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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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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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君小议

   事君小议

   《孝经》说:“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或谓林明进先生根据《春秋》大义,依经解经,判断出:“中于事君”这四个字是后来的统治者给“偷渡”进去的,不是孔子本义。如果我们有经学的功底,就很清楚,把“孝亲”与“忠君”捆绑在一起,一定不是孔子的主张。

   不知林先生所根据的是哪一条《春秋》大义,但其结论显然是错误的,“中于事君”就是孔子思想,也完全合乎春秋大义。《孝经事君章》说:“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德,故上下能相亲也。诗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本章说明“中于事君”的道理,与其它经典孔子所说的忠君事君思想完全一致,绝无“偷渡”之嫌。

   君主制时代,君主是国家的领袖和象征,从政就要事君,治民与事君两面一体,孝亲与忠君相辅相成。把事亲孝亲与事君忠君结合贯通在一起,就是孔子的主张。孔子强调忠君和事君之道的言论数不胜数。

   《论语》中,孔子关于事君和事君之道的言论就不少,例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意谓鄙夫不可与事君)

   这类言论在《礼记》中更是连篇累牍。《表记》中就有多条,其一说:“子曰:事君不下达,不尚辞,非其人弗自。”谓当以正直之道事君。不下达,不导君以非正道;不尚辞,不崇尚浮华的言论;非其人弗自,不是合适的人推荐就不进身。不下达则上达,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不尚辞则尚德,自正其德以正君心;非其人弗自,有合适的人引荐就可因之而进。

   《尚书》是先秦儒家政治文献,如何事君是其中要义之一。程颐说:“看《书》须要见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尧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其它《诗经》、《易经》和四书也都论及事君之道,兹不详论。

   值得一提的是,郭店楚简中有一篇《鲁穆公问子思》,子思明确地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指出、批评君主不对不善,是忠诚的表现和忠臣的责任。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与子思所言一脉相承。

   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里的轻是相对民和国而言,强调人民最大,民为邦本,以民为本,立国立君以为民,忠君爱国以为民。君轻可不能理解为不事君不忠君目无君上。孟子严厉批判杨墨,以无君为杨朱学的罪状:“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孟子滕文公》)

   忠君也是春秋之义,为春秋所赞美。《左传•襄公十四年》:“楚子囊还自伐吴,卒。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君子谓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忠,民之望也。《诗》曰: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忠也。”

   公元前560年,楚王熊审自以为无德无能有辱社稷,病故前自求恶谥,子囊公正执言,说他有功且能知过,遂谋谥为“恭”,亦称楚共王。故云君死不忘增其名。襄公14年子囊死,念念不忘在郢建城,以卫社稷。所以君子认为子囊是忠臣。忠是立心中正和尽心尽力,忠并不局限于忠君。这里的忠,包括忠于君和国(社稷),忠于君国,就是民之所望。表示忠君爱国的成语“楚囊之情”就源于此。

   春秋大复仇,所大的就是复君父之仇。“(经十十)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传)何以不书葬?隐之也。何隐尔?弒也。弒则何以不书葬?《春秋》君弒,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雠,非子也。”君主被弑,臣下有讨贼的义务,这就是忠君的表现。

   在《春秋繁露义证阳尊阴卑》中,董仲舒说:“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之下者,视地之视天也。”君臣关系如天地,天尊地卑,故君尊臣卑。所以,事君之道,要善归于君,恶归于臣,“功出于臣,名归于君”。臣下要推功让德而勇担责任,一般情况下,要尽量维护君上的权威和尊严。

   或以为事君有奴性之嫌,这是不明君之真义。君指德位相称者,首先要有贤德,其次才是权位。无德者不配有位,不配为君。董仲舒说:“深察君号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权科、温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君者温也,君者群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

   君就是元始,君就是本原,君就是权道,君就是温和,君就是合群,君这五种德性合起来。对这样的人,尊之重之事之奉之,礼所当然,谁曰不宜。这样的人成为领导人,制度不好,可以重建;制度本好,可以好上加好。君即领导人,君主制有君,民主制或未来新礼制下也有君。君以德论,德高为贵。未来领导人选举,道德也应作为第一标准。2016-8-8余东海

(2016/08/1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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