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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盛雪:共产党政权没有权力平反六四


   
   
   看中国: 2005-06-07 20:03 柳笛
   

   盛雪生于北京,于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屠杀事件后移居加拿大。盛雪是加拿大笔会会员及中国独立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诗歌、散文创作,发表上百篇作品。盛雪曾获加拿大2000年度新闻界最高荣誉“加拿大记者协会深度新闻调查奖”和“加拿大全国杂志奖”。迄今为止,盛雪是加拿大唯一获得以上殊荣的华裔人士。盛雪于2001年撰写并出版了二十多万字的《远华案黑幕》一书,在海内外引起轰动,成为海外中文最畅销书之一。该书随即在中国被中宣部列为禁书。盛雪长期从事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事业,成爲海外民运中受瞩目的领袖人物。她目前是“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主席、“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秘书及理事。
   
   
【专访】盛雪:共产党政权没有权力平反六四

   盛雪与加拿大移民部长兼多元文化部长杰森肯尼以及被营救到加拿大不久的鲁德成
   
   
   《看中国》新闻网站记者柳笛于“六四”十六周年之际采访了盛雪女士。以下是专访详细内容:
   
   记者:您好!盛雪女士,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我知道您在多个团体中担任重要职位,其中之一是“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主席”,您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
   
   盛雪:“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实际上是两个海外的民运组织“民阵”和“民联”在94年初设立的一个功能委员会,当时指名让我来负责这个委员会。顾名思义,这个委员会是针对“六四”屠杀事件而设立的。我们都知道“六四”屠杀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巨大的创伤。一方面那些受难者的家属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另一方面,这件事情的真相在国内根本就看不到。当时成立这个调查委员会的宗旨,一个是对国内“六四”的难属予以道义上和经济上的资助,另一个是搜集和整理“六四”事件的资料,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对这个事件的责任者予以法律追究。
   
   记者:请问“六四”时,您在北京吗?
   
   盛雪:在北京。
   
   记者:您亲身经历了“六四”吧?
   
   盛雪:当时我在5月份的时候,已经向加拿大大使馆提交了签证申请,整个“六四”期间,我正好在家没事,我家离天安门广场特别近,走路过去只有五、六分钟。我在申请出国前,曾任职一家杂志社,再加上我的生活经历等几方面的原因,使得我对一般的社会问题比较敏感。在八九民运期间,我的心每天都系在广场上,天天都去广场关注事态的发展,那时真是忧心如焚。在整个过程中,我看到了民众的克制,政府的无理、政府的无能和那种不肯与民众沟通的那副居高临下的嘴脸,使得事情一步步走向恶化。看着那些学生一天天在广场上绝食下去,真是特别心痛。
   
   我家就住在前门东大街,6月3日的傍晚,军队从我家的楼下经过,我那天一直在家门前那条街上转来转去,关注事态的发展。我们家就在公安局对面,那时有很多民众由于气愤就从地上扣地砖,然后摔碎了,往公安局里砸。早晨的时候从广场撤出来的一支学生队伍从东边过来了,看到他们很多人身上血迹斑斑的,我特别震惊。夜里虽然听到枪声,但我们这一边不如西边那么严重,所以我们这一边在夜里没遇到向人群开枪的。早晨6点多钟我起来到天安门广场的东南侧的路口,看到天安门广场已经全部被坦克占满了,军队沿着前门东大街站了一了溜儿,当时群众非常气愤,有人高喊“法西斯、法西斯”。结果对面的士兵突然开枪了,我正好在这一堆人群里面,由于我们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所以士兵一开枪,我们一下全扑倒在地,那一刻对我来说是最深的触动,当我抬头去看那个开枪的士兵时,看到一张特别年轻,特别干净的脸,他一脸的茫然,无辜。我趴在地上感到特别屈辱和无奈。我们和他本不是敌对的关系,但是我们却不得不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成为敌对的双方,真正的敌人我们却不知道在哪儿?人群中有两个人的腿中弹了,人们又开始动起来,找了个平板车赶紧拉着去医院了,我们也就散了。
   
   记者:当时的人群主要是学生还是北京的市民?
   
   盛雪:基本都是北京的市民。
   
   记者:那您可以说是八九年“六四”屠杀的历史见证人了?
   
   盛雪:对,后来的两天还见证了一些事情,长安街上戒严部队换防,我看到坦克冲到路边把一棵大树压倒,压碎,那种感觉很恐怖。我走在马路上,坦克车就从我的前面经过,我们没有任何能力去抵抗,只是有的人把汽水瓶里装上汽油,点着后去砸坦克车,但根本无济于事,当时我就感觉人在这个钢铁的庞然大物前面显得太渺小了。出国后当我看到那张王维林只身挡在坦克前面的照片,真是特别佩服,这真的不是一般的勇气能做到的。
   
   记者:从八九“六四”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六年了,回顾这十六的历程,您对“六四”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怎么看的呢?
   
   盛雪:我一直以来都是把八九民运和“六四”分开来看的。八九民运是一场群众自发的争民主的运动,“六四”屠杀是一场屠杀。“六四”过去十六年了,很多中国人仍然在议论“六四”这样的一件事件应不应该纪奠?我是这样看的,对于一个历史事件或一场群众运动,任何人都有权利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角度去评价。比如八九民运,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评论,有赞同的,有批评的,有调侃的等,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一个人对事实的了解是有差别的,所以每个人评价这样一个历史事件的角度和结论是会有不同的。但我反复强调的是对于“六四”屠杀,对于一个政府用坦克、机枪屠杀和平请愿的民众,则是赤裸裸的暴行,是全世界的文明社会所不能容忍的,面对这样的暴行,全世界的标准只有一个,屠杀者必须受到谴责和制裁,那些死难者应该受到我们的纪奠,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认为有讨论的余地。这不需要一个人有多大的智慧才能去判断的问题,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是非问题,是一个非黑既白的问题。八九民运有很多余地去讨论、反思,但“六四”屠杀没有,他是一个人类尊严被公然蔑视的事件。中国人常常找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让自己躲避对良心的拷问,很多人对“六四”屠杀这样显而易见的罪恶,不敢去直接面对,还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评价这件事情。
   
   记者:有些人还幻想中共给“六四”平反,其实它根本没有这个资格。
   
   盛雪:那当然了。说到平反这个词,我们首先要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中国一直是个封建社会,在中国古代常有新任的君王去给前任的君王所做错的事情去平反,或者是给民间某个冤情平反,或者是给一个历史事件平凡,基本上是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错了判断、做错了处理,他给这个事情恢复真相,给当事人予以名义上的恢复和补偿。象“六四”这件事,共产党是故意的,明确的要杀人,当今要让共产党去给“六四”平反,可以说根本是无稽之谈。一方面今天的共产党政权没有权力去平反这样的事件,另一方面人民也不应该给予他们这样的权力。
   记者:谈到中共,您对最近接近二百万的退党大潮是怎么看的呢?
   
   盛雪:这件事对很多人是有很深的触动的,共产党在中国建政以后对中国社会一直是实行非常严密的控制,我们在中国社会生活过的人几乎都有切身的体会,从幼儿园开始,人们就在接受洗脑,接受一种控制,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甚至会主动的要求被控制。专制社会基本是靠两个因素对社会和人进行控制,第一是谎言,第二是暴力。当人感觉到自己有危险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有时会主动的去接受谎言,即使现在,也有很多人仍然如此。就象我们小时候,要求加入少先队,要求加入红小兵,要求加入共青团,特别是入党等。如果我们不能达到这一步,就会在现实社会中觉得特别没有地位,在亲属中特别没面子,这样就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高度的默契,那就是都必须得接受共产党的控制,如果你不接受这样的控制,不仅政治上没有前途,社会上没有地位,并且经济上没有保障。这样的状况一直保持到现在,虽然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人们不象以前那样牢牢地被共产党的经济所控制,这一点上是有了宽松的余地,但是人们政治上的那根弦从来都没有放松过。
   
   虽然很多人说我出国了,或者我在私人企业谋职,或者完全脱离共产党的系统可以自己活下来了,但是他仍然在心理上有一种自我暗示,就是在政治上不能出问题。因为在政治上出问题肯定意味着你在经济上或社会生活上都会出问题。退党的问题对人最深刻的触动是“你到底还要不要去继续接受共产党的控制?”,当人们开始主动摆脱这种控制的时候,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开始有了新的生机的时候,只有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不再受共产党的控制的时候,中国社会才会有希望。
   
   记者:您认为怎样才能使更多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真正认清中共的面目?比如在街上向人们发《九评》时,可有些人很麻木,不接受。
   
   盛雪:我觉得这里边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人们心理有一种自我表现暗示,不敢去碰共产党不喜欢的东西,因为这对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实际的。比如在多伦多,来自香港的民运团体说“‘六四’发生在中国,受难的也是大陆人,你们有更大的责任去纪奠这件事,可每一年的“六四”纪念活动大陆人那么少?”。我告诉他们对于大陆以外的人,只要有正义感,有时间,就可以来了。但是对于一个大陆人除此之外,要不怕领事馆不给他延签证,不怕中国大陆政府在他父母生病时不让他回国,不怕中共政府在父母去世时不能回去送终,不怕孩子不能进中国,不怕自己的生意受损,他要把这些全部都放下了,他才会来,可是对于一个人来讲,只要有一件事他怕,他就不会来了。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今天《九评》这篇檄文在社会流传,肯定会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会主动的去拒绝。其实他也知道共产党做恶,他甚至比我们更清楚,因为他更害怕,他内心的恐惧更深,生活已经教会他一种方式,惹不起就躲。但是他们忘记了,对于很多罪恶来说是躲不掉的。象杨子立那四个人被判刑,他们只是想帮助农民,结果两个被判八年,两个被判十年。杨子立的太太写过一篇文章,说她在杨子立出事之前她从不过问中国的政治问题,她只关心她自己的学术,她觉得这些东西离她很遥远,而且她对政治很反感,直到有一天杨子立被秘密逮捕了,她才知道这样一个灾难会无缘无故的落到她的头上,她才开始反省以前的人生道路,组织其他的难属一起面对这样的困境。我希望不要等到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受难者的时候,才知道灾难就在你身边,你要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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