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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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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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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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沈元的谬传


   
   
   
   

    网上流传一篇《被枪决的1955年文科状元》,作者署名“一夫 吹咵咵”,说的是沈元的故事,文章内容严重失实。这几年,有关沈元的谬传颇多,这篇文章集以讹传讹之大成。有些人,不在乎事实真相,但求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网上的文章,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多的是,难以一一计较。但这篇文章歪曲地引用我的言论,把一些臆测想象、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说成“郭罗基的回忆”、“郭罗基称”,我就不得不说话了。
   
    一开头就错误连连。
   
   “每年高考放榜时,便是状元‘群星闪耀’时。自大陆设立高考招生制度,除文革曾中断过招生,数十年来输出估计上千名状元。他们学成后多数步入学界、政界、商界,成为社会中坚。但并不是所有状元都前程可期,中共建政后的历史上,曾有过一名命运极度悲凉的状元。他叫沈元,系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如果他还活着,今年该有78岁,但今天很少有人知道沈元这个名字。”
   
    1,沈元没有当过“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起初,我看到有人说沈元是“上海文科状元”,后来又有人说他是“上海高考状元”,升了一级。这里说沈元是“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越说越邪乎。沈元的“连中三元”纯属子虚乌有。当年高考的考分是不公开的,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考分是多少,同班同学也不知道沈元的考分是多少。有一件事可为佐证。我们班上有一位高干子弟。沈元认为她的学习成绩很差,怎么能进北大?一定是走后门进来的。1957年,趁大鸣大放之机,沈元纠集了一伙人,到人事处去闹,要求查档案,以确证她的考分是否达到北大的录取分数线。人事处不让查,理由就是考生的考分和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不公开的。沈元自己也不知道考分是多少,更不知道荣膺“全国文科状元”。
    还有一篇文章说:“沈元从小功课就好,中学文理各科均为全班之冠,近乎满分,毕业后参加高考,获全国文科最高分。”(《北大学生沈元化妆成黑人叛投马里使馆被处死刑》)说沈元“中学文理各科均为全班之冠,近乎满分”,有什么根据?他本人对我说过,在中学时他的理科成绩比较好,文科成绩不是很好,报考历史系是出于使命感。
   
    2, 1955年以至从50年代到60年代,根本没有“文科状元”、“高考状元”这一说。《被枪决》一文中说“自大陆设立高考招生制度……数十年来输出估计上千名状元”是妄断,并不是“设立高考招生制度”后就有“状元”。文革后,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采取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允许考生查分。差不多人人都要查分,于是就公布考分。从公布的考分中很容易发现最高分。80年代才出笼“高考状元”的桂冠,但仅仅是民间议论,不是官方认定。其实,地区的“高考状元”还比较靠谱,而全国的“高考状元”往往是不靠谱的。因为地区公布的最高分是多少,获得最高分的是什么人,比较精确;而全国范围并没有一道程序来评比最高分,大多凭模糊印象。北大说:“我们录取了全国高考状元。”清华说:“全国的高考状元在我们这里。”后来,各省市可以分别命题,更无法评选全国的“高考状元”了。
    80年代以后才时髦起来的“状元”帽怎么能戴到50年代的沈元头上?根据后来发生的事实,改写从前的历史,这是人们很容易犯的一种错误。
   
    3,《被枪决》一文中说:“……上千名状元。他们学成后多数步入学界、政界、商界,成为社会中坚。”多少“状元”成为“社会中坚”?有没有统计?有没有实例?事实上,所谓的“高考状元”,入学后大多表现平平。我倒可以为你举个实例。哈佛大学的庄小威,据说当年是“高考状元”,进了中国科技大学。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出类拔萃,现在她是哈佛大学最年轻的教授,而且是物理和化学的双料教授,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但庄小威是特例,多少个“高考状元”都默默无闻了。原因是高考的高分主要是靠背功,并非思维能力超强。“高分低能”正是中国教育的问题。颂扬“高考状元”,就是把红肿之处说成“艳若桃花”。美国大学的录取标准,强调全面的品质,注重创造性思维、社会活动能力和服务效果。即使 SAT 考满分也没有人称之为“状元”,而且还不一定被录取。前年报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的考生,SAT满分的只录取了38%,哈佛大学的比例更低。
   
   “还在北大读书时,沈元就被誉为天才学者,可惜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派。摘帽归来24岁的他,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同题研究的论文质量被指高过王国维。”“ 1962年沈元摘帽归来,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学术水品被誉超过王国维。
   
   4,沈元在北大读书时,学习成绩虽好,但没有听说过“被誉为天才学者”。毕竟是“学生”,无论如何不是“学者”,更不是“天才学者”。我的文章中写道:“沈元對《急就篇》文本的考訂超越了大學問家王國維等人﹐一一指出他們的不足。”原因是沈元得益于北京图书馆的藏书,王国维等人未必见过那么多的版本。《被枪决》一文的作者不知是没有看懂这句话的意思还是故意夸大,把“文本的考订”说成“研究的论文质量”。我说的文本的考订超越了王国维,意思是在王国维的考订基础上又继续前进了。“高过王国维”,“学术水品(平)被誉超过王国维”,指学术水平全面高于王国维。沈元远未达到这一点。
   
   “25岁,他又在该杂志发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后被《人民日报》整版摘录,在《人民日报》的出版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5,沈元的文章《论洪秀全》在《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被说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完全不符合事实。只要略一思索,明显的事实即呈现在眼前。在沈元之前,1956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都是占两版篇幅的长文。1957年批判右派的文章,许多是整版刊登的,连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的检讨也是如此。在发表沈元文章的同一时期,中苏论战的文章,大部分是整版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长达三万字,占了三个版面。文化大革命中的连篇累牍的大批判文章就更不用说了。作者好像不是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的事情陌生得很,又不做功课,信口开河。
   
   “前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与江青之女李讷的老师郭罗基,曾撰写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一文。他以同窗的身份,回忆了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沈元最后的生命时光”。
   
    6,郭罗基虽然在北京大学生活了27年,但从来不是“北京大学教授”。和鲁迅一样,他是北京大学讲师。后来在南京大学,他也不是教授。因为郭罗基是“自由化人物”,而且是“自由化冒尖人物”,在中国当不了教授。只有到了自由化的美国,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才当上教授,还是纽约科学院院士。转到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当资深研究员,也相当于教授。中国的北京大学讲师跑到美国可以当教授、院士、资深研究员,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的教育比起美国来,用江泽民的话来说,“水平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郭罗基的《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根本没有提到“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沈元”。他的文章回忆了沈元,但不是“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的沈元”。郭罗基是反对有些人以“上海文科状元”、“上海高考状元”、“全国文科状元”诸如此类的不实之词来吹嘘沈元的。
   
    “而据沈元同窗郭罗基回忆,……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
   
   7,郭罗基回忆的原文是:“1955年﹐年方17﹐沈元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被枪决》照抄了《哀沈元》的一段文字,抄到这里却离开原文,写成:“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韩三洲的《“极右分子沈元”本事考》也这样说:“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两者词句相同,不知是谁抄谁的。当年高考的录取程序是先由北大、清华来挑,然后再由其他大学录取。所以不是成绩优异者不可能考上北大。但成绩如何优异却不知道。沈元本人和同班同学都不知道他的考分是多少,你们说他是“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那么总分究竟是多少?请你们说出来!
   
   “笔者推断,与他同处于一个大学时代的学生比,学历史出身的沈元关注时局,比同龄所有人都走得远。后来反击右派运动中涌现出北大的林昭、张元勋,人大的林希翎,1956年年初当时他们可能什么都还不知道。可以确定国内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全文阅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沈元是一个例外,且他还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8,为沈元申诉冤屈应当,但不要夸大其词,更不要贬低别人。
   说全国没有几个人全文阅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沈元是一个例外”云云,不是事实。不要说全国,就说北大,起码有几十个人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北大有一个文史阅览室,其中陈列几十种外语报纸。北大有三个外语系——东语系、西语系、俄语系,加起来一千多人,他们能自由地阅读外文报纸。即使只有百分之几的人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好几十。也不能说沈元“比同龄所有人都走得远”。数学系青年教师任大熊,把他翻译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文稿连续几天贴在阅报栏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沈元的影响仅仅是历史系的一个班。又说“北大的林昭、张元勋,人大的林希翎,……当时他们可能什么都还不知道”。林希翎在北大的演讲就大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怎么不知道?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笔者推断”。
   “北大‘五一九’以后(5.19这一天,北大自发鸣放开始),沈元虽然也同意人大林希翎、北大谭天荣的一些观点,却不同意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在大饭厅前的辩论台上与他们多次辩论,在老同学眼里沈元是标准的左派。”
   
    9,沈元没有在辩论台上与林希翎、谭天荣辩论过,一次也没有,更谈不上“多次辩论”。沈元,把他打成“右派分子”是时代的错误,但也不要把他说得十全十美。“在老同学眼里沈元是标准的左派”,完全是瞎说,没有一个老同学这样认为。沈元平时高傲自大,目中无人。他在班上是比较脱离群众的,他们423号房间形成一个小圈子,除了沈元自己,他的群众只有三个人,后来也都“反戈一击”了。他被点名为“右派分子”后,与中学老同学宋诒瑞有一次谈心。宋在《他“出事了!”》这篇文章中记载:“反右开始后,他也已经感到有些不妙,上半年总算没事,想不到还是逃不过。他还说,党支部书记郭罗基很同情他,可能是不同意把他划为右派的,但是他一个人说了没用。‘我平时得罪的人太多’。”他意识到“平时得罪的人太多”,想要挽回已经来不及了。当年我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我想保护沈元过关,为党留住人才。如果只是班上被沈元得罪的人起哄,我还能抵挡得住,上面的决定我就抵挡不住了。结果,非但沈元被打成“右派分子”,我也落得一个“包庇右派分子沈元”的罪名,被指为犯了“右倾错误”。按当时流行的逻辑,“包庇右派分子的人也是右派分子”。对我还算客气,没有打成“也是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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