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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代奇恩 1

2009年3月20日,春意盎然的香港,一位西方老人溘然去世,享龄七十九岁;若按中国人算虚岁的传统,则达耄耋之年。短短数日内,这个消息以中文的形式传遍了全球成百上千间华人教会;短短数周内,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三大华人居住区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思礼拜。这位“老外”是谁,一方面深受普世华人信徒的爱戴,一方面又在中国大陆的教会中鲜为人知?
   
   如果我们走近这位老人,会发现他的英文名字为James Hudson Taylor III,直译为雅各•赫德生•泰勒三世,泰勒是很普通的英文姓,谁是这个泰勒家族中的一世和二世呢?然而在华人教会中,没有人称他为泰勒牧师,因为老人还有一个非常中国的名字——戴绍曾,如果说“绍”字取“克绍箕裘”之意,那么他所要效仿、继承的“曾祖”又是谁呢?
   
   戴家的故事穿越两个世纪,横跨欧、美、亚三大洲,中、港、台三大地区,直贯祖孙九代人,而其中五代人与中国教会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而这一切,都要追溯到233年前的一天……

   
   第一代:戴雅各 (James Taylor, 1749 - 1795)
   
   1776年初,按中国的纪年,为乾隆四十年腊月。远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文艺复兴和理性主义的抬头严重地冲击着传统信仰,科技发展带来的工业革命引起了更多的社会问题,而以英国国教为主导的教会领袖虚伪堕落,根本无力改变时弊。就在这样社会、教会双重混乱腐败中, 神兴起了一位巡回布道家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他带领的复兴运动,震撼了英伦三岛。然而他的事奉并非一帆风顺,譬如在英国北部约克郡(Yorkshire)的邦士立镇(Barnsley)的居民,有很多人激烈反对他,甚至扬言要痛宰他,其中一个叫戴雅各的年轻石匠,更是每次不忘用臭鸡蛋和西红柿去闹场。
   然而1776年初的那次露天布道会,却改变了戴雅各的一生,也改变了整个戴氏家族的命运。没人知道,那一天,戴雅各是否扔过任何鸡蛋,但是 神的话显然击中了他的内心。那天的经文是约书亚记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几天后的2月1日,是戴雅各的大喜之日,那天,他走在麦地里,一心想着新娘和婚礼,但是这句经文竟再次无声地击中他,圣灵的工作是那么强烈,以至于他不得不屈膝降服,请求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这一场属灵争战下来,等他换完礼服赶到教堂,已经错过时间,幸好朋友们调整了时钟,使他可以“按时”成礼。婚礼后的早餐会上,戴雅各分享了那天早上他在麦地里的经历,语惊四座,而刚成为戴夫人的新娘心中暗暗叫苦:“难道我竟嫁了一个卫斯理派的信徒吗?”
   
   婚后的戴雅各为妻子的得救迫切祷告,然而他越祷告,妻子却越反感,直到有一天,戴雅各把妻子抱进卧室,迫使她和自己一起跪在床边,并用手按在她身上不许离开,一边流泪一边祷告。突然,他发现身边的妻子也开始痛哭流涕。那一天,他们并肩站在 神面前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重生得救后的戴氏夫妇开放家庭,接待前来巡回布道的卫斯理和他的同工们,戴雅各自己也成为当地第一位循道会的传道人。卫斯理和戴雅各结为至交,他最后一次住在邦士立镇戴家时年已八十三岁,彼时,他的造访已成为当地的属灵盛事,镇上的居民每次都会蜂拥前来聆听他的教导。
   
   第二代:戴约翰 (John Taylor, 1778 - 1834)
   
   婚后两年,戴雅各夫妇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戴约翰,从事纺织业。戴约翰17岁那年,戴雅各去世。年轻的戴约翰继承父志,也成为当地有名的带职传道人。他与妻子主办的主日学,左近村镇报名的孩子竟有六百名之多。孩子们入学不久,品行操守显著提高,使很多反对者开始参加教会,当年戴雅各所建的小礼拜堂已不敷使用,会众自发奉献,兴工建造了一座新教堂。
   
   第三代:戴雅各(James Taylor, 1807 - 1881)
   
   献堂之际,戴约翰的儿子戴雅各已满四岁。与中国人避讳长辈名号的习俗相反,英国家庭纪念长辈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给孩子起同样的名字。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戴约翰使自己的儿子与其祖父同名。后来戴雅各成为一名药剂师,工余和父、祖一样尽力传道。当他读到出埃及记13章2节“凡头生的,要分别为圣归我”,便与妻子一起跪下来回应神的话,将尚未出生的头生子归给耶和华。那段日子戴雅各也阅读了一些有关中国的书籍,了解到这个泱泱大国,居然很少有宣教士前往,因此,夫妇两人再度献上祷告,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到中国去传福音。
   
   冬去春来,戴雅各一家终于迎来了他们的头生子,为了纪念同名为雅各(James)的父亲和曾祖父,以及娘家姓为赫德生(Hudson)的母亲,这个孩子便被命名为雅各•赫德生•泰勒,即戴德生。
   
   第四代: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 - 1905)
   
   泰勒家姓“戴”,始于戴德生;泰勒家族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也始于戴德生。有关戴德生的传记,不下十余种。本文篇幅有限,不能尽展他的人生,只能集中演绎他生命中的几个重要转折点:
   
   父亲的书房
   
   虽然在敬虔家庭长大,进入银行工作的少年戴德生开始偏离信仰,这使他的母亲和妹妹非常忧虑。有一年六月,戴的大妹在日记中写到,“每天为哥哥悔改祈祷三次”;而在五十英里外亲戚家做客的戴母,则决定用一整天的时间为儿子的灵魂禁食祷告,不得确据,便不出房门。那天,休假在家的戴德生走进书房,无意中捡起一张福音单张。他一心只想知道前半部分的故事,若是看到任何陈腔滥调的说教就丢掉。然而,因着家人的代祷,圣灵吸引了戴德生的眼睛,当他看到,故事中的主人翁听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喊“成了”,便悔改得救,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原来自己的罪债,和故事中的主人翁一样,都早已由耶稣基督所付的代价做出了完全的补偿,自己只需凭信心接受主所成就的救恩便能得救。于是,他跪在书房内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戴德生欣喜地与妹妹分享这件事,又嘱咐她不许告诉别人,包括父母。而在五十英里外的戴母,经过数小时与 神摔跤式的祷告,也已确信自己的代祷已蒙应允。几天后回到家,她直接问戴德生,发生了什么事?戴德生以为妹妹告诉了母亲。戴母却说:“不,那天我为你祷告的时候,便知道 神已经垂听并悦纳我的祈求。”那年,戴德生十七岁。
   
   麦家圈的屋顶
   
   获得新生后的戴德生,重拾幼年间前往中国宣教的志向,他改行学医,大量阅读与中国有关的书籍期刊,以不可思议的毅力,用极其原始的方法学习中文,并在体力、信心、生活方式各方面操练自己,为赴华宣教做准备。1853年,由“拜上帝会”发展而成的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一时间,西方世界以为中国将马上成为一个基督教的新国度,新成立的中国传道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主动向戴德生提议,请他提早赴华。尽管很多师友都劝他,等一年后拿到外科医生资格再出国,但戴德生看重中国人的灵魂过于自己的一纸文凭,仍于1853年9月19日从利物浦离开祖国,经六个月的海上风涛,于翌年3月初抵达上海,暂时寄居在山东路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宿舍。那一带因为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 - 1857)陆续建立了墨海书馆、天安堂和仁济医院等福音机构,占地面积较大,被当地人称为“麦家圈”。
   
   按中国纪年,时为咸丰四年,正是清军与小刀会在上海对峙的时期,戴德生除了学习中文的重担外,还饱受战火的威胁。1854年10月18日的经历让他终身难忘:凌晨2点45分,刚睡下不久的戴德生被火光惊醒,急忙跑到屋顶查看,却见大火一路蔓延到他的住所,忽然下了一场及时雨浇灭了火苗,他还来不及向 神感恩,一颗四、五磅重的炮弹在他头上飞过,击中身后的屋顶,破碎的瓦片溅了他一身。惊魂甫定的戴德生将这颗险些要了他命的炮弹寄给母亲做“圣诞礼物”,纪念 神的保守。那年,戴德生二十二岁。
   
   伯莱顿海滩
   
   之后的六年,戴德生先后在上海、宁波巡回布道、主持诊所,并迎娶了宣教士遗孤玛利亚为妻,夫妻同心同力,事工渐显果效,他对中国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在给妹妹的信中他写到:“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句话后来成为他最常被引用的名言,激励了无数中西信徒。然而,极度劳累导致戴德生的健康急剧恶化,不得不回国休养。回到英国后,戴德生一面完成耽搁的学业,一面修订宁波语圣经,一面到处奔走,大力疾呼,希望能唤起英国教会对中国属灵需求的重视,但收效甚微。
   
   1865年6月25日,戴德生应友人之邀,前往英国南部的海边城市伯莱顿(Brighton)度周末,调适身心。这天是主日,按理戴德生应该留在教堂中做礼拜,然而,一边看着眼前上千名基督徒欢喜快乐地崇拜,一边想到中国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属灵的黑暗中沉沦,因为无法忍受这极度的反差,他独自走出礼拜堂,前去海滩散步,心中充满了痛苦与挣扎。最终他决定跟随圣灵的感动,唯独信靠仰赖 神的供应,投入中国宣教事工。几天后,戴德生以献上五饼二鱼的信心用十英镑开了一个账号,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便在“十镑英金加上 神所有应许”的根基上成立了。那年,戴德生三十三岁。
   
   杭州的兰茂密尔团队
   
   在伯莱顿海滩上,戴德生除了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向中国宣教的差会之外,还向 神开出了具体的筹码:“二十四位能干而甘心的宣教工人”。一年之后,即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一家和十六位宣教士搭乘一艘名为“兰茂密尔(Lammermuir)”的帆船前往中国,打破记录,成为宣教史上最大的一次成行的宣教团队。船上的十八位成人加上已经差派在中国的六位宣教士,正好是戴德生向 神开口所求的人数。9月30日,一行人抵达上海,略事调整后,便从水路南下,经过无数城镇都无法落脚,最终在杭州租到一套旧院子,安顿下来,这套房子一楼的小礼拜堂,便是今天可同时容纳5000人聚会的崇一堂之雏形。
   
   扬州教案后更新的生命
   
   杭州的宣教事工卓有成效后,戴德生带着家眷和一些同工沿运河北上,继续拓荒,不意竟在1868年的扬州暴动中险些遇难,又因该“教案”上升为清廷与英国的外交事件而倍受误会和指责。但最令戴德生痛苦的是,自己一面要承担近二十名宣教士和六名中国同工的领袖责任,一面却无法摆脱灵里的枯竭与追求圣洁的挣扎。1869年9月,一位宣教同工的来信使他经历了灵命的更新,并兴奋地宣告:“啊, 神已使我成为新造的人了……以前我只是从圣经里风闻,而现在却真地经历到这些事的无比信实。”有史家称,那是“戴德生和内地会的五旬节”。
   
   正因为有这次灵命的复兴,戴德生才承受得住比扬州教案更可怕的人生风浪:一年之内,他接连失去两个孩子和爱妻玛利亚。站在母子三人的新坟前,戴德生再一次将自己献在 神的祭坛上。几个年龄较长的儿女被送回英国受教育,戴德生孑然一身留守异乡,在孤寂与痛苦中,他时时呼求主,主的安慰也常常临到他。那年,戴德生三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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