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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国家崛起”是什么崛起?

   胥志义:“国家崛起”是什么崛起?
   
   国家崛起只有在国家是一个族群或组织,并在与他族群、他组织相比较、相对抗时,才能显现出来。当经济要素特别是人可以突破国界自由流动,且流动日趋广泛频繁时,国家日趋成为一个地域概念,而非族群或组织概念。
   
   商品资本技术劳力的跨国自由流动,产生跨国企业,跨国企业的国属具有明显的模糊性。比如,我们现在说的中国企业,实际上是中国国土上的企业,中国国土上的企业,不一定是中国人的企业。它有着复杂的利益主体,资本可能来自日本,技术可能来自美国,工人则显然会主要来自中国。这种建在中国国土上却不一定完全是中国人的企业,国家政策不论是支持它或限制它,都无法显示政策是“爱国”还是“卖国”。因为你支持了它,可能支持了中国人的就业,却也支持了外国资本和技术拥有者的利益,可能是“卖国”,而限制它,限制了外国人的利益,同时也就限制了中国政府的税收和中国人的就业,也非是“爱国”。单个企业中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和多国化,国家对它只能中立,既不能背负“卖国”的骂名,却也无法承担“爱国”的责任。


   
   个人择业自由权的确立,和个人择业范围超越国家,使职业道德高于个人国别。郎平曾任美国女排教练,在国际比赛中竭尽全力与中国女排对抗,是其职业道德,我们无法说她“叛国”。同样,在外企工作的“白领”,研究收集中国国情和经济数据,为外企服务,也谈不上是“特务行径”。推销外国产品的“买办”不是“洋奴”,为外国资本技术流动穿针引线的“掮客”,也非“汉奸”。泄露企业“机密”,影响的只是企业利益,也难以扯上“国家利益”,那怕损害的是本国企业,得益的是另一国企业。“出卖”企业技术情报丢失的只是职业道德,而非基于国别的品格道德。
   
   社会个体包括法人利益在没有侵害他人与公共利益的情况下,高于政府目标。比如美国苹果公司在国外设立制造工厂,增加了外国人的就业机会,减少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是基于国外的劳力成本低,可以为苹果公司带来更大利润。2012年,奥巴马就曾问乔布斯,为什么不把就业机会留在国内,乔布斯说不可能,因为在外国设厂成本低,而且不是只低一点。苹果公司的利益目标高于总统增加国内就业机会的政府目标。美国人工资高,苹果公司不选择在美国设厂,只是减少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并没有侵害美国个人和公共的利益。正如一个企业没有聘用一个求职者,并没有侵害求职者的权利一样。所以,即便是美国总统,也无法运用权力,为了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强迫乔布斯把产业撤回本国。
   
    个人的发展并不是国家的发展。中国GDP超过日本时,曾有人提出疑问,说日本在海外投资超过万亿美元,所以存在两个日本:本土的日本和海外的日本。而这些海外投资创造的GDP并没有进入日本国家的统计,而日本人在中国投资所创造的GDP却进入中国的统计,如何能说“超过”?其实这种认识,正是传统国家观念在作怪。说存在一个海外日本,并不准确。日本人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只是个人的发展,并不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发展,也正如温州人到全国各地发展,只是个人的发展,而不是温州的发展一样。所以,比较中国与日本的GDP,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那个更好,只有在人和资本难于跨越国界流动时,才有意义。一旦存在大规模资本与人的跨国流动,国家之间的GDP比较与竞争,便变得毫无意义。
   
   “中国崛起”,是中国人的崛起?还是中国这一地域经济的崛起?仰或“朝廷”崛起?这三者在某些方面或有重合之处,但不同却也显然。“朝廷”崛起比如军事力量强大,并不等于中国人崛起;如果中国很多人或中国很多企业通过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崛起,只是这一部分中国人的崛起,并不等于中国这一地域的崛起;同样,如果中国国土上有很多跨国企业,地域经济的崛起并不等于中国人的崛起。全球化削弱了国家的组织特性。所谓的“国家崛起”也就变得很虚幻。
(2016/08/2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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