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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郑浪平(三十一)

第二十九章、百团大战与共产党的游击战 29.8 国共之间的冲突
   在整个国共合作抗日的历史中,国共之间,很快的就失去了互信,彼此不但不能进行协同的抗日作战,反而坐视日军消灭友军,甚至双方进行“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地盘争夺战。蒋介石最多曾经将二十师的部队,交给胡宗南,负责监视与包围陕北的共军延安总部,当然也在防止日军由山西渡黄河进攻陕西4。在黄河以北地区,八路军的发展更是迅速,不但与日军发生冲突,也利用机会消灭国民政府的部队,逐渐成为控制华北地区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这类国共的军事冲突,也蔓延到共军新四军在长江南北活动的地区。
     根据重庆军委会所接到的报告显示,国民政府的部队曾经遭到共军近千次的攻击,其中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共军在河北大破张荫梧、乔明礼部,造成在河北敌后国民政府的游击队与民军力量,完全被共军收编与压制。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山东地区的国民政府敌后作战部队,也遭到共军大规模的收编与围剿,造成国民政府在山东的军政力量完全瘫痪。一九四○年三月,共军的活动力量大增,迫使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完全失去河北的运作空间,而退到山西。一九四○年共军再度围攻山东的孙良诚、高树勋部。一九四○年十月,共军又在江苏北部攻击国民政府部队,造成黄桥事件,国民政府江苏省副主席韩德勤受到共军围攻,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殉职。
   
   

   
   第二十九章、百团大战与共产党的游击战 29.9 新四军事件
   在国共之间冲突日趋激烈之后,共军的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兵力,逐渐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发展回合,由于每次的国共部队发生冲突,双方都自认有理,重庆很难做出让冲突两边都能接受的判断,因此经过多次交涉之后,重庆方面,干脆准备把黄河以北的敌后游击区,全部交给共军经营,以避免国、共部队继续发生冲突。因此在一九四○年十月,重庆下令在江南地区活动的新四军,全部渡江北上,但是新四军一再抗命与拖延。同时由于新四军与其它国民政府的抗日部队,早已发生多次的严重冲突,彼此结下了极大的新仇旧恨,使得这个调动的安排,结果竟造成了皖南的“新四军事件“。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部分新四军(属于军直属部队)在皖南准备渡江之时,突然与国民政府的第三战区其它部队,发生全面的军事冲突,延安方面认为,新四军是遭到国民政府部队设下圈套的伏击,新四军军长叶挺与五(4此时作者先父在胡宗南的指挥下的部队任职,颇能了解国共之间雍兵对峙的过程,以及彼此之间玩弄的手段。)千人被俘,国民政府以新四军经常不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且多次与其它国民政府的抗日部队爆发过冲突为理由,决定就此解散新四军。但是延安激烈反对,于是自己重新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继续在长江两岸发展运作,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因而更加严重。
     我们很难去判断国共之间许多冲突真正的是与非,不过国共在本质上的差异与对立,是造成在抗日战争期间,爆发国共相互冲突的主要原因。国民党不希望共军藉着抗日而发展壮大,共军当然也不能接受国民党限制它发展的约束,所以双方冲突不断。
     就多数冲突事件而论,应该是共军采取主动的成分居多:因为国民政府的部队,一样是共军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与日军没有什么重大的分别。共军要发展,当然就要扩张地盘与收编军力,故不会放过实力落单的重庆部队;另一方面,与共军冲突的国民政府部队,大多数并非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之嫡系部队,它们并没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就算蒋介石下命令要它们消灭异己,这些部队也不太会忠实地执行这种命令,因此多数的冲突应该是共军主动动手。当然也会有国民政府部队反击共军的个案,这也是因为彼此利害冲突之宿怨所累积造成的互相残杀。
     事实上,国共之间的冲突,是从敌后游击区,扩大到中国外交的战线上,苏联当然是共军主要的支持者。此外,国际共产党的支持与同情者,在中国战区成立后,进一步地渗入中国战区,在中国与盟国的政治、军事合作中,制造与扩大彼此间矛盾的文宣、报导。尤其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身边的政治顾问,都是与延安来往密切,思想左倾的美国外交人员。在他们大力的影响下,造成美国政府经常以国共之间的各种问题,来胁迫蒋介石退让,使得国家强权延后援助中国,有了更多的借口。
     甚至连日军也很快地发现到,国、共的抗日战线,已经出现了可以利用的强烈矛盾。日本在一九四四年发动“一号作战计划“的攻势中,日军就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的对立与矛盾,放胆猛攻国民政府的战线,造成了中国战区几乎崩溃的危机,也就使得盟国共谋出卖中国的雅而达密约,成为无法避免的历史命运。
     共军之所以能够在抗日战争中,通过挑战与压力而发展壮大,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共军同时在占领区推动土改与党政建设,从社会与经济的基本架构着手,建立一个可以彻底动员与运作的总体作战体系(或叫做“人民战争体系“)。这个军民一体的架构,能将所有力量都发挥到作战上面。这种总体作战的结构使得共军储备了极强的战争潜力。但同一时期,国民政府的部队一直负担抵抗日军的正面打击,在国内政治分解、经济枯竭、社会动摇以及军力再遭到日军最后孤注一掷打击的耗损之下,出现了摇摇欲坠的危机,也就给国际强权一个合作出卖中国的机会。
   
   
   
   第二十九章、百团大战与共产党的游击战 29.10 苏联红军全力支持共军在东北发展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八路军更是利用接收与复员的机会,全面地扩张,迅速将不少伪军部队与武器装备也纳入扩张的部队之中;此外,八路军更利用苏联红军进入东北的机会,迅速尾随红军,大举进入了内蒙与东北,抢先建立起共军在东北的武力;苏联红军也陆续移交大批关东军的武器装备给八路军(并且断然拒绝中国政府使用旅顺、大连的港口,使得国军无法及时运送部队进入东北与进行接收工作),于是八路军很快地拥有了东北、华北与内蒙的广大地盘,以及经由收编伪军、游击队来扩张的军力,在抗战胜利之后,就有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武装实力了。
     本书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历史,初步的归纳是,在准备抗日时期,中共以灵活的文宣与组织,深入中国的群众基层,加速凝聚中华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意识,是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力,但是也促使中国无法在卢沟桥事件上退让,而在没有准备好的状况下,提前与日军进行全面作战。而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把握了历史的机遇,极力地扩张武力,虽然在过程中,的确是与日军进行了不少的浴血作战,也有着牵制与消耗日军的真实贡献,但是中共与日军爆发的各种游击战争,主要是因为共军扩张与求生存而引发的冲突,其目的并非在战略上主动打击与消灭日军;仅有的例外是发生在一九四○年下半部的“百团大战“,却也是一次下不为例的绝响。
     也许这样的历史事实陈述,恐怕会令一些政治立场不同的中国人难以接受。但是根据历史的事实,就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面对所有为抗日而牺牲的中国军民,历史的真相是不容扭曲的。
     附注:
     [1]作者先父就是因为发现共产党的这种发展远重于抗日的策略,因而退出共产党组织的抗日队伍,转投国民党的抗日部队。只在陕北的一点基地,扩张到华北、内蒙与东北,甚至在江南与广东,都有共军的据点,在抗日战争严重消耗中,可以说是成长惊人。因此不能避免的结论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共军必然是全力发展而非全力作战,才能有此惊人的成长效果。
     [2]关于平型关作战的历史真相,请参考第二十一章。
     [3]在文革期间,百团大战以没有奉到正式命令就发动作战,而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日军的反击,与暴露共军实力等原因,成为整肃彭德怀的罪证之一。
     [4]此时作者先父在胡宗南的指挥下的部队任职,颇能了解国共之间雍兵对峙的过程,以及彼此之间玩弄的手段。
   
   
   
   
   第三十章、滇缅作战
   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滇缅作战是华军唯一在中国领土之外,所打的主要会战。滇缅作战主要的战略任务,是要维持与打通中国西南的对外通路,使中国能够输入作战的资源,继续进行反法西斯的圣战。
     而为了打通这条维持中国战力的国际通路,中国冒着极大的危险,付出极高的代价。令人非常感慨的是,其实这个作战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只是因为“盟国”苏联主动切断了中国的西北通路,才迫使中国付出了超过其国力所及的代价,在缅甸的热带丛林对日军作战。由于英国一再地设下战略圈套,美国又经常搞错作战目标,因此滇缅作战,不单几乎耗竭了中国本来就不足的战力,甚至还造成中国差点亡在侵略者铁蹄下的历史悲剧。中国军队在滇缅地区的作战行动,依时间可以分成两次作战,第一次是一九四二年三月,当时日本大军开始横扫南洋,中国派军企图协助英军防守缅甸。由于盟国之间的猜忌以及政治的斗争运作,华军成为第一次滇缅作战的最大牺牲品。第二次是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开始,英、美盟国更是违反协议,强迫中国将最精锐的美援装备的部队,投入缅甸北部作战,完全消耗浪费在缅北的野人山区,造成中国自身缺乏兵力,无法在中国战区迎击日军发动的全面攻击。在缅甸的华军虽然大胜,但在中国自己的战场,华军却遭到日军最猛烈的打击,战线一度几乎全面崩溃。自从全球对抗法西斯的作战合流以来,中国与盟国之间,为了“如何”与“何时”在缅甸作战,双方发生了极大的歧见与战略的争论,这些摩擦严重破坏了中国与盟国间的合作关系,更影响到华军对中国战区本身的防卫。综观两次滇缅作战所得之历史结论,就是国际强权从头到尾,都理所当然的把中国当成一个牺牲品,任意出卖以遂其政治的阴谋与野心。
   
   
   
   
   第三十章、滇缅作战 30.1 英国事前不愿中国出兵协防缅甸
   日本在封锁了中国所有的海岸线之后,中国对外的国际联络通路,只剩下了由云南经缅甸出印度洋的滇缅路,以及经由新疆进入苏联中亚的西北通路。这两条公路可以说是维系中国抗战所需资源与人心士气的“生命线”。但是当时身为中国抗日“盟国”的苏联,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与日本签下“中立条约”,以及公然承认满洲国;苏联不但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军售,同时还切断新疆对外的交通路线,禁止中国借道通过苏联与国际联系。因此中国就只剩下滇缅公路来维系中国取得抗日战争需要物资的唯一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提供中国抗日战争中,最为重要的石油与军火原料、零件等的供应。蒋介石在日军一九四一年年底开始横扫南洋之时,就已经主动关切这条国际通路的安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盟国军事会议,向英军提出华军进入缅甸协防的建议,但是遭到英军冷淡地拒绝。当时英国仍然摆出一个“日不落帝国”自恃的姿态,认为自己在南洋的军力,多少可以与远道出击的日军对抗;何况缅甸已经是在印度洋地区,就算日军有意进攻缅甸,至少要等到先攻占东南亚之后,才能对缅造成威胁。同时英国对于中国要派兵进入缅甸协防,更有着政治上很大的顾虑。因为当时英国统治缅甸的政策相当失败,造成缅甸人民经常反抗英国政府,甚至进行武装独立的对抗。而当时的日本,已提出驱逐欧洲人离开亚洲,以建立亚洲人的亚洲口号,更让英国政府担心,假如允许中国部队进入缅甸,那么很可能会影响到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1],所以英国对于蒋介石主动的提议,让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协防之事,完全加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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