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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气象学

政治气象学


——中国和全球政治风向的变化


    严家祺
    政治就象气候一样,不停地变化着,热极生风,暴风雨就来到。贪污腐败、两极对立日益恶化。广东乌坎村、海门镇发生农民抗议,虽然得到平息,但表明中国政治气候愈来愈热。没有社会理想、不从制度改革入手,暴力“维稳”变得愈来愈不稳。不久前中国放映的日本电影《禅》,借道元法师的话说,任何人都无法通过武力,永远统治人民。如何准确预测中国政治气候的变化,是今天中国的一件大事。对自然界气候的预测愈来愈准确,但人们还很难准确预测政治气候。四十年前的林彪“九•一三事件”,是“文革”的转折点,中国没有人预测到。二十年前,苏联解体,全世界没有人预测到。金融风暴也会影响政治,金融风暴的不可预测性,也增加了政治气候的不可预测性。(本文写于2011年)

人心叵测


    政治是人的活动,历史是人创造的。政治气候之所以难预测,其原因就在于“人心叵测”。然而,不论“人心”如何“叵测”,大范围的、长时间的政治变化趋势是可以预测的,就像大范围的、长时间的“大气环流”一样,其变化有规律可循,是可以预测的。用“大尺度时空观”研究大范围的、长时间政治气候的演变及其规律性的学科,可以命名为“政治气象学”。

与“大气环流”的比拟


    大气环流(general circulation of atmosphere)是大范围的大气层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各种气流运行的综合现象。太阳辐射,是地球上大气运动能量的来源。当太阳辐射照射到地球表面时,由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地球表面接受太阳辐射能量是不均匀的。地球表面海陆分布状况、不同地区纬度、地貌、植被的不同,都使太阳辐射在地球表面分布不均匀。太阳辐射能在地球上的非均匀分布,是大气环流的原动力。
   
   
    地球表面的能量有三大来源,一是太阳辐射能,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中的能量。石油、煤炭、天然气称为“化石燃料”,这是吸收太阳能後的生物遗体转化来的能量。二是地球内部的能量,包括火山地震释放的能量、地幔能、地热能和原子核能。三是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引力能”——潮汐能。
    在地球表面,在“大气圈”下,有一层薄薄的“生物圈”,“生物圈”中还有一个“人类圈”。“万物生长靠太阳”,在人类利用原子核能、地热能和潮汐能前,“生物圈”和“人类圈”内运动的原动力也是太阳辐射能。当人类逐渐在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定居下来後,形成村落、城邦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群利用的太阳能数量也就不同。十八世纪从欧洲开始的工业革命,由于使用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核能,大大拉开了国与国之间能源利用的数量,欧美发达工业国家能源消耗数量迅速上升。近几十年来,中国、印度等国开始了工业革命,能耗急剧上升,二0一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能耗最大的国家,印度在美国後,列全球第三。
    在“大气圈”中,地球表面接受的太阳能不同,就会产生大气环流,产生东风、南风、西风、北风、暴风、龙卷风。在“人类圈”中,地球表面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利用的太阳能和其他能源数量的不同,也同时伴随着“人类圈”中的大规模运动。从“外星”角度看, 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人员、贸易往来,就相当与于“大气圈”中的“大气”的“运动”。国际贸易、国与国之间的掠夺与战争,就像“大气圈”中的“大气环流”一样,是“人类圈”中“大气环流”。
    从“复杂科学”角度看,“大气圈”和“人类圈”中的现象,都是一个系统中有无数“个体”在吸收不同能量後产生的“大尺度运动”,两者有三项不同:
    第一,“个体”性质的不同,“大气圈”中的“个体”是无数没有“自主性”的大气分子,而“人类圈”中的“个体”是有“自主性”的人。
    第二,“大气圈”中“个体”是单一的大气分子,“人类圈”中的“个体”除了一个个有“自主运动能力”的“人”以外,还有“人”组成的企业、团体、国家、国际组织,它们也都有“自主性”,运动受到“国界”的限制。
    第三,自然界中的“大气环流”使地球表面吸收的太阳辐射能“均一化”,而“人类圈”中国与国之间的“国界”,不仅限制了“人类圈”中的“环流”(贸易、抢掠、战争)不会随时发生,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自然界中的“均一化”效应。
    正因为这些不同,“人类圈”中的“风”与“大气圈”中的“风”性质十分不同。
   

“人类圈”中的四种“风”


   
    在人类社会中,一个国家在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中往往主要刮一种“风”,当然“风”的强度、范围时有变化,有时也有小股的“逆风”。在有的世纪,一种“风”会刮遍临近的许多国家,形成“人类圈”中的大风暴。
    “人类圈”中主要有四种“风”:东风、西风、旋风、福利风。所谓“风”,就是一种“倾向”,“风”的“强度”愈大,“倾向”就愈明显。
    当一个国家刮“东风”时,政治制度是专制的,除了皇室和少数权贵外,专制统治者凭借手中的权力对财富进行“再分配”,使得全社会财富有一种“平均化”倾向。中国儒家的“仁政”,要求“薄赋敛”、“取于民有制”,就是“东风政治”,但不是“强东风”。公元一世纪初期的中国,王莽改制,废除土地私有制的做法,和二十世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实行“人民公社”制度,都是刮的“强东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波尔布特的柬埔寨、朝鲜金氏世袭王朝的政治,也是“强东风政治”。
    伊斯兰国家刮的也是“东风”。伊斯兰教十分重视社会平等,要求凡是有财产的人,都要“赈济贫民”、“一人受难,众人相帮”。在某种意义上,伊斯兰教的思想包含着一种既维护私人财产、又主张社会平均的社会主义思想。
    当一个国家刮“西风”时,政治制度是“非专制的”,统治者或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公民或人民的权利受到保障,统治者或政府除了通过税收等合法手段对财富进行“再分配”外,无权随意掠夺人们财产,全社会财富没有表现出“平均化”倾向。民主只是“非专制政治”的一种形式。所谓“非专制政治”,就是最高权力存在明显限制、有任期、有分权制衡的政治。而民主是政府与人民的一种关系,是人民直接或间接控制“最高权力掌握者”的产生的政治制度。历史上和现代大多数民主国家的政治就是“西风政治”。
    “福利风”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新现象。欧洲北部瑞典、挪威和那些实行“高福利制度”的民主国家,主要刮的是“福利风”。这是在民主制度下,国家通过“财富再分配”,减低社会财富“两极化”的一种倾向。一些刮“西风”的发达工业国家多年来也刮起这种“福利风”。就是在美国,在金融危机情况下,失业救济加剧了失业,失业者等待着救济和补助,使美国怎样也不会产生出大批“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的情况下,现代“福利风”的盛行,很可能是现存发达工业国家庞大的福利制度衰亡的内在动力。这是继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衰亡後的新的一波“衰亡”。
    “旋风”在人类社会中并不多见。这是专制制度下肆意使“贫富悬殊化”的一种政治。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许多城邦国家,曾经建立过一段共和时期,但出现“政治强人”後,形成“僭主政治”,“共和制”名存实亡,贫富悬殊十分严重,这些国家刮的就是“旋风”。当时许多城市工商业发达,是西欧和东方贸易的枢纽,财富的增加伴随着贫富的分化,在教皇、“僭主”强人、商人、银行家的赞助下,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虽然是专制的,但产生了许许多多杰出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今天的中国名义上是“共和国”,实际上也是专制政治。专制政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中国出现了迅速的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发展,没有使中国积累相应黄金储备,却使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今天的中国并没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反神权”的需要,中国既没有产生薄伽丘的《十日谈》,也没有出现波提切利赞美酒神的《春》。当局提倡“人本主义”的结果,在缺乏政治自由的情况下,高压高热的政治气候使“丰乳文学”和“裸露艺术”不断出现,而官方文艺则表现了畸形的庸俗的繁荣。专制政治下的权钱交易、贪污腐败、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愈来愈严重,使中国到处埋下了“大变动”的种子,不要很久,一场“大旋风”会席卷整个中国。
   

“旋风”是变革的风。不是“西风”转变为“东风”,就是“东风”转变为“西风”。


   

全球性的“东风压倒西风”时代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莫斯科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後三十多年,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解体了,“社会主义阵营”不再存在。可以说,西风压倒了东风。苏联解体後,中国开始走“私有化和市场经济”道路,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中国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就像毛泽东把中国等同于“东方”一样,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又使一些人觉得,现在,“东风”又压倒“西风”了。
    毛泽东的“东风”、“西风”是比喻,并不是专门术语。但大体上,毛泽东指的“东风”、“西风”,和我在这篇文章中的“东风”、“西风”概念有许多重合之处。
    在人类最近三千年历史上,公元前六世纪以前,世界上只有“东风”,没有“西风”。古代埃及王国、阿卡德王国、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刮的都是“东风”。古代中国与这些国家没有往来,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刮的也是“东风”。
    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希腊和爱琴海地区刮起了“西风”。在希腊东方,波斯帝国兴起,刮起了强劲的“东风”。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是人类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冷战的时代,公元前五世纪上半叶的希腊波斯战争,是人类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大冲突。希波战争的结果,是“西方”希腊的胜利。
   
    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地中海世界刮的是“西风”。公元前四世纪下半叶,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把西风刮遍了西亚。然而,中国却丝毫没有受西风影响,公元前三世纪下半叶秦始皇结束战国分裂局面,让强劲的东风吹遍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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