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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為什麼不喜歡新加坡

作者:趙靈敏 (為FT中文網撰稿)

   
   2016-8-23日
   
   

   最近,因為在南海問題上的一系列立場和表態,新加坡再次遭到了中國朝野輿論的弔打。近年來,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在中國的輿論場上,新加坡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多年來一直遭受著中國左右派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近乎一致的不喜歡,這種現象在業已嚴重分化的中國社會並不多見。事實上,正常的情況應該是:無論在一些人看來多麽邪惡的國家,總有另一些人在為它說好話,美國、朝鮮、俄羅斯莫不如此。即便是對中國造成巨大傷害、至今不肯直面歷史問題的日本,在中國也一直有倡導對日妥協和友好、不追究歷史問題的“新思維”。放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人對新加坡的嫌惡確實不同尋常。那麽,中國人為什麽不喜歡新加坡?
   
   簡言之,是各有各的不喜歡:新加坡在建國51年間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同時,在很多中國人的印象里,新加坡是一個威權社會,一切成就都是建立在一黨專政、無情打壓對手之上,而這正中中國官方不願意行西式民主的下懷。於是,官方在過去幾十年裡一度倡導學習新加坡,並持續派官員到新加坡學習。但是,在“上國”心態的作用下,這種學習主要是出於實用的目的,並沒有多少發自內心的欽佩和喜愛。加上自1992年以來,中國派到新加坡學習的官員也不過幾千人,即便其中有人發自內心認可新加坡,也因為人數少加上官員需要保持低調的傳統,對輿論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另有一些官員則懷疑小國新加坡的成功,對偌大的中國到底有多少意義。因此,官方對學習新加坡的倡導,即便在體制內部,也沒能激發出多少對新加坡的喜愛。
   
   不僅如此,正是來自官方的倡導和追捧,讓新加坡模式成了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心頭之恨,他們把對中國威權體制無法明言的怨恨和不滿,一股腦撒在新加坡身上,一提學新加坡就氣不打一處來,“中國不能再走新加坡式威權道路”之類的言論隨處可見。和大多數官員一樣,他們也不瞭解新加坡,大多數人甚至也沒有去過新加坡,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多年來對新加坡模式口誅筆伐,言之鑿鑿。
   
   很多民眾對新加坡的不喜歡,則是因為新加坡“反華”。在他們看來,新加坡是一個華人為主的國家,天然就應該親近中國;又是一個彈丸小國,面對中國這個“上國”應該俯首帖耳,惟命是從。而事實證明,新加坡經常和中國對著乾:東南亞國家中最後一個和中國建交;和台灣關系曖昧;SARS危急時刻新加坡政要拒絕訪問中國並對中國冷嘲熱諷;邀請美國重返亞洲制衡中國;在南海仲裁問題上態度曖昧……以上種種,使得新加坡是一個“24小時全天候反華的國家”差不多成為中國網民的共識。
   
   應該說,上述的不喜歡和負面情緒,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誤讀和情緒化之上。首先,新加坡雖然在民主自由等方面和西方有差距,但遠不是人們想象中的威權國家。新加坡制度的底色是英式的議會民主制,建國51年來一直是有選舉、有反對黨的,反對黨也是在實打實的反對,一人一票的選舉結果也是真實的。每隔5年的,執政人民行動黨要靠打選戰,靠多數民眾的授權才能繼續執政。黨不能強迫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討好人民、取信於人民才能執政。哪怕是內閣部長,也要憑借過去五年為選民服務的表現,憑借在群眾大會上的個人才智、口氣、激情、魅力去說服選民。新加坡前任外交部長楊榮文,就因為在2011年的大選中失利,同時失去了國會議員和外交部長的職務。
   
   中國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一提新加坡模式,就會強調人民行動黨政府對反對黨的打壓。確實,人民行動黨作為執政黨,會利用手中的權力制定有利於自己的選舉規則,並通過歷史上形成的對政治、經濟與社會資源的高度控制,以程序合法的方式,全面阻止反對黨坐大,保持一黨長期獨大的地位。但是,這更多代表著過往的新加坡。事實上,新加坡政治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2011年5月的大選,不僅代表著反對黨工人黨攻陷了阿裕尼集選區,證明瞭用於狙擊反對黨的集選區制度並非牢不可破,更是新加坡政治多元化的一個重要節點,民眾已不畏懼議論政治和表達不滿了。其後,工人黨又贏得了兩次補選,人民行動黨只是反復強調自己的政績和如何一心為民,並不曾聽說用什麽陰招來打壓反對黨。
   
   顯然,新加坡的成功並不是建立在壓制和恐懼之上,在這一點上,很多中國人會錯了意,以訛傳訛。正如我在2013年3月發表的《中國學不了新加坡》一文中所說:“中國朝野對新加坡模式的愛與恨,都是建立在一個臆想的新加坡之上。而那個既沒有政治競爭又廉潔高效的新加坡,事實上並不存在。”
   
   其次,不能說新加坡小,其成功就沒有多少意義。事實上,小國的成功並不是必然的,這個世界上混亂不堪的小國很多。新加坡的成功雖然發生在一個小地方,但其成功的原理有普世性。在選舉的壓力下,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素來以善於駕馭社會變遷,吸納和收編社會力量維持廣泛執政基礎而著稱。強勢如李光耀,毫不留情地打擊對手只是硬幣的一面,在另一面,他在住房、就業、反腐敗、吸引外資、種族和諧等領域都有很大的建樹;在人民行動黨的內部管理上,李光耀坦言受到了早年左派領袖林清祥等人樸素清廉作風的影響。2011年選舉受挫之後,新加坡政府馬上召開了全國對話會,並在民眾意見很大的移民、部長高薪等方面進行改革。在新加坡51年的歷史上,你很難看到民怨沸騰而政府無動於衷的情形,更多的是未雨綢繆和從善如流,這正是新加坡這個小國成功的法寶,也是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政治組織能長盛不衰的根本。
   
   第三,關於新加坡反華的指控,很多是“上國”心態在作祟,自我為中心,容不得別國追求自己的安全和利益。盡管經歷了鴉片戰爭後長時間的國運多舛、飽受列強的欺凌和踐踏,大部分中國人的世界觀仍然沒有擺脫朝貢體系的窠臼,面對周邊小國,總是不自覺地以天朝上國自居,看不起這個看不起那個,想當然地認為別國特別是周邊國家應該唯中國馬首是瞻,缺乏對小國現實處境的理解和同情。同時,在“受害者心理”的作用下,別國一旦有對中國的不順從和批評,就認定這個國家“反華”,是在和美國沆瀣一氣害中國。
   
   就拿幾項坊間經常提及的指控來說:李光耀早年反共是事實,但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中國當年在東南亞輸出革命給當地民眾造成的心理陰影;而且在當時復雜的國際環境下,即便新加坡倒向中國,中國也無法向其提供應有的安全保障,今天也仍然如此。新加坡確實有邀請美國重返亞洲,但美國對本地區的介入,更多取決於自身的戰略意願和選擇,以及中美博弈的結果,而不是小國的邀請。如果美國不打算介入,無論是新加坡或其他國家的邀請,都不會有什麽作用。指責新加坡的人似乎是在說美國完全沒有重返亞洲的意思,也看不到這樣做的必要性,只是在新加坡的強拉硬拽之下勉強為之,這顯然不是事實。
   
   還有一些則是斷章取義,屈打成招。就拿最近備受詬病的 “(南海)仲裁庭對各國的主權聲索做出了‘強而有力的定義’”這句話來說吧,其實是一個完整論述的一部分,在這句話之後,李顯龍緊接著又說:“作為小國,新加坡必然希望各國都能尊重國際法,接受仲裁結果,並且也曾訴諸國際仲裁管道解決一些問題,但我國同時也認識到大國有其利益要維護的現實,明白一些國家不一定希望透過仲裁的方式解決爭端。”結合前後文就可以看出,“強而有力的定義”主要是一種事實描述,而“尊重國際法,接受仲裁結果”只是在闡述新加坡的立場,並沒有針對中國的意思。
   
   歸根到底,新加坡是一個獨立國家,不是中國的附屬國,有自己的國家利益,中國要求新加坡無條件順從甚至犧牲,這種要求根本不現實,要求本地區所有國家和中國站在同一戰線上譴責美國同樣不現實。新加坡外交秉承的是大國平衡原則。李光耀一直強調的是“大象打架,腳下的草地必定遭殃。大象做愛,草地會傷得更重”,因此新加坡的態度是絕對不在大國之間選邊站,因為不管怎麽選,自己都沒好果子吃,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是和大國做朋友。而要和強者做朋友,自己首先要有實力,成為人人都需要的國家;同時要有自己的原則,關鍵時不怕得罪人。因此,從自身的國家利益出發,新加坡有時會批評中國,有時會批評美國或其他國家,但肯定不會一直批評中國或一直批評美國,它在大國之間的平衡是動態的。這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小國的生存之道,只是它們大部分沒有新加坡那樣的實力而已。
   
   事實上,新加坡不僅得罪過中國,也得罪過其他大國。1993年不理會美國的壓力,鞭打美國少年邁克菲,導致新美關系緊張。自從1975年開始,新加坡軍隊就在台灣訓練,但新加坡照樣反台獨,導致台灣前“外交部長”陳唐山罵新加坡是“鼻屎大的國家,po中國的卵葩”。2005年新加坡處死澳洲籍毒販,澳洲舉國震怒,前任總理惠特蘭公開罵新加坡是個“流氓華人港口城市”。對於中國,新加坡在SARS期間對中國確有埋怨和疏遠,也確實一直在邀請美國重返亞洲,但與此同時,新加坡也有很多對中國示好的舉動:1980年代末的政治事件之後,在中國和西方的關系基本冰封的時候,新加坡1990年和中國建交, 1993年促成並舉辦第一次汪辜會談,1994年蘇州工業園區啟動。近年來,在香港“占中”、南海等問題上,新加坡的立場總體是偏向中國或中立的。在中國目前周邊安全環境呈惡化趨勢的情況下,應該盡可能團結中立的力量,而不是一言不合就把對方視為敵人。
   
   當然,新加坡在中國形象的惡劣,責任也不全在中國,新加坡自身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首先,新加坡和中國打交道的方式是悶聲發大財,主要將資源傾註於中國官方,眼睛時刻盯著高級官員的升遷變動並注意和他們搞好關系以利於投資,在新加坡接受培訓的也基本是各級官員。在對輿論有重要影響的媒體人和知識分子方面,則疏於聯系溝通,關鍵時刻自然沒有人替你說話。此外,新加坡的精英主要接受的是西方教育,習慣用英語,對中國和中國文化普遍感到陌生和疏遠,和中國溝通起來有很大難度。
   
   其次,和周邊很多國家一樣,新加坡對中國的迅速崛起缺乏思想準備,應對這一變局的方式有時欠妥,客觀上為中國民間的厭惡情緒提供了養料。在沒有到過中國之前,李光耀對中國充滿了畏懼;1976年第一次訪問、看到中國的真正情況遠不如新加坡之後,李光耀如釋重負。此後的30多年裡,無論在意識形態還是治國能力上,新加坡對中國是有優越感的,也習慣了中國的客氣和惱怒之後的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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