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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亡于北胡之祸根,始种于宋朝

中国亡于北胡之祸根,始种于宋朝
   
   
   
    中国历史上曾四度遭外族部分或征服,公元四世纪到六世纪,“五胡”入侵并占据黄河流域,近一千年来,中国先遭女真人征服中原,继而先后被蒙古人和满洲人(女真人)彻底灭国。

    作为一个大国,如此频繁地沦亡于文明远低于自己的游、猎蛮族之手,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类似的例子恐怕只有印度。
    中国历史上四度沦丧于北胡蛮族之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在文化、经济、技术大优于对手的情况下败、亡。
    这四次沦、亡,除开西晋亡于“五胡”的第一次沦亡外,其后三次沦、亡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国汉家王朝的军队打不过北胡的军队:
   
    西晋之所以被“五胡”所灭,主因是持续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大内战,导致国家严重内虚、边备废弛,被长期养精蓄锐周边“五胡”抓住机会乘虚而入、、.而不是因为西晋军队不行。
   
    但宋朝和明朝的军队,则是明显地抗不过北胡军队:
    从赵光义时期开始,汉族军队就丧失了先秦汉唐对北胡一直拥有的进攻能力:岳飞部是最后一支能在野战中击败北胡的宋军;依靠床弩和水军,宋朝熬过了女真人的征服,保住了长江流域,但是当拥有阿拉伯火炮的蒙古人也练出了水军时,宋朝就彻底沦亡了。
    “土木堡之变”是标志,明朝开国仅八十年,军队就丧失了与北胡军队野战的能力,依靠从欧洲进口或仿制的火炮、火铳混日子,防守都捉襟见肘,比宋军还不如;袁崇焕创建的关宁军,是唯一一支能够出城与八旗兵对战的明军,晚明军队依靠从欧洲大批量进口和仿制的英国加农炮,击退了后金汗国的进攻,但是当“带路党”主席吴三桂将袁崇焕创建的关宁军和数十门英国加农炮一同献给多尔衮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八旗军了。
   
    北宋有上亿人口,南宋也有七千多万人,而唐朝鼎盛时才五千多万人口;宋朝的亩产、商品经济、手工业、对外贸易、科技、政府财税、、.都远超过唐朝及历朝历代,为什么军队战斗力却明显大不如汉、唐呢?汉族人抗御北胡的能力大幅沦丧,正是从宋朝开始的。
    显然是这个社会的精神出了问题,这个精神就是尚武精神。
   
    对此,谢选骏先生认为:科举制度造就的中国平民社会,当然无力对抗富有尚武精神少数民族贵族社会。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武力是贵族之本,贵族社会天然重尚武力。
    中、日文明相似,但“二战”前的日本民族,为什么非常尚武?为什么日本人远比中国人尚武?就是因为日本直到近代,都是一个贵族分封的社会,而中国自秦朝开始,贵族分封制就大幅消亡了。
   
    但是,也不能说,平民社会就一定缺乏尚武精神。秦朝就是一个完全取消贵族分封的平民社会,秦朝人的尚武精神却十分强旺;唐朝是一个拥有科举制度的平民社会,唐朝人的尚武精神也十分健旺。
    沙俄是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贵族空有头衔而无实权,但更接近平民社会的沙俄,其尚武精神要比贵族分封制的德意志差吗?
   
    可见,尚武精神如何,与民族传统和国家政策的关系更大。
   
   
    中国汉人(华夏人)本来与日本人一样,有着一个强健的武士传统,但是这个武士传统到了宋朝就消亡了。
    与之相对应的是:
    从先秦以来直到唐朝,中国士人知识分子一直延续的佩剑传统,到了宋朝也消失了:汉、唐士人佩剑成风,李白曾亲手持剑杀死打劫者;连不懂武功的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之时,也是携剑而行、、.而宋朝士人则以纸扇取代了佩剑,持扇成风。
    两汉诗文质朴、雄豪、充满锐气和优越感,陈汤名言:“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其心态是何等优越!霍去病名句:“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其英武之狠劲,是何等逼人?恰如后来多尔衮对汉族那般咄咄逼人。
    唐朝诗人杨炯诗曰:“宁做百夫长,胜过一书生!”李贺的《南园》诗曰:
    “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
    若个书生万户侯?”
    其尚武的色彩何其鲜明!李白诗云:“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是何等的豪气干云。
   
    但到了宋朝,这种自信和雄豪尚武之气完全消失了,宋词在细腻和清丽之间,呈现一种病态美,其中一个匪夷所思的典型是范仲淹,他在《渔家傲》中老泪纵横地吟唱: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写这首词的时候,范仲淹身处抵抗西夏前线,身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是一万八千宋军的统军将领,非但没流露出一点讨虏破贼立功的豪迈,反充满了消极悲催的乡愁,主帅竟是这幅样子,这样的军队要能收复失地,岂非咄咄怪事!
   
    宋朝人和唐朝人,就象是两个不同民族的人。
   
   
    那么,中国先秦以来的尚武精神,为什么在宋朝时突然枯萎了?因为宋朝从赵匡胤开始,实行了一系列系统的阉割尚武精神的政策:
   
    一,过分地剥夺武将权力,除派文官和转运使剥夺将领的行政权和财权外,实行兵、将分离的“庚戌法”,调兵权高度集中于枢密院,将、兵频繁全国调动,务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甚至令一方部队还未来得及熟悉当地地理民情,就调往他地、、.此种过分地防武政策,导致军队战斗力大幅下降;
   
    二,施行“以文制武”的压制性政策。张演评说:“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宋朝对军人武将,给予高工资但不给地位:
    仅对皇帝一人负责的最高统兵机构——枢密院,其官员几乎都由文官担任(只有狄青当过枢密院副使),宋军的高级统帅正职,基本上都由文官担任,武官只能担任副职。
    而且,武官的升迁空间,也远比文官为狭小。唐朝“出将为相”有好几人,宋朝武官的最高就者,就是当到枢密院副使的狄青,且没当多久就被外放陈州。可以说宋朝武官是很难有前途的,这与唐朝大不同。
   
    三,对军人实行歧视性政策。按照宋朝的法律,宋军新兵脸上必须刺字,成为终生不可磨灭的印记;宋朝军人没有地位,宋朝又有将罪犯充军的法律,这无疑加深了军人的不名誉感。
   
    四,科举制度向文官倾斜,而不是文武平衡,这是与唐朝的重大区别。自武则天开启武科后,唐朝实行的科举制度,文武并重,且习武参考、投军之风很盛;宋朝则一边倒地向文官倾斜:每年文官的录取名额可达数百人,但武科仅几十人或更少,终宋一朝,习武参考、投军之风冷淡,甚至为世人所不屑。
    科举制度向文官倾斜,为消灭社会的尚武精神,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五,限制市民携带兵器。宋朝法律禁止老百姓携带长刃兵器(如长刀、长剑),这也起到弱化民风的作用。受此影响,两千年来男士佩剑之风消失,而西门庆式的纸扇盛行。受此影响,习武的人不得不采取变通方法,改持“哨棒”或短刃长柄的“朴刀”。
   
   
    宋朝的这些政策,导致整个社会对军人充斥着空前的歧视:
    以宋朝为背景的《水浒》,就多处有歧视充军者的“贼配军”口头禅。宋朝社会辱骂军人的“赤佬”一词,作为骂人话在广东沿袭至今(因为广东是宋朝遗民聚居地,广东话多处保留了古宋语)。
   
    凭藉投军发迹的名将狄青,就因为入伍时脸上刺了青,遭受终身的歧视,直至当了高官仍不能免。
    据王X默记载:狄青在定州做副使时,一天赴知州兼安抚使和都总管韩琦的宴会,席上有个名叫白牡丹侍宴妓女的向狄青劝酒说:“劝斑儿一杯。”意在讥笑他脸上的黥文。韩琦实在碍不下脸面,把白牡丹斥责了一番。一个妓女竟不把名将放在眼里,可见当时社会对军人的轻视到了何种程度?
    而武将对文官,就万万开不起这样的玩笑了:《魏公别录》里记载,狄青在定州宴请韩琦,邀儒士刘易作陪。席间“优人以儒为戏”,刘易以为是狄青授意,勃然大骂狄青说:“黥卒敢尔!”逼得狄青不得不向刘易道歉。
   
    在此种对武人的空前歧视社会氛围中,参军竟然成了羞耻的事,北宋中期以后。竟有“有不肖子弟从军,父老亲族而不齿之”的怪事。
    前朝和欧洲各国无不给予军人荣耀和爵位,而宋帝国的军人冒着生命危险捍卫朝廷和国家,居然地位低下为人不齿——这在古今中外,恐怕是叹为观止的。这种“以武为耻”的社会,能够产生狄青、岳飞两个人,已经够奇迹了,又安能奢望再续汉唐的武功呢?这样的国家不被蒙古所灭,反倒是咄咄怪事!
   
    综上所述,赵匡胤开国后实行系统的重文抑武政策,有着防备唐朝武将造反祸国的初衷,本是可以理解的;但赵匡胤重文抑武政策,实则远远超出了防止武人造反的需要,而异变成一种变态的、丧心病狂自废武功的亡国政策。
   
    赵匡胤和赵光义肯定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连他们自己的子孙,后来也成了这一政策的受害者:
    宋徽宗和宋钦宗在长驱直入突袭东京的金兵面前,居然孱弱得丧失了抵抗意志,在金兵孤军深入,东京城坚可守,军民斗志昂扬,宋军主力尚存,且勤王之军不断开来的情况下,居然瘫软般地放弃抵抗,开城亲赴金营投降——文弱得连皇家的体面都不顾了。
    而被派往金营做人质的赵宋子弟,仅有赵构一人能射箭,并因此被怀疑是假皇子,而万幸地被女真人遣回、、、、、、所以,宋朝被称作“送朝”,这是很有道理的。
   
    《周易》指出:均衡才是正道。宋朝一边倒的重文轻武,是自取灭亡的病态路线,它注定了宋朝所创造的空前文明,一朝在鞑子的铁蹄和屠刀下灰飞烟灭。
    与宋帝国相对的是,英帝国的辉煌为何能持久和延伸,就是因为英国文武并重,英国的繁荣和“自由贸易”有“坚船利炮”——英国的强大海军作保障!
   
   
    更令人厌憎和叹息的是:朱元璋不仅没有汲取赵匡胤的教训,反而抛弃了赵宋优容的优点,并把宋朝的弱兵抑武政策强化到极致:
    明朝的“兵将两不知”政策比宋朝更甚;
    明朝实行腐朽的军籍制,兵源比自由募兵的宋朝大不如;
    明朝军人地位更加低下,且待遇也不如宋军,可以说,宋军的待遇是“厚其禄而薄其礼”,明军则是“薄其禄而薄其礼”;
    明朝的科举制度比宋朝更向文人倾斜,而且实行愚昧僵化的八股取士制度
    、、. 、、.
    朱元璋还无视历史教训,重蹈西汉、西晋大封同姓藩王的覆辙,埋下了身后大规模藩王内战的祸患(万幸的是蒙古人未逮住这个机会)。
    据此我常常想:倘若得天下的是陈友谅,就一定会比朱元璋差吗?
    埋下满清入关祸根的人,正是朱元璋本人。象朱元璋这种比赵匡胤大不如、自私却犹有过之的人得了天下,怎么不是上天要惩罚中国呢?
   
   曾节明 2016年6月11日晚丙申甲午甲子乙亥于初夏纽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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