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广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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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动向杂志采访孙文广:济南六四纪念活动160600

孙文广教授与济南六四纪念活动
    ——对未来,我充满了美好期待
   (本文发表于香港动向杂志2016年6月)
   戈晓波采访
   

   早在1960年,还是山东大学物理系助教的孙文广教授,就因“妄议党中央”遭受到了政治迫害。直到1982年12月被平反前,孙文广教授先后两次被判刑,前后刑期加起来,他足足坐了八年大牢;此外,还被关押在“牛棚”里度过了两年多时间。
   
   平反后重返大学讲台的孙文广,果断地把自己的学术事业从物理学转移到了经济学领域。他除了先后担任过山东大学管理科学系与经济信息管理系的副系主任、系主任之外;还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经济学研究论文。与此同时,重获自由的孙文广教授依然保持着壮怀激烈的政治参与热情。在八十年代里,他积极参加校园里的民主选举,并且成功当选为山东大学校工会副主席,而且还当选过济南市政协委员。
   
   八九学运兴起后,孙文广先生除了在校园里书写大字报,发表公开演讲;而且还为山东大学校工会代笔致电全国总工会呼吁支持学生运动。5月20日,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颁发的首都戒严令出笼后,孙文广教授又以个人的的名义,先后在山大校园里张贴了两份要求李鹏引咎辞职,以谢国人,以及解除戒严为主要内容的《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
   
   多年来,孙文广老师不仅著书揭露中共极权统治,而且还在每年的“六四”纪念日悼念六四英烈;2003年,他还前往香港亲自参加了六四维园烛光晚会。自2008年以来,孙文广教授还积极组织济南公民连续九年成功举行公开的六四纪念活动。2009年,孙文广先生还为公开纪念赵紫阳而被警察打断了四根肋骨。也就是在这一年,他既与刘晓波共同获得了全美学自联的“自由精神奖”,也还当选为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的荣誉理事;此外,他还于2012年获得了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的赫尔曼-哈米特奖。
   
   临近今年六四纪念日,年过八旬的孙文广教授,早早的就被党国政治警察软禁在了家中,即便这样,他和他的朋友们仍然于五月十五日晚,在他的“家庭监狱”里成功举行了一次六四二十七周年研讨会。这一消息,通过互联网极大鼓舞了天南地北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这之后,也就有了全国各地纷纷掀起公开纪念六四的热潮。
   
   此篇访谈录,做得甚是艰难。在孙老师接受我的采访过程中,日夜驻守在他家大门外的警察,多次闯入他家予以检查或盘问;然而,毫无惧色的老教授却配合本人出乎预料的圆满成就了这次访谈。
   
   
   孙文广和他那些勇敢的朋友们
   
   戈晓波(以下简称戈):孙老师您好!您是从哪年开始公开在济南举行六四事件纪念活动的?
   孙文广(以下简称孙):2008年。前不久,我在参与网上发了一篇文章,你可找来看看,那上面既有文字,也有图片,很详细。
   
   戈:第一次纪念活动的情形,您还记得吧?当局事后没有打压与报复您吗?
   
   孙:我们第一次聚会悼念六四,只有七人,是在邵凌才家中举办的,其中六人是六四判过刑的,这次聚会的照片和消息上网后,国保很快就根据照片找到了几乎每个人的家中,分别警告、恐吓,甚至威胁我们的家人。
   
   戈:您能讲讲2009年那次在济南市英雄山纪念六四时,被警方打断数根肋骨的经历吗?
   
   孙:2009年,那次不是去纪念六四,而是因为去纪念赵紫阳打断了肋骨的,一共打断了四根。
   
   戈:你们今年的纪念活动为啥要提前半个多月呢?
   
   孙:我们以前的纪念活动,都是在六四当天,后来我们发现,这样做,当局都会使用各种方式阻挡我们出门,甚至跑到一些朋友家里进行恐吓,所以我们就提前行动。开始,我们提前几天;后来就提前一周;这次,我们干脆提前了半个月。
   
   每次纪念活动的最大困难,就是怎样在活动前尽量保密,不要让国保们知道消息,可是又要通知一些人,这样就很难了。用电话,他们会监听;用网络,他们也会窃听,所以就只能口头传递消息,今年我们计划好了在成丰桥广场搞活动。
   
   戈:结果呢?
   
   孙:结果,我们准备在成丰桥搞纪念活动的消息,还是被国保侦破了,等我们的人到了广场才发现,四辆警车,几十个国保在那里严阵以待。这时,我们一些朋友就决定,另找一个聚会点,并且很快就把到场的一部分人带到了一个饭店。
   
   戈:当时您在哪儿?
   
   孙:我在家里,因为国保为了阻止我去广场,派了十几个人守在我楼下,堵住大门口。就这样,他们还不放心,于是又派了两个人,到我住的二十一层,用一个很长的椅子堵住我的房门,两个人坐在上面,我根本就没法开门出去。这时,我就抗议、呼喊,他们根本就不听这一套,死活不让我出门。
   
   戈:这样,您就成了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困兽,后来呢?
   
   孙:到了晚上,我就打110报警,最后到了九点多钟,他们也有些累了,看守我的人就剩下了六个,分成了两班,楼上两个,楼下四个。这时,我的朋友们就来看我,想在我家搞一次聚会。
   
   戈:到您家来的朋友一共有多少?他们能顺利走进您家吗?
   孙:我的一些朋友们来到我家楼下时,一些国保已回家了,剩下的与山东大学保卫处的人一共只有六个了,而我的朋友却有十一、二个。我们人多,他们人少。开始,我的朋友还和他们说理,后来就直接冲上楼了。
   
   戈:真猛!他们在您家待了多久?听说,你们还搞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对吗?
   
   孙:是的,我们搞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作发言,别的朋友也讲了话。活动还是比较成功的,我们还做了录像与拍照。我这里有张照片,可以送给你。
   
   戈:真帅!居然还有好几个女英雄!邵凌才老师好像一次都没缺席过“六四”纪念活动?
   (注:我刚问完此问题,突然就听不到孙老师那边的声音了,直到很长时间过去后,他才又开始说话。)
   
   这样一来,活动就搞成了
   
   孙:对!刚才国保们来我家了,他们在我这里呆了两个小时。邵凌才原来是英语教师,六四后被开除公职,然后流落社会长达20余年,尽管这样,但他却依然矢志不渝地争取自由与民主。当年学潮时,他刚从一所中专调到济南机床一厂教育处工作,因参加学运的缘故,他被判了四年徒刑。他是济南第二批因参加学运而被逮捕判刑的人士之一,在他前面第一批被判刑的罪名,几乎都是“反革命罪”;由于国际社会的干涉和压力,当局在判决邵凌才这一批时,就把“反革命罪”的罪名,改成了普通刑事犯的罪名——“扰乱社会秩序罪”。
   
   戈:济南“六四”纪念活动搞得最有声有色,好像是2012年“六四”当天在中山公园里举行的那次吧?据说,当时您不仅在公园发表了公开演讲,散发了传单,而且还带领围观民众高呼了一些“过激”口号。有趣的是,在场监视你们的国保,居然没阻拦你们的行为。这种传言,靠谱吗?
   
   孙:很靠谱!2012年那次,我们有五个人去了中山公园。那一次之所以能把纪念活动搞得很好,是因为我们事先做了一些准备。当时,我每天出门(当然是到了六四前后),都有公安的人开车送我。那天,我是和山东大学一位老师一起去的。我对警察说要出去买书,但我的目标却是中山公园。我们沿着泉城路(济南市中心的主干道)这条有很多书店的主要街道,一个个书店往前边走边看,我心里很清楚,我要找的那本书,在这些书店是不可能有的。最后到了中山公园,那里有个旧书市场。到了那里后,我就开始看书。因为事先我们都约好了,大家分头去。过了一会儿,我环顾一下四周,看到人都到齐了,于是,我就开始演讲和撒传单,拉出了一个平反六四的横幅。
   
   跟着我一起去的那两个公安,突然看到这种情况后,好像不知所措了,所以就没干涉。另外,中山公园就在济南市公安局的对门。路北是公安局,路南就是中山公园。开始提出选这里搞活动的方案时,很多朋友都否决,都不愿意,都觉得方案不可行,因为靠公安局实在太近了。但我认为,正因为警察他们以前没碰到过这样的事,就算他们突然去把人调来,那也需要一段时间;而我们却可在这一段时间内把这个活动搞成。那天发生的所有情况,也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
   
   其实,2012年这一年,我们搞了两次纪念活动。一个是在中山公园,就是我刚才讲的有五个人参加的那次;还有一次,是在解金玉家附近搞的,他因 “六四事件”被判过六年徒刑的。当时,解金玉开了一个路边小吃摊,卖羊肉串。我们一起到他那里去吃饭与聚会。活动结束时,我们举着“悼念六四二十三周年”的标语合影留念了,那张照片,后来被传到很多海外媒体上了。
   
   戈:据说这次参加活动的人不少,对吧?
   
   孙:的确比较多!活动到场的有将近二十个人,参加照相的少一点儿。还有一些朋友因在上课,或者在政府机关里工作,他们不愿抛头露面,被当局追查,所以就没到场。参加照相的人中,有一个九零后大学生,还有山东大学的两个老师。这次活动搞得也很不错,因为我们是到朋友的路边摊去聚餐,活动开始时就没引起当局的重视与戒备,所以他们也就没派人来干扰,这样一来,活动就搞成了。
   
   这种处境,过去几乎没有
   
   戈:济南六四纪念活动参加人数最少的是哪一次?
   
   孙:人数最少的是2010年,那一年只有五个人参加,是在饭店里举行的,网上可以搜到我们在餐厅里举着“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横幅的那张照片。当时,还有几个人他们不愿意参加拍照,这次人数是比较少的,为什么人数少呢?那是因为我们在2008年开始纪念六四时,采用了两种活动方式,一个是聚会,一个在网络上报道的缘故。当照片传上网后,当局很快就找到每个参加者家里警告威胁他们,特别是对当事人的家属实施威胁。
   
   戈:您愿意谈谈济南公民连续九年成功举行六四纪念活动的一些经验吗?
   
   孙:现在搞纪念活动,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很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密。因为有些活动,事先被警方知道了,他们就会出动警力。目前中国的情况是:民主派不集中,力量分散,手中掌握的资源也很少;而对立面,也就是当权派他们确实非常强大,掌握了充分的资源。只要提前知道有哪些人在哪里聚会,他们就会集中力量加以破坏。所以,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就只能搞分散、小型、游击战式的纪念活动。这种方式,容易成事。
   
   戈:济南的六四纪念活动已从胡锦涛主政的时代持续到了习近平掌权的今天,据您观察,自从习近平上台后当局对你们的活动监视的程度有无明显变化?
   
   孙:我觉得,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当局对我们的纪念活动监控力度是明显加强了。就拿今年5月15号我们搞的纪念活动来讲,他们知道了以后。立即对我们进行了严密监控。每天二十四小时在下面站岗,人多的时候甚至有一、二十多个;而且,他们还派人在我居住的二十一层楼堵住我的家门,甚至还在走廊上睡觉。晚上我在校园里散步时,都有三个人跟着我。这种处境,在过去几乎是没有的,至少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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