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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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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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翁非痴——弔洪林(上)

郭罗基
   
   
   李洪林(1925—2016)
   痴翁非痴——弔洪林(上)

   
   才弔呆公,又哭痴翁。我心忧伤,谁人与共?
   痴翁与呆公同岁。去年11月,北京悼念呆公于浩成之际,痴翁李洪林正在医院做白内障手术。术后急通 Skype,我见他状况不错,为之庆幸。不料,仅仅过了半年,2016年6月1日,痴翁也随呆公去矣。
   

经理性的启蒙而投身革命


   
   李洪林,1925年生于辽宁盖平县的穷乡僻壤。家中四个孩子,夭折了三个,洪林是硕果仅存。生于贫贱,又当国难临头。“九一八”事变后,六岁的洪林跟着父母流亡。东三省人唱着《流亡曲》涌入关内。《流亡曲》的唱词中有两句:“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洪林一家,浪迹天涯,真是走遍了黄河长江的十来个省市。颠沛流离,学无定所,少年洪林养成了自学的习惯;生活困苦,命途多舛,又逼着少年洪林必须思考,思考自己所处的这个国家,思考这个国家所呈现的社会。
   上大学,李洪林进入了西北农学院。大学是一个信息比较自由的地方。在这以前,他只知道国民党宣传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一个政党”。现在他知道,除了这“一个”,还有另“一个”。学校的政治课是《三民主义》,听起来很乏味。勤于自学、善于思考的李洪林,想在“三民主义”之外,找一找,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主义?一找就找到马克思主义。李洪林“赤化”了。学长李殿成是他的启蒙者,但李殿成从来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1946年6月30日,李洪林问李殿成:“我们到哪里去找共产党?”李殿成说:“我就是共产党。”李殿成是地下党特委书记,非但可以介绍李洪林入党,而且有权批准。他严肃地对李洪林说:“你要记住这个日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生命。”但这个“新的政治生命”给肉体生命带来了危险。那时参加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是要杀头的。李洪林认准共产主义是伟大的事业,一心一意为此而献身。他自称,当时的心态好像和尚出家一样,“六根清净,一心成佛”。他在《自传》中说:“我走的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道路,经过思想上的理解,然后投身革命,参加组织。”参加革命还有别的什么道路?有的,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道路。
    80年代 ,李洪林的“自由化”同伴们,也是从“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道路”走过来的,诸如已故的王若水、方励之、刘宾雁、于浩成,以及如今健在的阮铭、郭罗基等,都是40年代在学校中参加地下党的青少年;年长一点的于光远、李昌、李锐、杜润生、胡绩伟、戈扬等,也是30年代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自由化分子”没有一个是从“打土豪、分田地”的道路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自称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打江山的时候,无产阶级分子没有几个,主要的成分是农民,农民中的先锋是流氓无产者(即痞子先锋)。另外的重要成分是城市知识分子。共产党内起作用的主要就是这两部分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先锋流氓无产者,参加革命是为了翻身,为追求利益而翻身。当他们翻过身来,又会把别人压在身下。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为了献身,为追求理想而献身。精神上的需要超过物质上的索取。这两部分不协调的人,在共产党内演绎出许多惊诧的故事。
   

千里跋涉赴延安


   
    李洪林入党后,积极投入学生运动。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全国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西北农学院也风起云涌。李洪林被推选为罢课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通电。他所主编的《农经通讯》,传播“反饥饿,反内战”的消息,引起校内三青团的注意。
    1947年下半年,时局紧张。地下党领导人李殿成离开西北农学院时,向李洪林交待任务,要他“独立作战”。年底,李洪林毕业,根据李殿成的通信指示“到农村去教书”,到了郿县的乡村师范。他在学生中建立了一个地下图书馆,流转进步书籍,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蒙。这个地下图书馆被国民党派来的“教导主任”(特务分子)发现,进行追查。李洪林担心案发,迅速脱身,离开郿县。
    1948年11月,李洪林与李殿成冲过封锁线,进入解放区;又横跨华北和西北两大解放区,长途跋涉,奔赴延安。到达延安的最后一站,有90多里路,他兴奋得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早早上路,走得特别快。太阳还没下山,远远望见宝塔山,李洪林来到仰慕已久的革命圣地,心情激动,赋诗一首:
   
   朝发甘谷驿,
   暮见宝塔山。
   辗转三千里,
   毕竟到延安。
   
    国民党要抓他,没抓到。后来他被抓到了,投入监狱;抓他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李洪林可以逃脱国民党的追捕,却逃不脱共产党的整肃。我在十六岁的时候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六十岁的时候又被共产党列入黑名单。共产党倒没有抓我,而是把我放逐海外,二十四载,有国难归。有时,我想当年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是幸运的。他们没有经历被自己人撕咬的痛苦,也没有因理想失落而陷于悲怆。豪情满怀,死得其时。
   

理想主义者的命运


   
    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一批从“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道路”走过来的人,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坐天下的时候,这些忠诚的共产党员渐渐地变成党内的异议分子。党内的异议分子被清除出党,就成了党外的反对派。李洪林的自传,书名为《命运》。这就是命运,当年参加革命的理想主义者的命运,理想主义者不改初衷与世抗争的命运。
    起初,李洪林也是这个体制的代言人。50年代,他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大跃进中,他为《红旗》杂志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1958年,“以钢为纲”,指标从535万顿翻一番,翻到1070万顿。为此,发动九千万人上山,砍光树木,砸了铁锅,土法炼钢。劳力都去炼钢,庄稼熟了烂在地里没人收。而炼出来的“钢”全是无用的铁疙瘩。这种狂热的劲头已经斫丧了国家元气。然而,1959年中共中央又制定出1800万吨钢产量的高指标。就在此时,李洪林受命于胡乔木,撰写这样一篇“鼓劲”的社论,坐在办公室里脱离实际地在纸面上论证“十分”、“十二分”和“二十四分”的辩证关系。这是一篇日后让李洪林想起来就脸红的文章。
    李洪林在“反自由化”运动中遭到批判。而早先他还批判别人的“自由化”。1964年3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让青春发出光辉!》,署名为“本报评论员”(作者是黎澍)。这是鼓舞青年早日成才的励志篇。起初,读者反映不错。忽然一道闪电,说这篇文章是提倡“只专不红”,于是展开批判。李洪林也加入了批判大军。1964年8月27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必须把青年培养成合乎无产阶级需要的人才》,指责《让青春发出光辉!》是“在培养青年问题上的‘自由化’路线”。
    现实在教育李洪林。这个体制总是自己制造自己的对立面。
    李洪林在政治研究室的日常工作是编辑内部刊物《思想界动态》。武汉华中工学院的学生张治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洋洋三万言,反映他在家乡看到的“三面红旗”在农村造成的灾难。中央办公厅将信转到政治研究室。李洪林认为信的内容很重要,应当让中央领导人知道。于是摘了几千字,编发《思想界动态》1959年第14期,并送到庐山会议上。当时正在批判彭德怀。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善观气色,立即扣押不发,还打电话到北京,要政治研究室收回全部刊物。消息传开,都说李洪林出事了。接着,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李洪林成了重点批判对象。据说,给毛主席写信的张治水是“小彭德怀”,李洪林配合“小彭德怀”向党进攻。《思想界动态》停刊,李洪林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为了纠正“右倾”思想,让他接触实际;但接触实际以后,他的思想却越发“右倾”了。
    李洪林在农村看到的是一片衰败景象。人民公社成了农民的牢笼。农民外出要饭还得经公社批准,农民非但没有免于匮乏的自由,连要饭的自由都没有,完全成了束缚于土地的农奴。
    1962年,毛泽东感到大事不妙,严重的问题是难以了解真实情况。他要8341部队(警卫团)的战士回家探亲后每人写个报告。他又向几个省派出调查组。田家英负责的调查组到了湖南。李洪林在田家英的领导下进驻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刘少奇的家乡。这个地方大跃进以来饿死很多人,有的农户死绝了。活着的人勉强糊口,食不果腹。有一次,他访问一个六口之家,男人病在床上,女人在做饭。锅里煮的是青杏加麸皮,没有一点粮食。四个孩子围在桌子旁,桌子上是一堆稻壳,孩子们正聚精会神地从中寻找碾米时遗留下来的稻粒,找到一粒,赶紧往嘴里送。李洪林自责:“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些可怜的孩子?”
    调查组由李洪林执笔,如实写了一个报告。田家英认为这个报告把大跃进的破坏作用说得很透。报告送上去,毛看了非常恼火,把田家英批了一顿。田家英是有担当的,把责任拦在自己身上,保护了李洪林等人。毛派人去了解真实情况,真实情况报上来又触犯了逆鳞。
   
   痴翁非痴——弔洪林(上)

   1962年摄于武汉。前排右一田家英,居中
   毛泽东,左一王任重,后排右一李洪林。
   
    从湖南回北京后,李洪林的内心冲突很激烈。入党的时候誓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农民搞得没有饭吃,这就是社会主义?最痛苦的是不能说真话,假话盛行。他不能昧着良心讲假话,所以决心告别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工作,把历年的藏书除了几本线装书都卖了,要求调动。中央政治研究室改组为马列研究院。李洪林又随大流成为研究人员。入了行就难以脱身。
   

反对“现代迷信”


   
    唐山大地震后,李洪林被调去做救灾工作。运送救灾物资,第一要紧的是毛的小红书和石膏像,粮食和药品还在其次。政治思想工作首先是防止“恶毒攻击”,维护秩序也在其次。一个老汉不小心打破了毛的石膏像,竟被枪毙。毛的追悼会上,没有眼泪也要干嚎几声。凡此种种,在在皆促成李洪林的深度思考:领袖和人民的关系。
    粉碎“四人帮”以后,李洪林的本职工作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兼职是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而他全神贯注的是写文章,投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胡耀邦说: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出现了一批理论上的“闯将”。李洪林是这批“闯将”中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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