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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批判

中国模式与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
   ——兼论习近平反腐的末路与中国模式的末路
   李咏胜
   
   善良的人若是对政治冷漠,就要给比自己差的人来管治,作为惩罚。

   ——柏拉图
   
   (接上期)
   
   五、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批判
   
   A、撕开《北京共识》的画皮及其理论支撑
   
   中国经济真正显示出崛起势头,实际是在2010年。这一年,中国经济JDP总量为5.8786(亿美元),超过了日本的5.47425(亿美元),正式晋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关于中国经济崛起的信息和信号,却早在之前的2004年,便由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的《北京共识》,给透露在世界各国媒体上,让整个世界一下子傻了眼:中国经济崛起了。随之让世界跟着形成这样一个印象:中国经济的崛起,是由于有了《北京共识》所鼓吹的“中国模式”。也就是说,是先有“中国模式”,后有中国经济崛起这回事。但实际上,在《北京共识》产生的前后几年之间, 中国经济并没有取得什么异常骄人的成就。中国经济JDP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中,还处于6、7、8位之间,远在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之后,就别说是赶德超日了。
   
   而真要说有什么巨变之处的话,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9.11事件之后,由于中美关系由趋于对抗转为合作之后,双边贸易骤然猛涨,美国对华投资显著增加,由此而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极大的生机与活力。二是国有企业改革基本上趋于完成,使数十万亿元的国有资产,被“分财”和“转财”到了少数利益集团手中。进而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的“大循环”和“一体化”,奠定了资本的集中整合条件。除此之外,还没有看到任何它蓄势待发的景象展示出来。以此可想而知,雷默在这个连中国人自己都还找不到北的情况下,公然向世界发出“中国崛起了,有钱了”的喊声,可知其影响和震动有多大了。故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他这一语惊世界之举的真实性,给予必要的质疑和责斥。而对他为何“登高一呼”的个人目的和动机,则可以暂且存而不论。
   
   据百度百科介绍《华盛顿共识》: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而据百度百科介绍《北京共识》: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以此对《华盛顿共识》进行否定和扬弃。
   
   本来“共识”一词,根据汉语的词义解释,是指在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的人之间,所求得的一种共同认识。而这与英语词义common view;Consensus; an agreed account of; a consensus所包含的意思,也是同一的。这即是说,所谓的共识,只能是在几个团体或个人之间得出的一种共同认识,而不能是某个团体或个人单方面得出来的一种片面之词。以此将以上两个“共识”稍作对比,便不难见出,《华盛顿共识》之所以被称为共识,是由约翰.威廉姆森提出的一个改革方案,然后经过参加会议的许多个团体讨论、研究之后,所达成的一个共同认同的文本。而《北京共识》却是由雷默一人提出,在没有与任何团体讨论、研究的前提下,自己拿出来与世界“共识”的一个文本。以此见出他抛出的这个“共识”,不论从知识上还是从学理上看,都只能是一个披着“共识”画皮的“假共识”。
   
   以此不难见出他的这一作派和手法,就与国内“忽悠大师”赵本山的“卖拐”,如出一辙了。只不过不同之处在于,被赵本山所“忽悠”的,只是那些被党国意识形态弱智化了中国人,而被雷默所“忽悠”的,则是世界各国的知识精英。但唯一幸运的是,好在雷默还没有狂妄到把它称之为“世界共识”的地步,如若这样的话,便不需要经过联合国大会的讨论和通过,“中国模式” 便可以满世界风行无阻了。
   
   于是,雷默这一公然“忽悠”世界的“假共识”,就这样弄假成真了。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没有被“忽悠”的。原因是在雷默《北京共识》登台不久,便有一篇署名道钉的短文《闲话说说“北京共识”》,曾经在网上流传。文中说,《北京共识》的作者乔舒亚.雷默在来北京之前,只是《时代周刊》负责报道拉美国家经济改革问题的记者、编辑,不是什么知名专家、学者。而他在刚学会汉语的情况下,能够到清华大学作访问教授,是有一定政治背景和原因的。他从来到清华大学,到抛出《北京共识》,其实只有几个月时间。按理说,他刚来到北京,汉语也不熟练,无论对中国问题,还是对中国经济问题,都不可能有什么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因而,一般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很难能做出什么学术研究成果的。
   
   而雷默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马到成功,主要是得益于他来之前,结识了北京大学的某位毛左派著名教授。到北京之后,又经常与几个清华、北大的毛左派著名教授过往甚密。也就是说,他到北京后的学术研究活动,主要是围绕着这几个毛左派著名教授进行的。而《北京共识》在他任职的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后,又是这几个毛左派著名教授把它译介到国内来,在媒体上大力推销传播,与之遥相呼应。并把它尊奉为“中国模式”,进行舆论包装、打造和镀金的。由此,根据以上情况来推测雷默的《北京共识》,如果不是这几个毛左派著名教授为他支的招,指的路,便是为他提供了某种特殊的帮助,否则的话,仅凭他个人能够作出这样的学术性文章,是不可思议的。
   
   随后,又有一个叫漏底的网民跟帖说:“其实《北京共识》的操刀手,那里是一人,而是一帮人呢!”那么,倘若据此来分析,他所说的“一帮人”,会是哪些人呢?显然,就只有雷默与那几个毛左派著名教授了。也就是说,雷默抛出的这个“北京共识”,根本不是他一人的创作,而是他与那几个毛左派著名教授共同创作的。只是最后的“成果”,归雷默一人独自享有而已。而这几个毛左派著名教授,为何要这样无私奉献自己的知识产权呢?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那就是企图借洋人的胎,生中国的子。换言之,就是借雷默的名誉地位,来为中国模式的登台亮相吆喝造势罢了。
   
   总之,关于雷默在清华大学期间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社会各方面的看法和说法各各不一,而网上出现的只是其中之一。因此,对于人们的街谈巷议,笔者不能断定其中有多少可信度,也不能信口开河说,《北京共识》完全不是出自雷默的手笔;抑或说,雷默没有作这一大文章的学养和水平。但对于雷默在清华大学作访问教授期间,到底在什么时间和地点,与哪些人和那些政府组织达成了这个“共识”,以及这个“共识”是在台面上形成的还是台下形成的等等,却是有理由问个究竟的。否则,岂不是偌大一个中国,没有人敢说洋人也会造假的话了。
   
   然而,十分无奈的是,即便我们有太多的事实证明:雷默这个拉共识大旗作虎皮,以捆绑世界舆论的作法,分明是一个学术上的造假行为。但也已经为时已晚,于事无补了。因为由雷默的《北京共识》所演绎而成的中国模式论,早已传遍世界,成为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客观存在了。因此,现实留给我们唯一明智的选项,就只有从《北京共识》这个不是道理的道理中,去进行理论上的证伪与去非,才能使之真假两分明,而不再让它继续贻谬种流传。故在此,笔者认为雷默所谓的《北京共识》之所以能够风行于世界,究其理论支撑之处,就是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错误认识和非理性认知。
   
   而这,即是他们在总结和归纳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时,都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是由于实行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果。且持这一看法的人,既包括那些唱红中国模式的经济学家,也包括那些否定中国模式的经济学家在内。甚至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在内,也是持此论点的。如他在2010年接受中国《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就公开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凯恩斯主义国家,或者说是最主要的国家。”此外,也有不少到中国吃香喝辣的西方学者,还把中国模式提升到超越和取代《华盛顿共识》的高度,声称当代西方经济的不景气,是由于偏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忽视凯恩斯主义的结果。
   
   虽然在国内经济学家中,公开主张凯恩斯主义,支持政府放手对经济进行干预和宏观调控的人并不多。但在肯定和认同中国模式时,却又几乎都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是政府实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结果。其原因是凯恩斯主义关于强调政府干预经济,主张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好稳定的货币政策来增加政府支出,刺激投资与消费,从而实现充分就业的理论,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其中,特别是中国模式论者的看法,则更是如此。只有少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政府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政策的因素很少。如果有的话,也是从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才开始显见出一定作用的。
   
   而笔者通过对上述观点和看法思忖再三之后,却得出一个与之相去甚远的结论:西方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归之于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显灵,不仅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个严重误读,也是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严重误读。同时,也是对中国问题的一个严重误读。因为太多太多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崛起,是政府的公权力普遍进入市场,并形成主导和垄断地位之后,所产生出来的巨大生产力推动和造就的。而凯恩斯主义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实际是很小很小的和微不足道的。甚而在很多时候,是有害无益的。
   
   具体来讲,就是西方经济学家在看待中国经济崛起问题时,常常把问题理想化和简单化。以致在面对和解剖中国经济崛起这个庞大问题时,由于在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中,找不到相应的理论支持时,便想当然地把它归之于是强大的中央政府实行干预政策造成的:也就是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实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果。然而,这个认识在笔者看来,是经不起经济学理论证伪的。而究其内在原因,就在于西方经济学家在看待中国经济问题时,把它兴起的状况、形态,与那些经济已经实现市场自由化、资本集中化、产业现代化的国家混为一谈。甚至,把中国经济的国家所有制性质,与凯恩斯主义产生和发生作用的私人所有制性质混为一谈。因而,没有看到中国经济的体制性结构,是与那些已经实现财产私有化,产权制度化的国家完全不同的两码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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