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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王力雄
·关于发起成立“反恐保民护法爱心律师团”的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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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非反革命集团首犯】陈尔晋对徐水良的证词

徐水良在1981年4月全国大逮捕之前,没有主编过“学习通讯”!


   2016-08-09 08:20:49
   
    邓小平等中央四常委1980年底讲话之後,1981年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经下发了1981年9号文。坚决取缔和打击“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寒流已成滚滚狂飙,浊浪排空,风声鹤唳。徐水良这个1975年狱中就向专制独裁暴政屈膝求饶写了高调歌颂毛泽东的《投降书》,1979年出狱後,又将此高调歌颂毛泽东的《狱中投降书》在并非“两非刊物”上正式发表,以表对中共党忠心的投机分子,怎么可能还会在全国大逮捕之际或此前後,顶风作案主编《学习通讯》?
   

    而且事实上确实没有在民主墙上发表过文章,也根本没有参加过组党、组建全国中华民刊协会、组建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等等民主墙重大活动,一生具有严重投机心理,梦想做姚文元戚本禹,正在谈恋爱的徐水良,怎么可能还会在坚决取缔和打击“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9号文下达後的恐怖声势下,顶风作案主编《学习通讯》?
   
    事实上,我在3月下旬往返南京,两次见到徐水良,根本就没有听到他提起过他主编什么《学习通讯》的事!以他徐水良一贯疯狂争名夺利非常张扬的芝麻吹成地球的性格习惯,他怎么会不向我夸耀表功呢——这就是我作为【全国两非反革命集团首犯】对徐水良在1981年4月全国大逮捕之前,没有主编过学习通讯的证词!

结论:徐水良1、主编出版《學習通訊》的时间;与2、送给徐文立的时间,和当事人徐文立的证词,都严重不符,3、与1981年3月底两次见到徐水良的【全国两非反革命集团首犯】陈尔晋的证词,也严重不符。因此,中共提供给徐水良二次坐牢的证明材料检察院《起诉书》和法院《判决书》,所依据定罪量刑的事实根据,实属完完全全不清不楚,甚至明显具有子虚乌有之嫌!中共特工部门为给政治流氓争名夺利嫉妒狂徐水良实施苦肉计,将其作为战略特务,打人民运队伍,以便10年後,全国大逮捕民主墙运动这批【全国两非反革命集团】人士出狱之後,实行打击、分化、瓦解中国民主革命队伍,严重破坏中国民主革命事业,造假嫌疑极大!

   
   附:

对中共提供给徐苦肉二次坐牢证明材料的若干质疑1:事实根据严重不清


徐苦肉主编《学习通讯》和送出《学习通讯》的时间


与指使者徐文立证词严重不符,事实根据严重不清


    《特权论》作者 陈尔晋(陈泱潮)
   
   2016-8-2
   
    法律判决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我们就按照这一准则,对徐水良所展示的中共提供给他的检察院《起诉书》和法院《判决书》,提出以下若干质疑。
   
    一、查《起诉书》和《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和当事人徐文立的证词严重不符:
   
    1.1.对徐水良的《起诉书》和《判决书》,所认定的犯罪主要事实只有一件:“被告人徐水良于一九八0年十月,应北京徐文立之托,主办出版了非法刊物《学习通讯》第六期、、、、、、该刊物印成以后,被告人于一九八一年三(二?模糊不清——陈泱潮注)月,叫于为民(因反革命罪已捕)转送给徐文立150份、、、、、、”
   
    1.2.当事人徐文立证明:“我在1981年4月9日被捕之後的預審期間,看到了我入獄之後,由徐水良主編的一期『學習通訊』。”(详见徐文立《有意見分歧和個人恩怨是事實,說誰是特務就要有真憑實據》 2016-08-01 17:50:2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364276 )
   
    到底是一九八0年十月?还是1981年4月9日徐文立被抓捕前至5月4日徐水良自称被抓捕之日之间?主编出版时间事实根据严重不清!
   
    由此可见,
   
    1.3.徐水良苦肉计第一作假大破绽:主编《学习通讯》时间与当事人证词完全不符
   
    1.3.1.徐文立证词说的是:在1981年4月9日被捕之後的預審期間,徐文立才看到了他入獄之後,由徐水良主編的一期『學習通訊』。也就是说,徐水良主编的一期『學習通訊』,时间是在1981年4月9日(徐文立被捕日)——1981年5月4日(徐水良被捕日)之间;
   
    1.3.2.而《起诉书》和《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徐水良“一九八0年十月,应北京徐文立之托,主办出版了非法刊物《学习通讯》第六期”;
   
    1.4.徐水良苦肉计第二作假大破绽:当事人徐文立看到《学习通讯》时间与《起诉书》、《判决书》认定徐水良送出《学习通讯》给徐文立的时间完全不符
   
    1.4.1. 徐文立证词说的是:在1981年4月9日被捕之後的預審期間,才第一次看到徐水良主编的『學習通訊』;
   
    1.4.2. 而《起诉书》和《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徐水良“一九八0年十月、、、、、、主办出版了非法刊物《学习通讯》第六期该刊物印成以后,被告人于一九八一年二(三?模糊不清——陈泱潮注)月,叫于为民(因反革命罪已捕)转送给徐文立150份!
   
    ——试问:1981年2月就送去给徐文立的徐水良主编的《学习通讯》,为何直到徐文立1981年4月9日坐牢之後,在预审期间才看到?
   
    质疑1:徐水良为什么在1980年10月就主编出版的『學習通訊』,会要5个月之後,才送给徐文立?
   
    质疑2:为何徐文立1981年2-3月作为自由之身会没有收到徐水良在1980年10月就主编出版的『學習通訊』?而偏偏到了坐牢之後,才从预审员那里看到徐水良在1980年10月主编出版的『學習通訊』?
   
    质疑3:徐水良主编的『學習通訊』,是不是中共特工机关老谋深算,为了安排徐水良实施苦肉计,打入民运队伍内部,以便从根本上破坏中国民主革命,而赶制出来的伪『學習通訊』?
   
    (质疑4:见【全国两非反革命集团首犯】陈尔晋对徐水良没有在全国大逮捕前编过“学习通讯的证词、、、、、、)

结论:徐水良1、主编出版『學習通訊』的时间;与2、送给徐文立的时间,和当事人徐文立的证词,都严重不符,事实根据不清不楚。中共特工部门为给政治流氓争名夺利嫉妒狂徐水良实施苦肉计,造假嫌疑极大!

   
    【待续】
    (2016/08/03 发表)
(2016/08/0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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