了政权稳定,政府不断进行这种投资便是必然。时间一长,虽然政府的本意不是消灭私有经济,甚至鼓励私有经济发展,却由于计划的加强,国企的增加,以及为保国企对市场规则的破坏,中国私有经济(包括外企)将慢慢萎缩。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回归计划体制的过程。
   
   当这种国家投资的浪费达到一个临界点,可能产生重大金融危机,可能出现恶性通胀,国家信用可能崩盘,政权岌岌可危时,不排除政府会采取关闭市场的暴力手段(控制所有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冻结主要经济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实行全面严厉的外汇管制,甚至于物资配给等),不使中国出现那种表面上的经济崩盘,中国则完全回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时代。
   
   当然,按市场派或改革派观点,政府进一步放松管制、扩大自由,实行土地私有化,国企私有化,政府彻底退出微观经济活动等,而非一轮又一轮的进行国家投资,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如果政府采纳这一观点,中国体制将走向另一方向,即完全的市场经济,中国双轨制的模式也将终结。
   
   问题是,意识形态能否转变?权力利益集团是否同意?最最重要的是,政府有没有充足的自信,能容忍经济下降,并有多种方法(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有起有落,在经济下落时的社会和政权危机。如果政权脆弱至无法承担一定甚至较大的经济下滑,又不愿实行政治改革,结果是要么政权垮台,要么回归旧体制,中国现在的模式也不可能持续下去。
   
   有人说,中国的改革进行不下去,有意识形态原因,有权力利益集团原因,在早一段时间,或许成立。现在的核心原因则是政权的脆弱性。也许,中国已经错失了改革的机会。
(2016/08/3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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