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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小小老百姓”陈伯达

   
   “牛鬼蛇神”陈伯达
   
   五十年前,每提文革,总加前缀“史无前例”,五十年后追忆,文革还“史无后例”。轰轰烈烈的文革,以疾风暴雨峻厉豪放的正剧开场,最后演成无所不包的杂剧:有癫狂迷乱恣意妄行的闹剧;有反讽荒诞滑稽突梯的谐剧;有格杀互害不知所为的悲剧。
   陈伯达就是其中一个蹩脚“演员”。


   一九六六年,陈伯达被毛“莫名其妙”地拉上台当“主角”,一九七0年又被毛拿出来“祭旗”,被毫不留情一脚踢下台。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陈伯达刚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就发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鼓噪起文革高潮,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叛徒、特务、走资派及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等臭老九先后被网进牛鬼蛇神队伍,被“打得落花流水”。
   现世现报,一九七一年,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报刊上给陈伯达扣上无数帽子:“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军事俱乐部成员、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头面人物、尊孔派、大儒、野心家、伪君子、反共老手、政治骗子、黑秀才……”牛鬼蛇神的各种名号麕集他一身。
   “十恶不赦”的陈伯达为此遭囹圄之灾,当他被押进秦城监狱,面对牢门时禁不住大叫:“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救过毛主席!”
   一九四八年春的一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陈伯达去叫毛离开屋子,毛逃过一劫……他临危邀功,却软化不了残暴主子手上的屠刀。
   几十年前,当陈伯达走进毛时,绝没料到会有这样的下场。
   
    延安演讲时人生的转捩点
   
   陈伯达一九三七年奔赴延安。最初,他在陕北公学等处任教,并未受重用。一次,他在座谈会上谈孙中山思想的两个两重性见解,在座的毛发现了他的才学,调他来任军委主席(毛泽东办公室)副秘书长。延安整风时,他写文章宣扬毛是中共唯一正确的最高领袖,随后在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一九四三年抗日时期,陈伯达在毛指导下撰写《评【中国之命运】》;在国共内战时期写《蒋宋孔陈——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小册子,大势进行反蒋反国民党政府宣传,以此博得中共首席理论家称号。
   中共建政后,陈伯达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参与起草许多重要文献:一九四九年的《共同纲领》(即临时宪法);一九五三年的《宪法草案》;一九五八年的八大《政治报告》;一九六一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九五六年中共创办理论刊物《红旗》,他任总编辑。同年,他当上了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
   
    文革中被推到权力顶层
   
   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诛杀一批有异心的建国功臣”,其手段就是重用文痞刀笔吏舆论现行。陈伯达“得风气之先”,他在四清运动期间起草《二十三条》中就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次年,他在起草《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两个文革纲领性文件中再三强调这个论点。在工作组问题上,他与刘、邓意见相左主张撤销,站在了毛的“正确路线”一边。
   论功行赏,毛点将陈伯达当文革小组长,并让他在中央全会上跃升为排名第五的政治局常委。八月十八日,毛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其貌不扬的小个子陈伯达紧随毛、林、周,在登上天安门城楼亮相的同时,也登上了人生的峰巅,一夜间名扬全国。
   陈伯达从此进入他受审时自认的“发疯的时刻,”制造或参与了不少大案。他在揪斗刘少奇的报告上添加邓(小平)陶(铸)夫妇的名字;他和谢富治一起清查“中国(马列)共产党”案,怀疑朱德、陈毅等一批元帅、副总理等人组党搞政变;他在迫害陆定一的材料上批示“给陆定一戴上手铐、降低生活标准、交红卫兵审判”;他参与整肃的“冀东党大冤案”最为惨烈,受株连者八万多人,其中近三千人被迫害致死,七百多人致残。
   
    “我是小小老百姓”
   
   然而,陈伯达毕竟有传统文人的一面,在丧失理智的狂乱中不时显露一点残存的仁义。
   文革初期盛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陈伯达认为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随即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在抄家批斗肆虐时,他指示北京市委发出“不许私设公堂、拘留所”等内容的布告。
   陈伯达的尴尬在于,他担着文革组长盛名,但文革小组的事都由副组长江青说了算,他常因持异见而受江青和康生训斥,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上海发生安亭事件,工人造反队阻断铁路交通,他指示“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工人应回厂搞好生产”。张春桥却说“革命也是大道理”。武斗白热化时,他主张收缴群众组织的武器,江青却提倡“文攻武卫”。他在文革中常把“我是小小老百姓”挂在嘴上,从他在文革小组的处境可知,这句口头禅既是自谦也不无自嘲意味。
   
    糊里糊涂遭灭顶之灾
   
   受江青集团奚讽冷落的陈伯达,只好去林彪集团取暖。九大召开时,他为林彪起草政治报告,提出中心工作应该从搞运动转向抓经济建设。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的另一份报告的中心思想是“继续革命”。他批张、姚的报告是“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反驳他的报告是“唯生产力论”。最后毛采用张、姚的报告,他感到遭毛遗弃,大哭了一场。
   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附和林彪的意见,赞成设国家主席,还高调宣讲天才论。他天真地认为,称颂毛是天才以对抗张春桥总不会错,讵料毛拿他当靶子敲打林彪,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把他骂得一钱不值:“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我们“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一字千钧地宣告了他的末日。
   
    百无一用是书生
   
   陈伯达本是性格懦弱的“老夫子”“书呆子”(江青骂他的话),被奸佞枭雄毛招到手下为官,惜乎,他学得了毛的野心和权欲,却始终搞不懂毛的权术,他投机取巧左右逢源,却动辄得咎弄巧成拙。他赞同彭德怀上书,又转头痛斥彭有“反骨”;他帮刘少奇修改《修养》,文革后又批《修养》“反动”;最后,他因为林彪的天才论做注解而成为替罪羊。
   陈伯达在受审时自责:“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我的一生是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他至死认识不到悲剧的根源,晚年还重申,“永远感念毛主席”,他这个“学生犯了大罪,不成器,是不能怪先生的。”可怜的文革“小小老百姓”,是被皇帝杀头还坚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感恩戴德的腐儒,是被共产党这部绞肉机碾成齑粉还甘为零件的顺服工具。
   夫复何言?
   
   原载《动向》2016年第6期
(2016/07/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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