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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反思应该面向未来(兼论“再来一次文革”)

(兼论“再来一次文革”)


   

徐水良


   

2016-06-03


   
   
   我也基本同意北风此文的观点。历史反思应该面向未来。
   
   实际上,89民运最大的失误,是精英们的失误:一是对中共、包括对邓小平等屠夫的残暴本质,认识不足,很多人抱有幻想。同时也对过分软弱的赵紫阳等改革派抱有过分期待,把希望完全寄托于他们身上。二是赵紫阳不敢承担自己职责赋予的历史义务,像叶利钦那样进行反抗,使中华民族丧失千载难逢的结束专制的一个历史机会。并且,其后,精英们只是一味赞扬赵紫阳,把赵紫阳没有的功劳,加到赵紫阳头上,甚至为赵紫阳争取对人类立大功的诺贝尔奖,不敢指出赵紫阳只是保住做人的本分和底线,拒绝镇压作恶,只是有过无功。三是当时的精英们普遍软弱,不敢革命,不敢引导民众走向革命,推翻中共,夺取政权,建立民主制度。
   
   上面,是面向未来的反思。是努力向前争取未来胜利的反思。
   
   当然,当时领导和掌控运动的人们,在当时上述情况和弱点下,既不敢推翻中共,夺取政权,那么,理当避免更大损失,进行撤退。但他们又拒绝撤退,这就使他们自己的策略,显得非常可笑。而以李禄等激进面目出现的特线,坚持这种策略,其实质,实际上应该是配合邓小平和军方“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的策略,为邓小平血腥的暴力镇压,提供机会和借口。
   
   这后一点,是面向过去,面向当时不利条件的反思。是当时不敢采取向前争取胜利策略的选择下,适当后退避免更大失败的反思。
   
   但是,当时特殊条件下错误的策略,不见得未来仍然是错误的策略。
   
   如果我们坚持面向过去,只坚持向后的反思,那我们就搞错了反思的方向。
   
   类似的反思,还有对文革的反思。
   
   文革,毫无疑问是暴君毛泽东发起的、一场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浩劫。是从一般的共产极权专制,走向极端专制的毛泽东式的“全面专政”、即毛式全面专制的反动“革命”或浩劫。
   
   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发起这场浩劫,主要原因,当然是是整个共产党及其共产党的假革命,真倒退,以及共产党的极权专制反人类历史和本质,是全世界二十世纪的左倾大倒退在中国特殊条件下的结果。也是中共长期坚持极权专制、思想信仰专制、神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神化暴君毛泽东本人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反思和否定整个被神化了的马列毛、共产“革命”和中共的历史。
   
   另一方面,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逆中共特权官僚主体的整体意志,一意孤行地发起文革浩劫,也是与他利用广大民众和中共特权官僚不可调和的整体矛盾,引导民众把斗争矛头指向毛要打倒的那一部分特权官僚这个策略有关。没有广大民众和特权官僚的整体矛盾,或者毛泽东不利用这个整体矛盾,文革就难以发动。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特权官僚腐败集团,官僚权贵们,仇视和痛恨文革,他们不是仇视和痛恨共产党的极权专制、思想信仰专制和造神运动。而是痛恨毛泽东利用民众和他们的矛盾,使他们遭受的打击、使他们暂时丧失自己的特权、以及痛恨广大民众对他们的冲击。
   
   他们的极权专制本质和毛泽东一致,他们特权官僚的腐败特权,与毛泽东一致,并且,这一切好处,来自毛泽东和共产主义。所以,他们不敢否定毛泽东和共产专制。毛泽东仍然是他们的旗帜。他们仍然念念不忘他们的这些本质,不断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他们的命根子。
   
   因此,他们实际最最痛恨的,不过是广大民众因为与特权官僚的矛盾而对他们发起的冲击。所以,他们不断诅咒文革,把广大民众对他们的矛盾、仇恨和冲击,尤其是现在广大民众的一切维权、抗暴、起义和革命行动,一律污蔑成“文革”行为,“造反派”行为,“红卫兵”行为。中共特线也不断造谣污蔑中国广义民主运动的中坚力量革命民主派是文革造反派,红卫兵等等。这特权官僚腐败集团及其特线们所谓的“反对文革”,他们的意思,实际上主要是要“反对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分辩他们说的文革浩劫,究竟指的是什么,只是一味跟着邓式特权官僚权贵们一起,不分青红皂白,不断强调反对文革浩劫,不断强调反对“再来一次文革”,我们就上了特权官僚腐败集团的当,不知不觉站到反对革命的一边去了。
   
   实际上,文革的历史和现实条件都已经过去,绝对不可能再复制文革。即使再来一次文革,也绝不可能复制一次毛泽东式的文革。相反,在广大民众和特权官僚腐败集团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在特权官僚腐败集团成为全民公敌的情况下,在共产极权专制和思想信仰专制臭不可闻、全民向往自由民主的情况下,再来一次文革,只能演变成推翻特权官僚极权统治的民主革命。
   
   所以,在邓式特权官僚腐败集团、邓式权贵,拼命用文革浩劫吓唬人民,把革命与文革混淆起来,用鼓吹反对文革来反对革命的时候,我们不妨用“再来一次文革”予以反击,来反击他们对未来民主革命的污蔑和丑化。只是,我们必须同时明确认定,毛泽东的文革,毫无疑问是对中华民族和传统文化的浩劫,但再来一次文革,却必然是毛泽东文革的反面,是全体中国人反对全民公敌特权官僚贪腐集团,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真正的革命。
   
   
   附:
   
   北风:铭记六四,超越八九
   
   2016-06-03
   
   1989年北京那场屠杀,数以百计千计甚至更多的学生和市民被中共政权杀害,杀人的罪犯们仍然逍遥法外,血债未被清算。作为中共罪恶史的一页,“六四”事件应当被后人永远铭记。为追求自由和民主所付出的那些年轻的生命,也应当被后人永远纪念和哀悼。
   
   但只有哀悼和纪念并不足够,有志于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人士,必须将纪念“八九民运”的活动和当下的抗争结合起来,“八九民运”必须被超越。超越至少应该体现在几个方面:对“八九民运”的反思,对当下政权的认识以及对新抗争模式的掌握。
   
   二十七年来,每一年世界各地都有关于“八九民运”的纪念活动,反思文章也不少。反思“八九民运”的文章,认为学生太激进错过退场机制,从而让中国错失改良机会的观点仍然占据主流。这种错误的“反思”,与中国当下仍占据主流的改良或通过公民社会建设倒逼改良的思潮合拍,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一大误区与障碍。
   
   “八九民运”未能成功,现在看来显然是太不激进,当数以十万计的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当数以百万计的北京市民涌上街头,如果能果断冲进中南海,占据电台电视台,历史或将就此改写。另外,当数以百万计的市民主动投身到这场运动中来,学生们却将他们主动排斥在外,以保证所谓学运的纯洁性。学生们甚至将毁损中共图腾——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像的三名青年扭送给了警察。未能更广泛深入地动员全社会参与这场民主运动,可视为运动未能成功的另一主要因素。
   
   当然,以现在对结果的了解及对中共政权性质的认知来要求当时的学生们未必苛刻,当时的学生们,主体还是希望配合中共实现政治改革。但反思历史,不能停留在历史的局限性上。
   
   “六四”屠杀之后,中国遭受国际封锁,中共不得不在人权方面有所让步,以换取外部国际环境的松动。学生及市民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二十年的政治“小阳春”,直至2008年奥运会中国举国维稳体制建立。2008年之后,中国政治环境急剧恶化,公民权利大幅倒退,其中习近平2012年上台执政后尤为严重,社会处在全面压制状态,反抗被压至冰点。民间自上而下的改良希望已经完全破灭。
   
   中共在八九年之后,利用全球化及新技术发展的红利,加上对国内生态环境劳动力等各方面资源的恶性透支,透过市场控制集中财富,获取了绝对的资源优势,并支撑了举国维稳体制的建立。近年来,依靠互联网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普通民众通讯、交通等人际往来方式的监控分析,建立了一套无孔不入的“云极权”。当局已经具备能力将所有的有组织的抗争扑灭在萌芽状态,将整个社会充分地原子化。
   
   面对这种基于市场和新技术的“云极权”,前人所总结的用于结束专制的一些传统抗争模式都已经失效,近年来的维权运动,“零八宪章”和“新公民运动”等尝试,最多也就具备了试错的意义,而未能探索出一条可行之路。
   
   作为整体而言的“八九”一代,仍在坚持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已经不多,在这些人当中,大部分人还在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改良。相对激进的人士,又停留在传统的政党组织纲领章程路线动员发动这套传统的模式上。“八九”一代多数对当下政权的新变化认识不到位,想在抗争理念与行动上与当下的抗争相结合,都有非常大的困难。可喜的是,包括刘远东、王默等中国“南方街头运动”的参与者,尽管他们来自草根,但不管在认知上还是形式上,他们在整体上都已经超越了“八九”一代。
   
   面对云极权,“云革命”或许是未来可能的形式。基于民众普遍的情绪和诉求,通过新信息技术形成松散的联结,发起去中心化的多场运动,多点谐振最终在政治诉求的引领下形成全面共振,直接结束专制政权;或通过连场运动,充分消耗当局的维稳资源,直至管治裂缝出现,从而开启全面的组织化抗争之路。

此文于2016年06月05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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