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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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因果(微论)

   历史的因果(微论)

   因果律为儒佛道三家共识。子不语怪力乱神,但语因果,因果论非怪力乱神也。圣经圣言和孔子言论中,屡屡论及个人、政治、国家和历史之因果,并将道德视为因果的决定性因素。

   《尚书大禹谟》:“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顺着天道而行就是吉祥,违背天道而行就有凶灾。两者的关系如影随形,似响应声。孔传:“迪,道也。顺道吉,从逆凶。吉凶之报,若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言不虚也。”

   《大禹谟》中大禹“迪吉逆凶”之言,在道家《尸子》中说为舜帝的话,并加了个必字:“舜云:从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响。”可见儒道两家在这方面颇为一致。《太上感应篇》是道家劝善之书,清朝惠栋、俞樾两位大儒都曾为之作注,并以儒家经义印证之。

   《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孟子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些必字下得非常坚决、坚定,意味着一定如此,必然如此,绝对如此,没有例外,不容置疑。可见这个定律非常铁。

   因果律是宇宙铁律,堪称天罗地网。宇宙万物人间万事,无不在此网罗之中。无论人们理不理解,承不承认,它就在那里。关于儒家因果论,我在《儒家大智慧》、《仁本主义》二书和《道德和命运的关系》诸文中都有阐说,兹不赘。

   善人未必相信因果,恶人必不相信因果。因为不信因果,所以肆无忌惮,行险侥幸,勇造恶因恶业;因为恶业深重,更加不信因果,不愿信,不敢信,遂陷入越不信越恶化、越恶化越不信的恶性循环,直到回头无岸,万劫不复。对这种人,佛教称为一阐提,儒家称为下愚不移。

   更可怕的不是不信因果,而是正邪不分,善恶颠倒。那些死在毛政之下的知识分子,大多至死不悟,不知自己妄言妄语,欺世殃民,罪孽深重;不知倒孔崇马是负启蒙,是助恶和帮凶。毛政的建立和维持,知识群体功劳最大。几乎被毛氏群体灭绝,恰恰体现了天道之公正和因果之不昧。

   纣王是暴君,武王是圣王,史有定论。非要将纣王描绘成英雄,将武王诬蔑为强盗,这就是历史和道德的双重颠倒,非人化的表现。孟子说,不知耻己之不善,不能憎人之不善,不能分辨是非善恶,非人也。如此颠倒,不仅误导观众,也会贻害后代。孔子说,诬蔑文王武王,罪孽延及四代。

   赞美盗贼和暴君,是最下贱的奴才坯、贱骨头,最方便被恶意利用,最适合当廉价炮灰。换言之,赞美盗贼暴君,最容易招引厄运和灾难。这等于鼓励和欢迎别人特别是当权派,以诈力手段和盗贼暴君的方式对待自己。这是知识群体和民众自毁自灭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倒孔反儒本身就是最大的文化颠倒、道德颠倒和价值颠倒,所以是非、正邪、善恶、华夷、人禽、圣贼等等一切颠倒,就是逻辑的必然。圣贤常常饱受诋毁攻击,盗贼纷纷被打扮成英雄,也就毫不奇怪了。这不是一般的历史倒车,而是天翻地覆的恶变,必有空前绝后的浩劫。

   反儒比无儒更坏。无儒如无父之孤儿,有机会慢慢成德成才;反儒如弑父之逆子,再也没有了成德的机会,非下地狱走一遭不可。这就是五四通往四九和文革的逻辑和因果之必然,也是中西差距急遽拉大的根本原因。西方无父本可怜,却有幸不断成人;中国有父本幸运,却弑父自绝人道。

   反儒成风,必成乱世;反儒成功,必有暴政,这是历史的规律和因果。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南北朝时,玄学盛行;五代十国,重文轻儒;民国之时,主义泛滥,上述时代都反儒成风礼崩乐坏。秦时,儒家被反掉,代之以法家;毛时,儒家被反掉,代之以马学。一古一今,反儒最成功的两个时代。

   历史由无数偶然事件组成。但偶然背后有必然在。任何现象必有其本质,任何结果必有其原因,因果相续不断,构成历史长卷。例如,若不能消除反儒的风潮,不能阻止反儒势力的成长和成功,暴君暴政的出现就是必然的。凡夫畏果,菩萨畏因,此之谓也。

   暴君的成功是一个逆淘汰的过程,就像蛊的制造:取各种毒虫密闭于容器中,让它们自相残杀,互相吞食,最后活着的虫就是蛊。《隋书•地理志》记载:“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 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

   君不见,自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后,苏共内部空前残酷血腥的政治斗争就没有停止过。那些在苏联成长、成功和维持过程中死于非命的苏共党人,就像制蛊时密闭容器中互相吞食的毒虫。暴政没有赢家。前苏联的命运和结局,堪称政治性、国家级的恶报。

   政治反常社会逆淘,并不影响天道和因果的公平。不仅苏联,所有奉行马主义的政党、国家和人民无不灾难深重。天道无私,因果不昧;祸福无门,惟人自召。罪孽和灾难成正比,罪孽有多深,灾难就有多重。道德有多败,环境就有多坏,文化道德、政治社会、自然生态一切环境无不败坏。

   六国和秦国相继的灭亡,也都是政治恶报。杜牧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阿房宫赋》)古今中外所有国家之亡,根本恶因都是一样的:不爱其人,暴虐其民。

   毛氏在《矛盾论》中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不以人废言,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内因是一切事物变化的决定性因素。苏联的极速崩溃,各国马帮和古往今来所有极权暴政的兴勃亡忽,都是由它们的内因决定的。2016-8-20余东海

(2016/08/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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