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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郑浪平(二十九)

第二十七章、从和平运动到叛国结局的汪精卫 27.5 对日和谈的幻想
   高宗武眼见华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家失地日广,但另一方面,日军深入中国却也无法获胜,日本政府又在军方的压力之下,发表不与国民政府交涉的声明。可是高宗武认为,日本政府内部是有寻求和解的打算,但是这些人为了要找个台阶好下、让面子好看,故希望能够在蒋介石之外,找到另外的高层政治人士出面,来与日本进行和谈。这样中日双方都有一个以谈判(3当时蒋介石只是长江下游派系的真正领袖,至于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只是大家因为抗日的关系,推任蒋为领导人而已,蒋介石暂时借用四川、云、贵、湘、桂等地作为抗战的基地。)解决冲突的转圜,而汪精卫应是一个可以出面的人物,这样一旦进行中日的和谈,蒋介石可以将部分责任推给汪精卫,日本政府也可以有借口对日本军方做个交待。
     因此高宗武积极地与部分的日本军政领袖,进行各种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协商,而汪精卫眼看华军一系列的作战失利,国民政府已经退到中国的内陆,军事与经济状况都极其不利,外国的援助又逐渐中断,长久下来,中国军队的后勤不济,国家经济运作发生困难,都会影响到继续作战的意志。因此汪精卫逐渐认为,中国要想继续再战的希望,已经非常的渺茫;加上几个国际强权,也为了本身的利益,希望能够在中国政府之中,找到蒋介石之外的政治领袖,这样可以藉着谈判,结束中日战争。所以汪精卫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机会,与其坐看中国抗日战争走上最后全面的失败,不如由他早些出面收拾残局。
     事实上,华军从武汉撤退前,德国与意大利已中止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同时拒绝再将军火卖给中国。虽然苏联此时对中国仍提供有限的军售,但已经几乎可以确定苏联不会与日本宣战了,而英美等国也只仅止于道义支持而已,国民政府的抗日战争,多少已经接近弹尽援绝的地步了。当时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就曾做出“中国最多只能再支撑六个月”的报告。国民政府的高层决策人士,对于继续作战下去的前景,多半都抱持着相当悲观的看法,因此大家的意见比较倾向于能和则和的态度。此时只有蒋介石坚持继续抗战的立场,以待国际环境的变化(这时候就可以看出谁是真正的抗日了)。
   

   
   
   第二十七章、从和平运动到叛国结局的汪精卫 27.6 第三势力斡旋的构想
   此时意大利政府进行巧妙的穿针引线工作,接触汪精卫以及主和派里“低调俱乐部”成员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表达了轴心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尽快与日本达成和谈,以建立联合反共的国际同盟。他们担保日本政府会接受一个既非亲日又不反日的“第三势力”出现,这样日本政府会有和谈的台阶可以下,中国也能有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机会。
     而日本政府与军部已经了解,日本无法击败中国的抵抗意志,因此无论是采取以战养战的战略(陆军省的看法),还是设法退出中国的战略消耗泥沼(参谋本部的主张),它都要找到可以与中国进行协商的对手。在唐绍仪遇刺、吴佩孚不肯就范而猝死的情形下,高宗武穿梭在日本政府之间进行游说,他推荐汪精卫不失为一适当的人选。当时高宗武的计划是,由汪精卫设法运动粤系的将领与西南地方(云南与四川)的山头,在日本军方的掩护支持之下,在西南成立一个不同于蒋介石的第三政治势力,然后由这个政治势力设法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在中日双方达成共同合作与反共的协议之后,再由这个第三势力,来与蒋介石的反日势力进行内部的协商,最终结束中日的全面战争,建立一个中日合作反共的东亚政治结构。这样中国可以免除战祸,而获得重新发展建设的机会,日本也可以留下实力面对苏联挑战的压力。虽然高宗武的设计,得到了日本元老重臣以及一些军方非主流将领的支持,但是日本陆军省的主事者,以及在中国作战的日军将领,却只想利用这所谓和平的方法,设法建立起傀儡政权,以方便以华制华,而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上海的重光堂,与日本军政领袖代表影佐祯昭达成了秘密协定,日本应允将支持汪精卫筹组第三势力的发展,以促进中日之间和平解决战争。梅思平将这个协定通知汪精卫以及其它低调俱乐部的成员。
     由于汪精卫了解,蒋介石此时的抗日意志极强,除非日本同意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局势,否则将不可能接受任何与日本的和平协议,因此汪精卫决定与其部属,分别离开西南地区。汪精卫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设法借道云南到达越南的河内,准备开始发表响应日本和平提议的言论。以汪在国民政府内的地位,当然会造成对国民政府抗日立场的严重冲击。因此蒋介石为了设法减轻汪精卫的影响,一方面透过各种管道,希望汪既然脱离了重庆,最好是先到欧美游历,以免他的言行影响到抗日的意志;一方面则是与西南的地方山头,进行软硬兼施的工作,防止他们响应汪精卫的行动。汪精卫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与疏通,反而进一步地与日本政府加强接触。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则依照事先的约定,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再度发表有关中日和平的最新立场,而汪精卫则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河内发表“艳电”,公然响应日本政府的立场,汪并且表示,他代表国民政府高层多数首长,发表希望能够停止抗战的意见,只是因为蒋介石握有兵权,大家无法公开的反抗蒋的决定。蒋介石既以个人的意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而继续与日本作战,他只有离开重庆,才能推展和平运动。
     重庆的国民政府领袖,对于汪精卫发表的“艳电”,产生非常强烈的反弹,并且立刻召开特别会议,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决定免除汪精卫党内外一切的职务。国民政府特别的声明,汪精卫响应日本的立场,纯粹只是汪个人卖国的言行,国民政府仍然要继续抗战到底。此时汪精卫已经有些骑虎难下了,不过大家仍然保留了讨价还价的空间。
     汪精卫不断在河内发表各种打击抗日的声明,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影响到抗日的人心士气,同时他也在设法影响西南的军政领袖,必要时响应他的立场,推翻蒋介石的领导,组成第三势力。但是事实上,日本在战争期间,对于中国人民所造成的残酷伤害,已经让中国人根本无法相信,日本会给与中国一个合理而且公平的和平条件。中国人当时的选择,不是反日到底,就是成为日本的汉奸傀儡,因此根本不可能会有所谓第三势力的存在空间。最后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派遣军统的特务,前往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失手,造成汪精卫秘书曾仲鸣的死亡,汪看到自己的安全已经受到威胁,日本政府也要求他设法离开河内,结果汪精卫就离开了河内,而投入日本的掌握之中。
   
   
   
   第二十七章、从和平运动到叛国结局的汪精卫 27.7 汪精卫逐步成为汉奸傀儡
   于是汪精卫先后到了上海以及日本,进行各种的拜访活动,同时发表各种附和日本政府立场的谈话。表面上,汪精卫好象是为了和平而牺牲自己的政治形象,事实上,他根本就是为了权位,而逐渐地成为被日本操控的汉奸。日本人逐渐开始露出真正的面目,他们不是要与汪精卫的第三势力达成和平协定,而是要汪成为他们的政治傀儡,好方便推动以华制华的政策。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一直无法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日意志,原先与汪关系不错的西南军政领袖,以及粤系的军事将领,也没有响应这个和平运动,因此汪精卫所希望筹组的第三势力宣告失败。此时汪精卫只有两个选择:不是成为日本人所支配的汉奸,就是要断然地终止政治活动,出国另谋发展。对崇拜力量的日本人而言,没有实力就没有尊严与价值,汪精卫既然(4从汪精卫无法煽动粤系将领以及西南的地方势力,在一九三九年年中,脱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自己结合成为第三势力的事件来看,可以明白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力量,已经成为主导中国人的主流力量。)无法建立第三势力,只能沦为日本所支配的汉奸傀儡,日本人因此更加看不起汪精卫了。
     原先推动汪精卫领导中国第三势力的高宗武与陶希圣等人,在上海的日本租界梅花堂(对外称作梅机关),这时候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与第三势力政府的组成,他们在协商中,经常与日本人发生立场的争执,而逐渐看穿了日本政府的真正面目,日本军方所谓支持汪精卫从事和平运动,只不过是寻找汉奸,以筹建日本操纵的傀儡政府而已。到了最后,当他们发现日本人真正的目的与野心之后,曾经力劝汪精卫中止与日本人的合作。但是周佛海与梅思平等人,则醉心于权力的诱惑,他们认为,不妨与日本人合作,组成听命于日本的政府,如此可以获得个人的权位,也可以减少日本人直接对中国人民统治所造成的伤害。
     汪精卫本人夹在这两种争论之中,几次的摇摆,最后汪却在其夫人陈璧君的影响下(汪一向惧内,他非常听从夫人的意见),终于向日本的压力低头,决定依照日本方面的意见,签订各种卖国的协议,组织由日本人所操控的傀儡政府。但高宗武与陶希圣等人,则在看穿日本的真相之后,决定不能成为国家民族的罪人,因此断然地退出汪精卫阵营,潜逃到香港,公开汪精卫假和平运动为名,实际上已经甘为汉奸的卖国真相。不过汪精卫等人则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否认成立的政府是个汉奸政权,反而名之为“曲线救国”的策略,为不少服从其下的汉奸们,找到一个出卖国家的响亮借口。
     汪精卫就从推动和平运动开始,而最终成为了汉奸傀儡。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签署“日支新关系调整纲领”的卖国协定,等于允许日本实际上控制整个由汪主持的南京政府。蒋介石曾经企图以秘密外交的策略,设法阻止这个政府的产生。日本政府内部也有人认为,一旦日本支持汪精卫组成政府,那么日本要想与重庆政府达成结束中日战争的希望,就更加的不可能了。特别是日本军部的领导阶层,曾经热烈期望能在一九四〇年年底之前,结束大部分在中国战区的战斗,以大幅撤回在华的日军。所以由日本参谋本部与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直接介入中日之间的交涉,这就是日本政府所谓的“桐工作”,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派出的今井武夫大佐,负责与重庆的代表接触。
     而重庆方面则煞有介事地派出所谓“宋子良”(伪称是宋子文之弟)为代表,与日本周旋,希望日本能够放弃支持汪精卫政府的组成,结果拖延了近半年。这个接触,曾经一度设计由蒋介石、板垣征四郎与汪精卫三人,在中国第九战区的长沙,举行中日高峰会议,其实这是重庆方面诱捕汪精卫的计划,最后才被日本拆穿了底细。而在当年,由于德国席卷欧陆,日本判断欧、美将无暇他顾,因此日军将可以轻易的南进,而完全截断中国与外国最后的一条通路。于是这个情报判断促使日本政府决定支持汪精卫组织政府,而与蒋介石打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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