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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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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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又火上浇油?
·王立军造假的真实目的
·贪官爱当性奴
·薄熙来吃蛋糕与分蛋糕
·911给世界留下了什么?
·唐军处理大连PX官民双赢
·曹天问政,意义何在?
·薄熙来赶考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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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入常,中国要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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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长青说,李修武案应当发回重审
·十年后,薄熙来又在说谎
·十年后薄熙来又在说谎
·李俊驳斥薄熙来的谎言
·从李俊案看薄熙来如何包装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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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薄熙来感冒了吗
·温家宝抓住了薄熙来的本质
·张德江将改变重庆
·李俊对李修武案二审维持原判感到震惊
·薄熙来垮台大连人拍手称快
·胡习联手,校正中国前进方向
·从亿万富豪到餐馆帮厨
·薄家稳住阵脚的谎言
·从李俊案看薄熙来如何包装黑社会{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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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宣與中央專案組

   “大外宣”与“中央专案组”
   姜维平
   不久前,香港铜锣湾书店的林荣基在记者会上,谈及“中央专案组”的言行,我认为这一信息非常重要,林案是新近才发生的,他这样年纪的人记忆还是不错的,从复述的整个故事情节看,这是相当可信的,这就颠覆了以前的一些判断,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善良人对中共高层严厉打压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的观点,我曾认为这种打压,未必来自于习近平,它很可能涉及高层权斗,是地方官员故意抹黑习近平所为,如今看来,林荣基所言似乎洞开了一扇窗户,中共“大外宣”政策较之于江胡时代,有相当大的变化,随着领导人强势地位的确立,由过去的软硬兼施,有拉有打,而转变成一言九鼎,重拳出击。由此推断,“大外宣”变成“大铁拳”,将进一步挤压港澳及海外的與论空间,中共后集权时代的特怔尽显无遗。
   
   以前软硬兼施的原因


   
   众所周知,由于邓小平无法彻底解决香港的问题,不得不留下“一国两制”的现状,这就造成了专制与法制的不断冲突,虽然香港没有民主,但因英治而历来拥有法制,过去司法保证言论自由,就使一些中共不喜欢的报刊,在香港回归后继续存在,有的还办得相当不错,可以说,创办人名利双收,内地许多消息也通过香港“出口转内销”,连中共官员内斗也找香港媒体当“出气孔”,特别是在胡温时代,江泽民退而不休,胡锦涛成了“儿皇帝”,故江也希望港媒对胡有所制约,反过来胡温也另有所图:有一些在中共官媒没办法发出的文字,则可转到香港测试风向,这是非常微妙的事情,也就成全了相当多的一些文人。
   
   据笔者观察,居住在港澳及海外的文化人,大概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表里如一地追求民主法制,故办刊办报以社会效益为主,经济受益为辅;另一种正好倒过来,比如,桂明海之类的“政治抄书匠”,就是后者的典型代表。中共有关部门对此一定了如指掌,因为吃“言论自由”这碗饭,作者或办刊人的消息透明度比较高,针对每一个人的特点,他们采取的办法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和伸缩力,有的言辞太激烈的就严控,有的语调比较婉转的就收买,一拉一打,多年来是比较有效的,比如,有的人某一些书还未出版,就马上被官方知道,他们层层汇报,如果某位领导不喜欢,不想让他问世添乱,就找关系给出版社或作者施压,如果对方提出经济损失的问题,就予以解决,当然这笔钱也许是不小的数目,但对“不差钱”的中共而言,是九牛拔一根毛的小事。如此安抚,皆大欢喜。
   
   此一时,彼一时也
   
   世界上所有的事没有不变的道理,由于中共恐惧于言论自由,并有上述情况的存在,就滋生一种生意,即,通过出版敏感的书籍与中共谈交易,有时拿到的银子不比卖书赚得少,很可能还产生一种令人眼红的暴利,于是,这种勾当越来越微妙,越来越热闹。但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改写了这段历史,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三,第一,习已大权在握,胡的“裸退”逼走了江,习头上没有人遥控,他不需要香港與论的“风向标”;第二,由于习王强力反腐打老虎,得罪了不少官员,他们都有能力和必要在港找到言论的“出气孔”,而一些赚钱欲望强烈的文人,也乐于对接,与其暗通款曲,于是,加上读者的好奇心,一些批评甚至诽谤,诋毁习的书籍大行其道,还有的用漫画的形式,索性把他画成“猪”,这种有辱人格的方法,自然也激怒习近平及其团队。
   
   我想,所谓“中央专案组”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产生的吧,首先,我们必须清楚,习近平当上中共最高领导人,成为世人关注的对象,有褒有贬是正常的,有些评论虽然尖锐,但都是可以视为與论监督,但有一些纯属骂人和发泄不满的东西,也是不好的,它败坏了言论自由的名声,给对方提供了把柄,如果习都能包容地面对,当然会给自己加分,但中共是一个很难接受批评意见的统治集团,即使习不在意,当他权力鼎盛之时,环绕着他的团队热衷于“拍马屁”的人想必不少,也绝对不会容忍别人的批评,何况,类似姜野飞那样的污辱人格的漫画,很容易使领导人失去心理平衡,因此,或许是习的某一个批示,或许是他的某一段言辞,也可能仅仅是愤怒的表情,都可能引发“中央专案组”的出现。
   
   “大外宣”变脸的后遗症
   
   这一细节显示了中共最高层对以往“大外宣”策略的改变:它变的异常强硬,不再有什么利益谈判的“封口费”,也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你敢到处乱写乱编,我垮境抓捕绝不手软,象姚文田的案子,王健民的案子,阿海的案子,李波的案子,等等,虽是情节略为不同,本质都是一样的。于是,打破国内地域限制而抽调公安人员,组成强有力的班子,分赴海内外各地,也就水到渠成了,可能他们把每一个人户籍所在地的公安,国安的人都组织起来,内定一些目标,任命一个头目,专门负责某一个人的案子,然后,经常汇总由上级决定处理结果。所以,姜野飞关在重庆,林荣基曾关在宁波,等等。
   
   其实,现在回想,两年前发生的王健民案,已暴露出外宣强硬的利剑之锋,他原供职于香港《亚洲周刊》,不满足于给别人打工,想创办属于自己的刊物,《脸谱》和《新维月刊》的诞生,也足证他确有这份能力,很长一段时间,他住在深圳,平安地往来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甚至有人怀疑他有官方背景,称其媒体为“香港党媒”,但事实并非如此,可能是原先的“政法王”周永康窥视胡锦涛的大权,想叫薄熙来接班,故意“放水”给包括王在内的一些港刊,以便浑水摸鱼,而单纯的文人并没有意识到风险,随着周永康的倒台,习的位置高升,新的“政法系”的官员并不喜欢港刊,甚至视为肉中刺和眼中钉,对王健民就翻脸不认人,新领导一声令下,王健民就失去了自由。
   
   至于后来的阿海案,李波案,林荣基案,等等,海内外报道连篇累牍,我不必重复,之所以香港與论对书商的关注度比记者王健民要高,大概是因为垮境抓人的办法使港人不寒而栗,越过香港人所能委曲求全的底线吧。毫无疑问,假如中共的官员能按照香港的法律,以诽谤或抄袭的罪名,请律师起诉一些人,效果可能比如今要好,因为中共“不差钱”,而且,很容易抓住一些粗制滥造,东抄西摘的“八卦书”的把柄,但可悲可叹的是,中共历来是一个法制观念淡薄,不讲法制而只认强权的政党,他的领导人也习惯于抓人封口,于是,就接连发生了打压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波及香港及东南亚的故事。
   
   当然,这种强势做派很容易立竿见影,前几天,有一位熟悉香港出版业的朋友来看我,他告诉我说,现在,香港的政治图书凡是比较敏感的,既使有出版社斗胆出版,也没有发行公司愿意销售,甚至连路边的地摊小贩都不敢涉足。以前,内地人来港主要是带“政治八卦书”回去,如今,海关查得滴水不漏,蒙混过去的可能性极小,也就是说,香港的媒体逐步变得自律而胆怯,一概是莺歌燕舞的催眠曲,我认为,从眼前看,对大权在握的习是“耳不听心不烦”的好事,但长远看是坏事,因为封锁了不同的批评声音,挤压了自由表达的言论空间,就等于逼迫不满者更强烈的,也许是非理性的反抗,而且,过多的虚假吹捧也会助长领导人的失误,等失去一切诤友的建议,离凄然垮台就不远了。更为重要的,这一近似疯狂的举动,也影响了台湾问题的解决,使香港与大陆的关系渐行渐远。习近平,惜哉!
   
   2016年6月29日于加拿大。香港《前哨》雜志2016年8月號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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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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