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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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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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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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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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翁非痴——弔洪林(上)

郭罗基
   
   
   李洪林(1925—2016)
   痴翁非痴——弔洪林(上)

   
   才弔呆公,又哭痴翁。我心忧伤,谁人与共?
   痴翁与呆公同岁。去年11月,北京悼念呆公于浩成之际,痴翁李洪林正在医院做白内障手术。术后急通 Skype,我见他状况不错,为之庆幸。不料,仅仅过了半年,2016年6月1日,痴翁也随呆公去矣。
   

经理性的启蒙而投身革命


   
   李洪林,1925年生于辽宁盖平县的穷乡僻壤。家中四个孩子,夭折了三个,洪林是硕果仅存。生于贫贱,又当国难临头。“九一八”事变后,六岁的洪林跟着父母流亡。东三省人唱着《流亡曲》涌入关内。《流亡曲》的唱词中有两句:“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洪林一家,浪迹天涯,真是走遍了黄河长江的十来个省市。颠沛流离,学无定所,少年洪林养成了自学的习惯;生活困苦,命途多舛,又逼着少年洪林必须思考,思考自己所处的这个国家,思考这个国家所呈现的社会。
   上大学,李洪林进入了西北农学院。大学是一个信息比较自由的地方。在这以前,他只知道国民党宣传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一个政党”。现在他知道,除了这“一个”,还有另“一个”。学校的政治课是《三民主义》,听起来很乏味。勤于自学、善于思考的李洪林,想在“三民主义”之外,找一找,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主义?一找就找到马克思主义。李洪林“赤化”了。学长李殿成是他的启蒙者,但李殿成从来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1946年6月30日,李洪林问李殿成:“我们到哪里去找共产党?”李殿成说:“我就是共产党。”李殿成是地下党特委书记,非但可以介绍李洪林入党,而且有权批准。他严肃地对李洪林说:“你要记住这个日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生命。”但这个“新的政治生命”给肉体生命带来了危险。那时参加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是要杀头的。李洪林认准共产主义是伟大的事业,一心一意为此而献身。他自称,当时的心态好像和尚出家一样,“六根清净,一心成佛”。他在《自传》中说:“我走的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道路,经过思想上的理解,然后投身革命,参加组织。”参加革命还有别的什么道路?有的,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道路。
    80年代 ,李洪林的“自由化”同伴们,也是从“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道路”走过来的,诸如已故的王若水、方励之、刘宾雁、于浩成,以及如今健在的阮铭、郭罗基等,都是40年代在学校中参加地下党的青少年;年长一点的于光远、李昌、李锐、杜润生、胡绩伟、戈扬等,也是30年代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自由化分子”没有一个是从“打土豪、分田地”的道路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自称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打江山的时候,无产阶级分子没有几个,主要的成分是农民,农民中的先锋是流氓无产者(即痞子先锋)。另外的重要成分是城市知识分子。共产党内起作用的主要就是这两部分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先锋流氓无产者,参加革命是为了翻身,为追求利益而翻身。当他们翻过身来,又会把别人压在身下。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为了献身,为追求理想而献身。精神上的需要超过物质上的索取。这两部分不协调的人,在共产党内演绎出许多惊诧的故事。
   

千里跋涉赴延安


   
    李洪林入党后,积极投入学生运动。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全国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西北农学院也风起云涌。李洪林被推选为罢课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通电。他所主编的《农经通讯》,传播“反饥饿,反内战”的消息,引起校内三青团的注意。
    1947年下半年,时局紧张。地下党领导人李殿成离开西北农学院时,向李洪林交待任务,要他“独立作战”。年底,李洪林毕业,根据李殿成的通信指示“到农村去教书”,到了郿县的乡村师范。他在学生中建立了一个地下图书馆,流转进步书籍,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蒙。这个地下图书馆被国民党派来的“教导主任”(特务分子)发现,进行追查。李洪林担心案发,迅速脱身,离开郿县。
    1948年11月,李洪林与李殿成冲过封锁线,进入解放区;又横跨华北和西北两大解放区,长途跋涉,奔赴延安。到达延安的最后一站,有90多里路,他兴奋得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早早上路,走得特别快。太阳还没下山,远远望见宝塔山,李洪林来到仰慕已久的革命圣地,心情激动,赋诗一首:
   
   朝发甘谷驿,
   暮见宝塔山。
   辗转三千里,
   毕竟到延安。
   
    国民党要抓他,没抓到。后来他被抓到了,投入监狱;抓他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李洪林可以逃脱国民党的追捕,却逃不脱共产党的整肃。我在十六岁的时候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六十岁的时候又被共产党列入黑名单。共产党倒没有抓我,而是把我放逐海外,二十四载,有国难归。有时,我想当年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是幸运的。他们没有经历被自己人撕咬的痛苦,也没有因理想失落而陷于悲怆。豪情满怀,死得其时。
   

理想主义者的命运


   
    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一批从“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道路”走过来的人,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坐天下的时候,这些忠诚的共产党员渐渐地变成党内的异议分子。党内的异议分子被清除出党,就成了党外的反对派。李洪林的自传,书名为《命运》。这就是命运,当年参加革命的理想主义者的命运,理想主义者不改初衷与世抗争的命运。
    起初,李洪林也是这个体制的代言人。50年代,他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大跃进中,他为《红旗》杂志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1958年,“以钢为纲”,指标从535万顿翻一番,翻到1070万顿。为此,发动九千万人上山,砍光树木,砸了铁锅,土法炼钢。劳力都去炼钢,庄稼熟了烂在地里没人收。而炼出来的“钢”全是无用的铁疙瘩。这种狂热的劲头已经斫丧了国家元气。然而,1959年中共中央又制定出1800万吨钢产量的高指标。就在此时,李洪林受命于胡乔木,撰写这样一篇“鼓劲”的社论,坐在办公室里脱离实际地在纸面上论证“十分”、“十二分”和“二十四分”的辩证关系。这是一篇日后让李洪林想起来就脸红的文章。
    李洪林在“反自由化”运动中遭到批判。而早先他还批判别人的“自由化”。1964年3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让青春发出光辉!》,署名为“本报评论员”(作者是黎澍)。这是鼓舞青年早日成才的励志篇。起初,读者反映不错。忽然一道闪电,说这篇文章是提倡“只专不红”,于是展开批判。李洪林也加入了批判大军。1964年8月27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必须把青年培养成合乎无产阶级需要的人才》,指责《让青春发出光辉!》是“在培养青年问题上的‘自由化’路线”。
    现实在教育李洪林。这个体制总是自己制造自己的对立面。
    李洪林在政治研究室的日常工作是编辑内部刊物《思想界动态》。武汉华中工学院的学生张治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洋洋三万言,反映他在家乡看到的“三面红旗”在农村造成的灾难。中央办公厅将信转到政治研究室。李洪林认为信的内容很重要,应当让中央领导人知道。于是摘了几千字,编发《思想界动态》1959年第14期,并送到庐山会议上。当时正在批判彭德怀。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善观气色,立即扣押不发,还打电话到北京,要政治研究室收回全部刊物。消息传开,都说李洪林出事了。接着,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李洪林成了重点批判对象。据说,给毛主席写信的张治水是“小彭德怀”,李洪林配合“小彭德怀”向党进攻。《思想界动态》停刊,李洪林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为了纠正“右倾”思想,让他接触实际;但接触实际以后,他的思想却越发“右倾”了。
    李洪林在农村看到的是一片衰败景象。人民公社成了农民的牢笼。农民外出要饭还得经公社批准,农民非但没有免于匮乏的自由,连要饭的自由都没有,完全成了束缚于土地的农奴。
    1962年,毛泽东感到大事不妙,严重的问题是难以了解真实情况。他要8341部队(警卫团)的战士回家探亲后每人写个报告。他又向几个省派出调查组。田家英负责的调查组到了湖南。李洪林在田家英的领导下进驻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刘少奇的家乡。这个地方大跃进以来饿死很多人,有的农户死绝了。活着的人勉强糊口,食不果腹。有一次,他访问一个六口之家,男人病在床上,女人在做饭。锅里煮的是青杏加麸皮,没有一点粮食。四个孩子围在桌子旁,桌子上是一堆稻壳,孩子们正聚精会神地从中寻找碾米时遗留下来的稻粒,找到一粒,赶紧往嘴里送。李洪林自责:“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些可怜的孩子?”
    调查组由李洪林执笔,如实写了一个报告。田家英认为这个报告把大跃进的破坏作用说得很透。报告送上去,毛看了非常恼火,把田家英批了一顿。田家英是有担当的,把责任拦在自己身上,保护了李洪林等人。毛派人去了解真实情况,真实情况报上来又触犯了逆鳞。
   
   痴翁非痴——弔洪林(上)

   1962年摄于武汉。前排右一田家英,居中
   毛泽东,左一王任重,后排右一李洪林。
   
    从湖南回北京后,李洪林的内心冲突很激烈。入党的时候誓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农民搞得没有饭吃,这就是社会主义?最痛苦的是不能说真话,假话盛行。他不能昧着良心讲假话,所以决心告别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工作,把历年的藏书除了几本线装书都卖了,要求调动。中央政治研究室改组为马列研究院。李洪林又随大流成为研究人员。入了行就难以脱身。
   

反对“现代迷信”


   
    唐山大地震后,李洪林被调去做救灾工作。运送救灾物资,第一要紧的是毛的小红书和石膏像,粮食和药品还在其次。政治思想工作首先是防止“恶毒攻击”,维护秩序也在其次。一个老汉不小心打破了毛的石膏像,竟被枪毙。毛的追悼会上,没有眼泪也要干嚎几声。凡此种种,在在皆促成李洪林的深度思考:领袖和人民的关系。
    粉碎“四人帮”以后,李洪林的本职工作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兼职是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而他全神贯注的是写文章,投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胡耀邦说: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出现了一批理论上的“闯将”。李洪林是这批“闯将”中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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