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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功狗”戚本禹

   
   
   
   在文革爆发五十周年之际,中央文革小组的最后一员戚本禹离世,走完了他八十五年上天入地的一生,也留下警示后人的一段“轶事”。
   


    少年得志进中南海受毛赏识
   
   在一九六六年到六九年的大动乱期,文革小组名义上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导全国文革运动,实际上小组由副组长江青掌控,直接听命于毛泽东,相当于国家临时最高权力机构,时年三十五岁的戚本禹跻身其中,可谓少年得志。
   不过,相比同龄的姚文元,戚本禹还算不得火箭式蹿升。一九五零年,戚本禹年仅十九岁就进中南海的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在江青、田家英手下当见习秘书。秘书室主要为毛服务,戚本禹专职阅读摘要北京和华北、东北地区的报纸、刊物和上访信件,再由江青或田家英取舍供毛御览,因他摘要的信件常得到毛的批阅,田家英就叫他协助兼做《毛选》校对工作。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南海的中央机关搞整风,林克、戚本禹等八个年轻干部写大字报批评政治秘书室副主任何载,中央办公厅领导杨尚说他们的行为是“反党”,是右派。
   江青跟毛说,戚本禹等人十七、八岁就来到主席身边了,怎么会反党!毛泽东立即为他们站台:“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八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等人批评领导就是‘反党’,“岂有此理!”
   一九六三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评李秀成自述》,受到江青肯定,毛为之写了评语“忠王不忠,不足為訓”。得到龙颜夸奖的戚本禹再接再厉,一九六四写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经康生指教后在《红旗》发表。随后,他被调任《红旗》历史组组长,官拜正局级。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戚本禹撰文《为革命研究历史》,批驳翦伯赞等人反对用阶级斗争分析历史的观点,再次得到毛的赞许:“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
   
    进入文革小组为倒刘冲锋陷阵
   
   文革启动后,戚本禹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此后被江青选入文革小组。
   在毛让刘少奇主导文革的日子,文革小组的人去各处看大字报。戚本禹在轻工学院看到,多数大字报是围剿造反学生的,就表态说文革的大方向是斗走资派,学生哪有那么多坏人?薄一波批他违背中央精神随便表态。
    七月十八日,毛从外地返京,一下车就接见文革小组成员。随后,毛采取措施反制刘少奇:撤销工作组;召开中央全会用林彪取代刘少奇;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高潮。在此过程中,中央文革小组走到前台,戚本禹的显赫政治生涯开始了。
   一九六七年初,毛为打倒刘少奇造舆论,敏锐的戚本禹抓住契机,写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狠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文章得到毛的修改,周恩来还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文章在《红旗》刊发,成为打倒刘少奇的信号弹。戚本禹红极一时,毛抄了一幅“满江红”送给他以资鼓励。
    此后,戚本禹照江青的指示继续冲锋陷阵:在中南海组织批斗刘少奇和邓小平;贴朱德和康克清的大字报;派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解押到北京批斗,成为江青的一位得力干将。
   
    江青“功狗”的下场
   
    戚本禹等文革小组成员以为有毛撑腰,有江青掌舵,就可以恣意妄为。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他们立功心切误判形势。王力在中央文件中私加“军内一小撮”,还发表了一个“八·七”讲话,煽动外交部造反派夺权,引发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关锋也在八一社论中强调“揪军内一小撮”,造成不少地方部队的混乱,激起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军头的反弹,打乱了毛派军队支左等战略部署。同时,戚本禹好心办坏事,没处理好北京图书馆和上海送来的有“造江青谣江”的旧报纸,江青认为戚本禹“背叛”了她。于是,“王、关、戚”被毛说成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坏人”,被江青定性为“刘、邓的黑爪牙,”“是刘、邓安插在革命队伍中的钉子,”三个文革红人先后一夜间成为阶下囚。
    戚本禹想不通,十七年来,他一直得到江青的宠爱,江青还要他学游泳、骑马、打枪,为啥突然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他?
    戚本禹身为《红旗》历史组长,却忘了刘邦的“功人功狗”论。戚本禹们的功劳再大,也不过是江青寻猎的“功狗”,甚至连“功狗”都不是,只是毛操弄的丢卒保车的棋盘上的“小爬虫”(陈伯达骂戚本禹的话)。卖力打倒刘邓的戚本禹们,最后自己也成了“刘邓的黑爪牙”,更像帝皇时代的酷吏、打手,如武则天一朝的来俊臣,朱棣一朝的陈瑛,逃不了“作法自毙”“请君入瓮”的下场。
   
    文革的活化石
   
   
   从六八年到八六年,戚本禹整整坐了十八年牢。出狱后戚本禹信念不改,依然是毛的坚定维护者,是江青的铁杆拥戴,江青说他“背叛”确实是天大的“冤枉”。戚本禹始终认为“主席没有整错,是我们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们左派犯了四面出击的严重错误,使主席的領导陷入不利的状况,不牺牲你们就得牺牲江青,那就要造成更大的震动。”戚本禹自甘受辱,愿意为毛和江青肝脑涂地而不悔,其情其性如同古代愚忠帝王的奴才。
   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论说“毛是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皇”,戚本禹愤然批驳:“毛泽东掌握着全中国的财富,但他的子女除了分得一点稿费外没有分得任何财产。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封建帝王?”戚本禹此言是自打耳光,与其说是为毛辩解不如说是为李志绥的话做注解。世界上除了专制独裁的帝王谁能掌握一国的全部财富?文革后全国停止了支付稿费制度,只有毛一个继续独享,何况毛的书都是单位免费派发,他的稿费与掠夺何异?
    戚本禹念兹在兹的是他曾爬到顶峰的岁月,嘴里吐出的尽是梦呓般的文革语言,他坚信“只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才能救中国”,他向习近平进言,“用毛泽东的‘四大武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反腐;”他“希望习近平做毛泽东第二,成为毛泽东苦心营求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
   这就是戚本禹!他人出狱了,所思所想还留在文革拘留所,活着,是一块文革活化石,时刻提醒文革过来人不忘历史继续反思;也让后来者认识什么是文革。如今,他走了,走进他研究了一辈子的历史,成了供后人研究的一块文革化石,这是他对中国的另类贡献。
   
   原载《动向》2016年第5期
(2016/06/1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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