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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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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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翁非痴——弔洪林(下)


   
   
   
   

   
   从反对“现代迷信”拱到尊神毛泽东

   
    思想解放派有一个策略,叫做“一点一点往前拱”,不能得寸进尺,得寸进寸总可以吧。
    《中国青年》的主编关志豪,派了一个编辑名叫程祖旋,远道来到北大,向我约稿。他说:“现在从‘迷信’拱到‘现代迷信’,能不能再往前拱一拱?”他们从10月份的《光明日报》上看到,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造神运动”的概念。他说:“能不能从‘现代迷信’拱到‘造神运动’,再拱出神是毛泽东?”我说:“可以呀!”欣然领命。
    文革中,我长久的思考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思想基础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人民的不觉悟。1967年6月8日,北大校文革的反对派即反聂派在“五四”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我在会上作主题演讲。演讲的内容大多涉及校内的纠纷,我也力图进行一些思想启蒙。这次找到一个机会,以批评聂元梓为由借题发挥。我先抬出权威:“马克思很赞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革命家的说法:‘伟大人物之所以看起来伟大,是因为你自己跪着。’”然后对保聂派的人们说:“你们把聂元梓看得很伟大,也是因为你们自己跪着。”我发出一个号召:“可怜的人们,站起来吧!”我提供了一种思维方法:是站着看人还是跪着看人?我们这个反对派,不仅反聂元梓,还有一股潜在的反文化大革命、反毛泽东思想的暗流。他们都是聪明人,听懂了我的意思,狂热鼓掌。这一点,是我一生中聊以自慰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我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赶浪头,而是有所表示的。那时,为了批判刘少奇,正在放电影《清宫秘史》。影片中,奴才们见了慈禧太后就下跪,口呼:“喳!喳!喳!”从此,我们这个反对派把跪在地上看人、拥护聂元梓的那一派,称作“喳派”,聂元梓得了一个外号,叫“老佛爷”。其实,文化大革命中的“喳派”岂止北大拥护聂元梓的人们,真正的“老佛爷”也不是聂元梓。
   《中国青年》的约稿正中下怀。但我要谨慎小心,弄不好会被北大的保守势力揪住辫子,翻出老账,说我有“反毛主席”的前科。我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毛泽东说:“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不就是毛泽东思想吗?那么,毛泽东本人以及毛泽东思想本身能不能一分为二?如果说“不能”,理论就不彻底了,怎么说服人?如果说“能”,那就不能禁止人们议论、批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所以我的题目叫做《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理论要彻底”也是来自权威——马克思。他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是思想解放运动中第一篇指名批评毛泽东的文章。交稿后,《中国青年》又不敢发表了,说是“太露骨”。
   这就来到了理论务虚会。理论务虚会实际上的灵魂人物是于光远。六个组的“闯将”们,每天晚上都三三两两地到他的房间进行串联,交流信息,讨论进程。在系统清算了两个“凡是”之后,大家认为,下一个主题应该是针对两个“凡是”所维护的尊神毛泽东。我说,我写了一篇批判造神运动的文章,没处发表。有几个人就说,我们到会上去“加温”。几天之内,各个组都在讨论共产党1949年以后的左倾路线和毛泽东的责任。传出去就是外电报道的中国“非毛化”。李洪林和王若水作了长篇发言;李的题目是《领袖和人民》,王的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崇拜》。
   我本来也要在会上发言。张显扬、王贵秀看过我的文章后,建议交《红旗》发表。《红旗》本是“凡是”派的阵地。主编熊复在会上作了检讨。张和王的意思是拿这篇文章去试探一下,他是真认错还是假检讨?熊复接到文章后,不说发还是不发,而是“送审”。一般情况下,“送审”总是凶多吉少。这是矛盾上交,推卸责任。这一回,“送审”的是中宣部长胡耀邦,有点不一样。过了几天,传下话来,他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红旗》不得不奉命发表,刊登在3月5日出版的第3期上。文化大革命中,多少人因说了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成了“反革命”,以至坐牢、杀头。我免当“反革命”了。但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后,形势逆转,我的文章还是成了“大毒草”。
   
   1998年6月李洪林(右)和郭罗基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
   
痴翁非痴——弔洪林(下)

   
   李洪林、王若水的发言全文刊登理论务虚会的《简报》。按规定,《简报》不得外传,实际上传得很广,还流行手抄本。为了冲开禁锢,人们渴望得到新思想、新观点。《简报》传到辽宁,推动了张志新案的平反、昭雪。任仲夷主持的辽宁省委,正在重审张志新案,主张平反的和反对平反的相持不下。看了理论务虚会的《简报》,主张平反的人们直起腰来,说:如果张志新不能平反,李洪林、王若水就该枪毙;既然李洪林、王若水可以在理论务虚会上大放厥词,张志新就该平反。张志新有什么错?不过是讲早了。张志新的平反,追认为烈士,又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
   1980年9月18、19日,《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发表了李洪林的《领袖和人民》。其中核心论点“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起了震撼作用。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被判刑的,大有人在。他们纷纷从监狱或劳改场所转辗传出信件,托亲友寄给李洪林,要求为他们伸冤。李洪林把问题归纳一下,附上原件,寄给邓小平。邓批示:“请耀邦同志处理”。胡耀邦雷厉风行,要求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一次,限期报告处理结果。结果出来了,共有200多人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有一次,胡耀邦遇到李洪林,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这是李洪林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作出的一大贡献。
   
   

   
   李洪林有三大贡献

   
   李洪林还有两大贡献。
   理论务虚会原计划分两段进行,第一段由北京地区的理论工作者参加,第二段扩大到全国的理论工作者。第一段进行的时候,引发思想解放的核爆炸,震动京师,远播四方。会议开始的时候,邓小平有两条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照他的指示讨论了一个多月,邓小平却说:“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胡乔木也说:“这个会越开越不象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邓小平与胡乔木合谋,将“五个否定”改造制作为“四个坚持”。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后,理论务虚会草草收场。邓小平用四个“凡是”代替了两个“凡是”。这个讲话违反了他自己参与奠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导致左倾路线回潮。
    在讨论邓小平的讲话时,我们北京地区的理论工作者心情非常郁闷。当时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以华国锋、汪东兴为首的“凡是”派,不能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而他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冠冕堂皇的,也不便反对。我们这些“闯将”一时无用武之地。对邓小平的讲话既没有拥护,也不表示反对。我记得李洪林在会下说:“我们要想想办法,总能想出办法来的。”5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李洪林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大家眼睛一亮,为之叫好,还是李洪林想出办法来了。“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否定了,但没有否定坚持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原则。大家鼓励他继续写下去,写四篇“坚持什么样的”基本原则。胡乔木说:李洪林是从反面提出问题的。清华大学的党委告状了,他们辛辛苦苦做政治思想工作,好不容易稳定了学生的思想。李洪林的文章一发,全都冲乱了。冲得好!
   邓小平讲话后,引发“说三道四”的斗争。有人“说三”,说三中全会的精神;有人“道四”,道四项基本原则。李洪林的文章是用三中全会的精神来解释四项基本原则。他还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执行三中全会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口号纳入“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轨道,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在顿挫中继续前进。
   1979年初,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向李洪林约稿。李洪林写了一篇《打破读书的禁区》。编者将题目改为《读书无禁区》,作为创刊号的首选。文章面世后,有人热烈欢迎,有人猛烈反对,总之是激烈争论。《读书》杂志将不同意见同时发表,吸引了广大的读者,初创即打开局面。首印五万册,被抢购一空,又加印五万册。无论如何,“读书无禁区”成了《读书》杂志的独家招牌。
   读书有没有禁区?问题的实质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它的前提是人民有没有出书的自由?读书无禁区,出书有自由,即出版自由。如果出书有禁区,所读的书已在禁区之中,高喊“读书无禁区”有何意义?与此相关,还应当是读报无禁区,办报有自由,即新闻自由。这些都是人民理应享有的信息自由。本是公民社会的常识,在中国却是大问题。所以,是中国的现实赋予“读书无禁区”以重大的意义。而且,自1979年以来,这一口号以及它引起的争论,至今余音不绝,就因为中国的现实没有多大改变。如今阅读已延伸至互联网,现代科技便于信息的自由传播。道高又推魔高。中国发明了“挡火墙”,把大量信息当作野火挡在墙外,中国人只能限在墙内上网。争取信息自由——读书无禁区,出书有自由;读报无禁区,办报有自由;上网无禁区,建网有自由;还将是中国人长期奋斗的目标。
   
   

   
   痴心自由成囚徒

   
    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在三中全会之后刮了一阵逆风。但思想解放的潮流强大,1979年下半年,还掀起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顶风前进。到了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反自由化”的口号,则是调转了枪口,扼杀思想解放运动,一个一个收拾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闯将”。其原因,一是“凡是”派完了,“飞鸟尽,良弓藏”。而且,思想解放派的言论往往矛头向上,他们同样也要将实践标准用到邓小平身上,是潜在的威胁。二是波兰团结工会的刺激,自由化思潮构成对共产党政权的威胁。思想解放运动的高峰理论务虚会被说成“自由化之源”。1981年进入“反自由化”的周期。自由化思潮不是很容易就能压下去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拉锯。直到1989年,自由化思潮演变为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邓小平调动军队,实行武器的批判,才结束了“反自由化”的一个周期,而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就此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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