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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代奇恩 2:文/亦文

中国内地会的发展
   
   在这以后的数十年,戴德生频频奔波于西方和中国之间,除了英伦三岛之外,还陆续在北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了内地会的筹募机构,发展成当时尚十分罕见的跨宗派、跨国界、甚至跨语种的全球性宣教差会。
   
   1875年,戴德生以信心的祷告,为清朝版图中未被福音触及的九大省祈求18名宣教士;1882年,戴德生向 神大大张口,预备70名新生力量;1887年,再度向 神求100名新宣教士;1890年,为了将福音传遍中国的异象,戴德生的信心成几何增长,竟然恳求“庄稼的主人”在五年内再加派1000名工人来华。信实的 神,照着戴德生和他同工的信心,一一俯允这些请求。成百上千名宣教士深入内地,远涉边疆,甚至将福音带进少数民族的群体中,在很多连分省地图都找不到地名的穷乡僻壤建立了一间间布道所,写下了中国宣教史上最辉煌感人的“群英会”。

   
   到1905年,内地会已有825名宣教士,1152名中国同工,受洗基督徒达18625人,建立了418个教会,1424个福音站和布道所,150所学校。那年,戴德生于长沙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第五代:戴存仁(Herbert Hudson Taylor, 1861 - 1950)
   
   戴存仁是戴德生的长子,出生于戴德生首次回国养病期间。内地会成立那年,他四岁;搭乘兰茂密尔号首次踏上中国土地时,他五岁;扬州教案爆发时,他七岁;与弟妹一起被送回英国读书不久,便收到母亲去世的噩耗,那年,他刚满九岁,而父亲则常年不在身边。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在这样恶劣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很难有什么出息。
   
   然而,戴存仁却是一个例外。十七岁的戴存仁被伦敦医院的医学院录用,刚完成两年基础课程,便收到父亲的来信——原来戴德生计划在山东烟台建立一所学校,以解决因团队不断壮大而面临的日益突出的需要:宣教士休养及子弟教育问题,这在当时又是一项创举。没有比戴存仁本人更能体会宣教士家庭妻离子散的痛苦,祷告寻求后,戴存仁决定效法当年的父亲,放弃医学学业,前往中国参与宣教事业的后勤工作。烟台古称芝罘,这所芝罘学校(Chefoo School)被誉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其中不乏戴存仁与妻子五十多年的默默耕耘。与父亲不同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返回英国完成学位。而他在中国的幕后事奉,也缺乏直接为主赢得灵魂的成就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戴存仁选择了一条代价更为艰巨的道路。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烟台、潍县一带的外侨师生全部被送进集中营,包括早已退休但仍在发挥余热的戴存仁,以及他的四个孙儿辈。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八十高龄的戴存仁每日清晨高歌赞美诗称颂主恩,以生命的榜样激励每一个被掳的同伴。抗战结束后,戴存仁回到英国,五年后去世。从宣教第一线,退居教育第二线,戴存仁为戴家第一人。
   
   第六代:戴永冕(James Hudson Taylor II, 1894 - 1978)
   
   戴存仁夫妇生育了九个儿女,其中戴永冕出生在苏格兰,为双胞胎中的哥哥,因为早产,医生认为只能存活六小时,然而,六个月以后,他们竟坐船前往中国。他在芝罘学校期间,以调皮捣蛋著称;毕业后,便在上海学药剂,并和老板的女儿偷偷来往。有一次,他出席一场布道会,听到保罗在罗马书中所列的各种罪,包括“不孝敬父母”。戴永冕仿佛听到圣灵如此谴责他:“你为何让你的女友违背父母的命令与你交往?”寻求活在 神旨意中的意愿终于战胜了少年人的血气方刚,戴永冕与 神立约:“除非双方父母都赞同,我将不再与她来往。”当晚,他知道自己得救归主了。
   
   戴永冕是九个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位跟随先人脚踪,加入内地会的戴家子弟,二十三岁的他被派遣到河南开封的福音医院担任药剂师。仅仅得救不能使他满足,戴永冕在宣教工场迫切追求圣灵充满的新生命,以至于他的同工们都认为他有些痴迷了。1921年,戴永冕赴美求学,并结识了未来的妻子戴永和(Alice Elisabeth Hayes, 1898 - 1987)。两人成婚后一起来到中国,在北伐的硝烟中成立了开封圣书学院,并随伯特利布道团远赴边疆传福音。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占领了开封,千余名妇孺逃到圣书学院避难。戴永冕将校门在身后关上,以惊人的冷静与幽默独自面对荷枪实弹的日军,挽救了无数河南百姓。
   
   形势越来越严峻,戴永冕夫妇被迫退到烟台,和在芝罘学校的老父与住读的儿女享受了数月的天伦之乐,他本已买好了前往美国避难的船票,但同时又感到需要继续培训中国传道人,经过进一步祷告,他毅然退了票。1940年初,戴永冕把孩子们留在芝罘学校,自己和妻子带着开封圣书学院的老师及同工,在此非常时刻前往陕西,在战火纷飞中继续为中国教会培育教牧人员。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天,戴师母获知自己的母国与日本开战,而自己的四个孩子却落在敌军手中,心痛如绞,跑回卧室放声痛哭,连祷告的能力都失去了,满心自责:“为什么我们在能够离开的时候不离开?!”那一刻,家乡老牧师的临别赠言袭上心头:“你若关心 神的事, 神必关心你的事。”听到 神的应许,这位母亲终于擦干眼泪,重新站了起来。
   
   戴家人所付出的代价,给中国教会带来了新的祝福——戴永冕出任院长的西北圣经学院,英才辈出,担任副院长的中国同工马可牧师,在开封圣书学院便是戴牧师的学生,后来他成立了“遍传福音团”,带着“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Back to Jerusalem)的异象,沿着丝绸之路开始了这一中国本土传道人自发的宣教之旅。五年半的痛苦分离后,一家人终于毫发无伤地欢聚一堂, 神再一次彰显了他的信实。政权易手后,戴永冕夫妇转往台湾,并在高雄成立了圣光圣经学院,一边从事神学教育,一边在台湾原住民中拓荒布道,将余生完全献给了中国人。
   
   第七代:戴绍曾(James Hudson Taylor III, 1929 - 2009)
   
   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老人,就是戴永冕的长子戴绍曾,自他在开封出生后,就一直面对战火硝烟与骨肉分离,年幼的他曾经立志:长大绝不做宣教士,即便成为传道人,也绝不回中国宣教。抗战结束后,戴绍曾随父亲往安徽布道,看到一位中国青年在台前痛哭悔改,他感受到,自己对中国的怨恨背后乃是对上帝的怨气,在圣灵的光照中,他看到自己仍活在民族优越感中,因此幡然悔改。
   
   第二年,戴绍曾带着重生的生命赴美求学,结识了立志做宣教士的赖恩小姐(Leone Tjepkema)。两人结婚后,于1955年去到台湾,协助父母在高雄的圣光学院教书,五年后,戴绍曾正式继任为院长,圣光人赞他:“跪下能祷告,站立能讲道”。1970年,戴绍曾为了进一步推动“福音本色化”,联合十四家教会和福音机构在台北创办了跨宗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并担任了十年的院长。但对校长一职,不论是在“圣光”,还是在“华神”,他都一心想交棒给中国人,并在华神院讯中,谦卑而恳求地呼求:“我的心渴望见中国教会成长,渴望华神有中国院长……我知道今天我之成为‘华神’院长,是 神用我做个过渡的桥梁,真正的主人是中国人;……差会的错误,宣教士的缺陷,正待中国人自己来纠正,来弥补,伏案深思,不禁又要问:‘中国人,您在哪里?’”
   
   1980年,戴绍曾夫妇接受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新加坡总部的邀请,接下第七任总主任的职位。海外基督使团的前身,就是戴绍曾的曾祖父戴德生所创立的中国内地会,约在1951年底,从中国内地退出的宣教士陆续转往东南亚各国,将戴德生“把福音传给所有中国人”的异象,扩大到东南亚所有的“未得之民”,并于1965年正式更名。
   
   就任前夕,戴绍曾陪同母亲(戴永和师母)走访渐次对外开放的中国大陆,几经协商,终于以“华侨”身份返回他的出生地、当时尚不允许外国人到访的“开封老家”。一场又一场与当年老同工久别重逢的感人场面,再次印证了 神的信实:内地会在中国八十五年的事奉,没有归于徒然,在试炼逼迫的日子里, 神奇妙地保守了他的教会。
   
   1991年,戴绍曾牧师移居香港;1994年,与两位华人弟兄一起创办“国际专业服务机构”(Medic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并担任总裁,该机构的宗旨是通过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在提供专业服务的同时,通过生命的见证,与中国内地的百姓分享 神的爱。2004年,他将职位交给华人领袖后,转为荣誉总裁。即便在被确诊为肝癌之后,戴牧师仍坚持以讲道、写作等方式继续服事中国人,包括二次走访四川大地震灾区,以自己少年时期在潍县集中营的经历勉励受灾学生。戴牧师对中国人爱之切、认同之深,言行举止活像一位中国君子,在台湾、新加坡和香港都留下了无数美好的见证,中国朋友笑称他为“老华侨”,四川省昭觉县亦授予他荣誉市民身份,他的子弟和同工几乎遍布全球华人教会,难怪有那么多人如此怀念他。他常在讲道中极自然地用第一人称提到“我们中国人”,并表示自己愿意象曾祖父那样“死在中国”,今年春天,这位老人得偿所愿地安息在已经回归祖国怀抱的香港特区。
   
   第八代:戴继宗(James Hudson Taylor IV, 1959 -)
   
   戴继宗是戴绍曾牧师的独子,出生在台湾屏东,幼时和当地人一起就读于普通的台湾国民小学。有一次,同学问他借笔,他说:“对不起,我只有一支笔。”同学笑他:“你是外国人,怎么会那么穷?” 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戴继宗在学校备尝被中国人排斥的滋味,因而产生厌学情绪。戴绍曾牧师为了培养中国的本土传道人奔走各地,对儿女的教育反而力有不逮,当他听到孩子逃学的消息,内心极其痛苦。但幼年的经历并未影响戴继宗对中国人的爱。与美籍华人自嘲为外黄内白的“带皮香蕉”相反,戴继宗喜欢自称外白内黄的“无壳鸡蛋”。
   
   高中毕业后,戴继宗赴美留学。大学毕业后,在一位内地会前辈长达两年的师徒式引导下,戴继宗终于走出家族压力,从内心深处明白,服事 神并非为了“继承祖宗的事业”,而是对 神呼召的单纯回应。1984年, 戴继宗入读父亲当年的母校亚斯比神学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手里的钱只够支付第一学期的学费,今后的日子只能仰望 神。第二学期开学时,他仍然囊中羞涩,谁知,一位不愿留名的中国信徒暗暗替他支付了接下来两年半的求学费用,使他经历到 神的供应和中国教会的爱。
   
   毕业后戴继宗在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reater Boston)任副牧师六年,并曾在台湾校园团契服事三年。在波士顿期间,结识了他日后的佳偶——来自台湾宣教世家的柯悦敏,1993年,戴氏家族终于迎娶了首位华人媳妇。1996年,戴继宗投入海外基督使团华人事工,全家迁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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