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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英對中共黨史的若干釋疑

劉英對中共黨史的若干釋疑
   林保華
   
     今年四月號的《炎黃春秋》刊出《劉英憶延安歲月》的文章,由何方採訪,宋以敏整理,澄清了過去被誤導的歷史疑點。這個工作其實在八○年代已經進行,後來左傾當道而難以繼續,或難有出版物公開發表。但是還有一些有心人默默地做這些工作,尋找機會還中共黨史的真相。
   

     劉英(一九○五──二○○二)是擔任過中共總書記張聞天(洛甫,一九○○──一九七六)的夫人,張聞天在延安期間被免去總書記職務,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是彭黃張周反黨集團一員。
   
     我作為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第一屆學生,我們的黨史專業課從一開始就表明必須遵從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的基本觀點,不容違背,人手一本。這是一九五一年中共建黨三十週年前夕胡喬木在《人民日報》所發表的文章,簡述了中共的三十年歷史,成為我們的教學大綱。當時胡擔任毛澤東的秘書,中宣部副部長,他是黨史權威中的第一把交椅,為黨史定調。
   
     胡喬木這本書給我最深刻印象是其中的兩個基本觀點:「陳獨秀並不是好的馬克思主義者」、「遵義會議撤換了『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領導,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地位」。
   
     文革一結束,黨史界就一直有為陳獨秀翻案的呼聲,但是至今沒有成功,雖然對他作了許多肯定,然而搬不開胡喬木的陰影,因為其背後就是毛澤東。我在香港《九十年代》一九八六年一月號寫了一篇《中共理論的貧困兼談陳獨秀主義》,談了我對陳獨秀的看法。至於毛澤東如何在中央和全黨確立領導地位,這「領導地位」指的是什麼,黨史界也有許多說法,劉英的這篇回憶比較可信。這不但是因為當年她的身份,而且言語平和,沒有反毛,雖然不平之氣還是有的。
   
     「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地位」是含糊的說法,是拍馬屁、也是掩蓋黨史及其後黨內鬥爭毛澤東以各種權謀利用並分化政敵最後取而代之的說法。
   
     總書記是皇帝,家是皇宮
   
     一九三四年中央紅軍離開江西長征後,成立軍事「三人團」的領導班子,由博古(總書記)、李德(德國軍人,共產國際代表)、周恩來三人組成。因為連打敗仗,召開遵義會議時,撤換了博古與李德,新「三人團」雖有些不同說法,基本上應該是張聞天(或王稼祥)、周恩來、毛澤東。劉英說,當時(包括在陝北的初期)毛澤東只管在前線打仗,什麼事都不管。但是為了「拔高」毛澤東,胡喬木說,此時已確立毛澤東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地位。從「槍指揮黨」的角度,倒是事實。
   
     劉英敘述了具體經過。她明確的說:「聞天說過,選他當總書記是毛主席提議的。」毛還多次當面稱呼張聞天是「皇帝」、「明君」,稱呼劉英是「娘娘」。
   
     在保安(後來改為志丹縣)和延安,中央開會也在張聞天的家裡,毛澤東把到張家開會叫做「進皇宮」。張失勢後改在毛澤東家裡,這是當時的習慣。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前夕,鄧小平召集趙紫陽等黨內高層到他家裡開會,有人說這個會議不合法,其實不正是「延安傳統」嗎?從這裡,我們也看到毛澤東與中共黨人的農民意識,革命只是封建王朝的改朝換代而已,雖然劉英拒絕「娘娘」的稱呼。
   
     毛澤東為何稱讚張聞天是「明君」?劉英說,因為張聞天願意接受毛澤東的意見。遵義會議「論思想是毛主席的,但是出頭的是張聞天。」許多回憶錄裡,都講過毛澤東在長征期間是裝病躺在擔架上,與另一個真病的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密謀,王是國際派重要人物,在爭取到王稼祥與張聞天(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兼書記處書記)的支持後才在遵義會議上發難。張聞天也是留蘇的國際派,新班子須共產國際批准,所以毛澤東把張聞天推上寶座。到共產國際信任毛澤東後,張完成歷史任務下台。
   
     一九三七年一月,劉英經蘭州去蘇聯治病,正好另一位國際派頭號人物王明奉命從莫斯科經蘭州回延安。第二年王稼祥向共產國際介紹劉英時,張聞天已經不是總書記而是「負總責的書記」,說是因為加強集體領導。後來她了解:王明一九三七年回國召開十二月會議,傳達了共產國際指示,書記處增加書記,以毛澤東為領袖。他從共產國際帶回來的十六人名單,排第一的是毛主席,他自己排第二,把聞天排在老後面,等於他取代了張聞天的地位。
   
     張聞天到毛澤東的權力轉移
   
     按照劉英的說法,張聞天並不在乎這些,準備讓王明當總書記,但是毛不同意,說中共七大再解決。一九三八年七月六屆六中全會,王稼祥再從共產國際帶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要樹毛澤東當領袖,張聞天再找毛,要公開辭掉總書記職務,毛還是說「不到時候」。但是中央開會已經轉到毛澤東家裡。
   
     一九四二年初張聞天帶了一個調查團到晉西北,回來後繼續搞邊區工業與財經的調查,基本上躲開了延安整風與搶救運動,應該也是毛澤東放他一馬,毛則狠狠整了王明。
   
     劉英說,聞天、博古、王稼祥、凱豐、李維漢都寫了檢討。聞天寫得認真,毛滿意。博古、凱豐態度也很好。王明不承認錯誤,稱病不參加會議,後來在大會上揭發王明的問題,王明老婆孟慶樹沉不住氣,要把王明抬出來到會上去辯論。那天開會,劉英坐在毛的旁邊,孟慶樹一下台就趴在毛的腿上哭,為王明辯護,「毛主席當時不動聲色。我看得出,毛主席是下決心,不遷就了。」
   
     根據其他報道,一九四三年三月中共中央改組,毛澤東擔任「書記處主席」,才正式完成「一元化」領導。
   
     有關整風運動與搶救運動,劉英提到幾件事情:劉少奇一直「右」,在黨內沒地位,但是整風一開始就給毛寫信,說白區工作一定要總結。「毛主席就利用這封信發難,把劉少奇重用起來,劉少奇一下子就紅了。」最凶險的十天大會是康生主持。在共產國際喊王明萬歲的康生一看到毛要整王明,馬上給王明列出六十條教條主義表現。張聞天看到後對劉英下結論說:康生是個小人。她後來也認為康生是搞情報工作的,特務搞得越多越好。毛也相信這個東西。「康生沒有毛主席,行嗎?」
   
     陝北幫的救命恩人是張聞天
   
     有關搶救運動製造大量冤案,整死許多人,結果沒有一個真正的特務。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文章揭露,劉英提到的一個,是後來長期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政治局委員柯慶施的老婆曾憲蘭被逼到神經錯亂,半夜三更跳到一個枯井裡自殺身死。不過柯慶施後來還是很左。凱豐的老婆是胡喬木親自搞她的,打了燈籠搞車輪戰,後來也得神經病死了。胡喬木這個「左王」,自有其傳統。
   
     此外,過去黨史裡所說的,在紅軍長征抵達陝北以前,左傾路線如何關押劉志丹、習仲勳、馬文瑞等人,是毛澤東如何救他們出來的。但是劉英說,是他們寫信給張聞天的,「聞天說,一個都不能殺,叫他們把人放了。」當時毛澤東在吳起鎮,根本和中央沒有聯絡,何來「刀下留人」之說?劉英感慨:「歷史就是這樣的,好事都往一個人身上推。」所以習近平應該明白,救他老爸的,不是毛澤東,而是張聞天。那就別把毛澤東那一套傳承下來禍國殃民。
   《動向》雜誌 2016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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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赛昆
   越南防长武元甲曾问周恩来:斯大林真的劝阻解放军过长江? 2016-06-28 19:09:53 [点击:342]
   《人民日报》网和“第二中央台”凤凰网都登过陆茂清的《毛泽东拒绝“南北朝”: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里面讲到斯大林于1949年曾劝阻共军过长江。以下两段的毛、周语录均抄自此文(网址:
   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2/0627/c198865-18395121-2.html )。
   
   他(毛泽东)在1949年4月11日的谈话中说:“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赛按:日期有误,黄俄是4月21日过江的,4月11日还在江北。据《人民出版社》何明、罗锋的书《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毛泽东的这段话是1957年说的。】
   
   1955年1月,周恩来对即将赴莫斯科任驻苏大使的刘晓说:“当时军事、政治形势都很好,我们准备南下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苏联对此有看法,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是搞‘南北朝’,两个中国。”
   
   但据何明、罗锋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7年)披露:“(在1949年初)苏共中央和莫斯科的看法是,中国共产党占领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越快越好”,斯大林根本没有劝阻黄俄过江之意。
   
   所以,上面两段毛、周语录都是在撒谎。
   
   毛、周为了显示他们不是斯大林的走狗,故意向中国人撒谎:毛泽东违抗斯大林的建议。
   
   这个谣言传到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的耳朵里。1967年,武元甲向周恩来询问此事:“这是真的吗?(Is it true?)”——回答本该是“YES/NO”。周恩来对这个简单问题,躲躲闪闪不肯直接回答。
   
   下面两段是周恩来和武元甲的对话:
   
   
   武元甲:听说当年解放军打到长江边时,斯大林建议不要过江。这是真的吗?
   
   周恩来:我们的军队在1947年就进攻大别山,并在1949年打过了长江。苏联大使馆随着李宗仁的政府迁到广州。当时蒋在宁波,而美国大使留在南京,因为他知道蒋无力阻挡我们。苏联大使去广州是因为他们的情报部门估计解放军不能过江。根据他们的判断,假如我们打过长江,美国就会干预,他们有原子弹。所以苏联人相信长江会是两个政权的分界线。美国人的想法相反:支持蒋并不会改变形势,反而增加负担。
   
   对一个“是/否”的简单问题,这种回答等于是否定。周恩来如果没有脑残,应该知道这点。
   
   
   武、周对话资料来自《中越代表团会谈》,1967年4月11日,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CWIHP Working Paper 22, "77 Conversations.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2155.pdf?v=7e052cf95782cd6daf567f40910069c3
   
   英文原文:
   Vo Nguyen Giap: It is said that when the liberation armies reached the Yangtze, Stalin
   advised you not to move further southward. Is it true?
   
   Zhou Enlai: Our armies attacked Dabie in mid-1947 and crossed the Yangtze in 1949.
   The Soviet Embassy accompanied Li Zongren’s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o Guangzhou. At that
   time, Jiang was in Ningbo. The US Embassy remained in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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