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胥志义
[主页]->[百家争鸣]->[胥志义]->[胥志义:小岗村的“惊雷”能否再现?]
胥志义
·胥志义:正义与秩序
·胥志义:论消灭贫富差距之不可能与不可以
·胥志义:两种效率——也论民主与效率
·胥志义:人性的旗帜是红十字会的生命
·胥志义:《“爱国”“卖国”疑》系列文章(一):国家是什么?
·胥志义:国家的起源与职能
·胥志义:“经济侵略论”的破产
·胥志义:模糊和弱化的“国家利益”
·胥志义:市场主体无祖国
·胥志义:侵略与人权
·胥志义:市场化民主化对国家组织的解构
·胥志义:规则的冲突与趋同
·胥志义:“爱国”更多是一种情感
·胥志义:国家会消亡吗?
·胥志义:精英与领导
·胥志义:反贪腐与除恶政
·胥志义:中国GDP的水份
·胥志义:公有制是奴隶制的翻版
·胥志义:谁最可能做汉奸?
·胥志义:权力如何使人变成魔鬼
·胥志义:国富民穷的恶性循环
·胥志义:人权危机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危机
·胥志义:人权高于主义
·胥志义:“莫须有”的流毒
·胥志义:“牛刀杀鸡”与“烂尾政治”
·胥志义:“吃饭砸锅”论错在那里?
·胥志义:中国有没有“维稳学”?
·胥志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不相容
·胥志义:“如果激起民变怎么办?”
·胥志义:思想的朋友
·胥志义:混合型经济是失序和腐败的经济
·胥志义:混合型经济是失序和腐败的经济
·胥志义:混合型经济是失序和腐败的经济
·胥志义:人权能够谈判吗?
·胥志义:中国“奇迹”与美国“危机”的关联
·胥志义: 市场经济与贫富差距
·胥志义:自私与“不自私”的交易
·胥志义:望梅能够止渴吗?
·胥志义:路是人民走出来的
·胥志义:“中国奇迹”是不是由中国模式带来的?
·胥志义:侵略战争根源于专制政权
·胥志义:整人与人性
·胥志义:公有制是奴隶制的翻版
·胥志义:有领导,则无民主
·胥志义:为什么不能有国企?
·胥志义:私有制与公有制最大的区别是有无人权的区别
·胥志义:私有制不是一种生产资料占有方式而是自然分配方式
·胥志义:剥削不是以收入而是以自由来衡量
·胥志义:政治权利对劳动者经济权利不足的弥补
·胥志义:政府不能成为微观经济活动中的积极利益主体
·胥志义:人道主义是国家福利政策的出发点
·胥志义:不是为富人说话而是为人权说话
·胥志义:面对ISIS,中国应不应出兵?
·胥志义:颜色革命与黑色革命
·胥志义:“1”与“1000”定律
·胥志义:胡耀邦的英名何来?
·胥志义:人权是第一选择
·胥志义:“苏格兰公投”中的国家理念(2014年3月7日)
·胥志义:三亿元脏款制造多少冤假错案?
·胥志义:中国与美国贫富差距有何不同
·胥志义:存不存在国家利益?(1)——土地是不是国家利益?
·胥志义:矿产资源是不是国家利益?
·胥志义:存不存在国家利益?(3)——市场对抗是不是国家利益对抗?
·胥志义:存不存在国家利益(4)——公共利益是不是国家利益?
·胥志义:存不存在国家利益?(5)要素自由流动与国家组织特性的弱化
·胥志义:存不存在国家利益?(6)——规则与国家职能
·胥志义:存不存在国家利益?
·胥志义:最后的呐喊——改革的核心是还权于民
·胥志义:中国的“强拆”将进入世界史册
·胥志义:生存权与小贩的命运
·胥志义:“莫须有”与“无罪推定”
·胥志义:“领导”能够成为“公仆”吗?
·胥志义:中国正处于国富民穷的恶性循环之中
·胥志义:西边的太阳快要下山了吗?
·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灾难
·胥志义:文强的“摆拍”与人性
·胥志义:能用剌刀和鞭子强迫人民“共产”和“公有”吗?
·胥志义:乌坎民主失败的启示
·胥志义:人权为什么高于主权?
·胥志义:文革灾难是人性灾难
·胥志义:权力与财富
·胥志义:稳定是人民稳定还是政权稳定?
·胥志义:土皇帝的底气何来?
·胥志义:TPP对国家主权与国家观念的冲击
·胥志义:只有权力才可能引发经济崩溃
·胥志义:人权能不能谈判?
·胥志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爱国”与“卖国”
·胥志义:“卖国”是子虚乌有的帽子
·胥志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不相容
·胥志义:自由是剥削的天敌
·胥志义:剥削源于组织和权力
·胥志义:搞原子弹的收入一定要高于卖茶叶蛋的吗?
·胥志义:人权崛起是人民解放的标志
·胥志义:“左愤”的语言与文革再现的可能
·胥志义:学习胡耀邦,解放人民
·胥志义:民主可以避免战争
·胥志义:美国打击ISIS过程中的人权理念
·胥志义:“毛左”的“封锁”与“侵略”
·胥志义:权力经济才可能出现崩溃
·胥志义:混合型经济的失序和腐败
·胥志义:路是人民走出来的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胥志义:小岗村的“惊雷”能否再现?

胥志义:小岗村的“惊雷”能否再现?
   
   一,小岗村“惊雷”是一种权利诉求
   
   早些时,习总考察风阳小岗村,了解当年18户村民按下红手印,签订大包干契约的情景。总书记感慨道:“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说是“惊雷”,源于它是对苏式社会主义理念的重大否定。其意义不是“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而是赋于了农民生产自主权、经济行为自由权、自己的生产成果直接归自己所有的收益权,是农民追求幸福、自由、富裕权利的回归。而苏式社会主义剥夺了农民的这一权利。试想,连农民家多养一头猪,想生活更好一点,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农民与奴隶何异?
   
   小岗村18户村民为什么冒“身家性命”按下红手印?是人性中追求自由的本能冲动。他们没有高深的人权自由理论,却体现了人类的共同追求,从根本上来说,是追求人权和自由的增进。任何象苏式社会主义那样的体制与理论,由于其反人权反自由,都违背了人类发展的根本方向,绝不可能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遗憾的是,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指导思想并不是还权于民,并用法制来保障人权,而是加快经济发展。当时对集体经济的反思,是“大锅饭”,是“大呼隆”,是“农民出工不出力”,而不认为集体经济制度是一种类似奴隶制那样的反人权反自由制度。所以实行承包制,只是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而没有意识到这是农民的解放,类似于林肯对奴隶的解放。它不是给予农民富裕,而是给予农民自由。这种自由是人与生俱有的,而不是为了调动积极性而恩赐于他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只是这种解放的副产品。
   
   正是这种认识上的重大差异,使农村改革不彻底。土地产权并未给农民。这种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土地产权集体所有的制度,与改革后分散化的农业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与社会公正分配机制的建立,存在巨大矛盾。因而有着致命缺陷。
   
   二,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一怪胎
   
   1,它不具有法理上的逻辑性。
   
   我国当年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是基于集体化的生产。因而所谓的集体所有,本质上是私有产权的集合。集体所有就是集体私有。这个集体是以生产单元来确立的。当这种生产重新实行分散化时,土地产权理所当然应该实行分散的私有化。因为只有所有权才能派生出使用权,经营权,处置权。如果实行分散化的生产,只允许农民有使用权、经营权,则政府无形中成为所有土地的地主,农民只是租客。与我国宪法规定土地集体所有的说法相矛盾。
   
   集体所有并不是政府所有,每一个农民都有份额在其中,农民的使用权经营权都是由自己份额的所有权派生出来的,而不是政府的恩赐。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集体所有的本质。但政府有意模糊这种认识,把集体所有含糊为政府所有。农民的使用权经营权只能由政府来给予。这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皇思想有何区别?与共产党让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口号相距又何期遥远?
   
   理论界为了回避这种所有权与使用权经营权相分离的法律悖论,用西方股份制企业中也存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象来解释中国农村的土地产权集体所有与经营权的个体行使。但这两者是无法类比的。A,股份制企业仍是所有权派生经营权,中国农村的承包制却是行政权赋于经营权,B,股份制企业的生产性资产虽然归众多股东所有,生产资产却是无法分割(分割则无法进行生产),中国的土地则可以分割。C,股份制企业是一个生产单元,生产经营活动需统一指挥,所以只能由众多所有者来委托一个统一的经营权行使者。中国目前的农业生产却是分散的,不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
   
   在土地不能进行买卖,土地的使用权平均分给农民时,这种土地所有权归集体,使用权经营权归农民个人的状况或可维持(但不合理)。但市场化的发展必然要求土地进入市场,农业的集约化生产也要求通过土地买卖实行土地集中。一旦土地可以变卖,土地“集体所有”的理论和实践便会崩塌。因为所谓的集体所有是抽象和模糊的,当土地可以转变为利益时,这种利益却是现实和具体的。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经营权相分离的状况不仅面临巨大的内在悖论,而且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冲突。
   
   2,它已成为政府与民争利,掠夺农民利益的一种手段。
   
   在计划经济时代,既无土地市场,也不允许土地买卖,同时实行集体化的生产,从理论上来说,土地既是集体或国家所有,也是农民或人民所有。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开始建立,不单是政府,还有商人以及农民,都发现了土地的变卖价值,本来是抽象的全民或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转变为个人或政府的具体利益,于是中国出现一场规模巨大的争夺土地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政府特别强大。它通过禁止民间土地买卖,来获得土地买卖的垄断。同时土地产权集体所有的模糊性,使得政府可以以超低价格、甚至无补偿价格掠夺农民的土地,然后以垄断的超高价格卖出,由此获得巨大利益。
   
   这种利益有多大?重庆市长黄奇帆有一个说法:“我们(重庆政府)十年花了六千亿。怎么能做到债务不高呢?我的奥妙就是土地储备。我2002年刚到重庆就储备了40多万亩地,这十年用了20万亩,每亩地赚200万,这就四千亿。”,这还只是一个不是一流城市的土地收入,北上广那些一流城市的土地收入数额更是巨大。按官方的帐薄,2011年全国卖地收入3.15万亿;2012年2.7万亿;2013年4.1万亿;2014年4.2万亿;2015年预计近4万亿。5年卖地收入加起来高达18万亿。这叫什么?叫无本万利。
   
   世界上有那个国家,把本该属于国民的土地,又由政府来卖给国民吗?而且卖的是使用权,时限为二十年四十年七十年不等。到期还得重新买。于是,这个国家还是人民的国家吗?
   
   国家是什么?是国民与土地的组合。我们现在说某块土地是中国的,或者说是中国的“领土”,理由是这块土地是中国人祖祖辈辈开垦并在那里生活的,是属于这些中国人所有的。逻辑是这些土地先是因为其为中国人所有,然后才是中国的。而不是先是政府的,然后再由政府来给予或卖给国民的。所以我们说要收复台湾,并不是台湾的土地是中国的“领土”。台湾的土地是台湾人(包括大陆前去开垦生活者)所有的。只有台湾人认可是中国人,台湾才是中国的“领土”。如果台湾人知道中国政府收复台湾后,台湾的土地都不是台湾人的,台湾人要在台湾生活,还得向政府购买土地使用权,台湾人还会愿意回归中国吗?
   
   正是由于政府破坏了土地谁开垦谁购买产权归谁所有,即千百年来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自然规则,现在已经引发了中国大规模长期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如果说当时土地实行集体所有是为了某种社会主义的理想,那么,当这种乌托邦的理想破灭之后,我们仍不把土地还回给农民,实行土地私有化,则证明现在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社会管理,而是一个抢劫集团——把土地抢劫为政府所有,然后卖给或租给国民以撄取巨大利益,如此这般,如何不会激起长期间大规模的官民对抗?
   
   3,它使集约化高效化的农业生产始终无法建立。
   
   模糊的土地产权集体所有,不仅不符合法理逻辑,政治伦理,利益公正,而且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我们过去说实行集体化的生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但集体化并不等于集约化。一百条百吨货轮加在一起,形成一个运输集团,与一条万吨货轮同等运量规模,前者并不是集约化高效化的生产,后者由于比前者具有更低成本(包括使用的人员更少),因而更具效率,才可称为集约化生产。集体不一定集约,有规模不一定有效率。正如我们现在说做大做强国企,如果不是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只是资本堆积的“做大”,这样的国企有何效率?
   
   农业生产的集约化需要土地的集中(而不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当土地产权实行模糊的集体所有,经营权分散于农民个人,且无土地市场时,土地很难在提高了生产效率的生产者手中实行集中。虽然现在为了解决土地的流转和集中,理论界提出了一个经营权流转的方法,但这个方法仍难解决土地合理有序的流转与集中。
   
   A,经营权只是所有权派生出来的一个子权利,它很难产生基于长期生产发展目的的土地集中。经营权只是“打工权”,“打工权”并不能生发长期发展动力。只有产权私有,才能产生这种动力。而在长期发展动力驱使下出现的土地集中,才是农业生产集约化高效化的体现。
   
   B,农业生产集约化高效化的发展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应是同步的。只有通过土地产权转让,让土地出让者获得足够合理的收入,才能让退出农业生产进入城市的农民有原始的生产或生活资本。土地集中才不至于引发过于激烈的社会动荡。
   
   C,农业生产集约化高效率的体现,不仅在于能够减少生产人员,还在于能够对冲购买土地的成本。农民进入城市工作,也只有在收入高于从事农业生产,包括变卖土地收入时,才是合理的。农业生产从业人员的减少和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只有在这两个前提下,其发展才是有效率并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这种效率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达到,也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保证。包括农产品的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市场是土地市场。而土地产权私有,是建立土地市场的前提。
   
   事实上,高效率的农业机械多年前便已在中国出现。比如联合收割机。但联合收割机不是在农庄(不是集体农庄)中使用,而是为成百上千的有着经营权的分散农户打工,每一农户或因支付联合收割机的费用降低劳动强度,却远不是高效率的农业生产。其中的关键是土地产权不私有,土地市场没有建立。土地难以集中。所以土地产权私有,才能促进农业生产集约化高效化。
   
   三,农民对土地产权私有的诉求
   
   总书记说,小岗村村民按红手印实行承包,在当时是贴着“身家性命”,足见其风险。没有农民这种冲破禁锢的勇气,更重要的是,没有政府的宽容和让步,如何有中国的改革?
   
   但农民只是提出承包吗?事实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农民就不断提出土地私有的要求。这种诉求同样贴着“身家性命”。《郑义: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秘密:变卖土地》一文提供了农民对土地产权私有诉求的多个实例:
   
   黄河三门峡水库的修建,政府曾驱逐30万农民,使其失去家园。然而,水库很快被淤成废库,强行腾空的土地并没有被淹没。当移民们闻讯返回故乡时,土地已被机关、厂矿、学校、军队等各种国家机构瓜分。回归的农民遭到政府方面的层层阻挡刁难甚至镇压。从1956年至1986年,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黄河移民历经十七次返库风波、三次返库大潮,表达了他们夺回土地的不屈意志。直至1985年,在中央大员胡启立和田纪云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决定从国营农场和军队农场占用的50万亩土地中划出30万亩安置生活特别困难的移民,这一风波才大体结束。

[下一页]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