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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界学术界再度让我震惊


(再谈自由和规范体系兼谈做学问写文章问题)


   

徐水良


   

2016-6-20日


   
   

一、常常令人震惊的理论界

   
   
   理论界学术界的谬误及无知,尤其是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的谬误及无知,常常让人震惊。
   
   我这样说,以及本文后面的一些说法,也许很不策略,很可能激起一些人的反感、批评和攻击,但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事实上,本人1970年代初首先开始发动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时,就是从批评整个理论界(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一系列谬误开始。
   
   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我发现被全国和理论界捧作至高无上的毛泽东思想,完全是谬误,被捧作神的毛,是一个理论上不懂装懂胡说八道的理论骗子,他把历史前进的方向完全搞反了。这个时候,我内心的极度震惊和恐惧,可想而知。如果我当时把我的发现公开说出去,毫无疑问会被几乎所有的人看作极端狂妄的疯子,然后被中共用恶毒攻击的罪名,绑赴刑场处决。而当一个人对毛极其厌恶鄙视,同时却又不得不为他高唱赞歌,努力掩盖内心的鄙视的时候,在言谈、在随时会被检查的信件、甚至在随时面临抄查可能的日记中,都不得不继续为毛唱赞歌,其内心的痛苦,也可想而知。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心挣扎,历史和社会的责任感,终于迫使我决心反对毛的错误理论和方向,先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发起一场新时代的民主运动。
   
   从此以后,我就不得不走上了自己坎坷一生的不归路。
   
   改开以后,中国理论界学术界又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谬误理论。从四个坚持,到摸石头过河,到河殇蓝色文明黄色文明、海洋文明内陆文明的无稽之谈,到告别革命、恶毒攻击革命的理论,污蔑革命只能带来专制,暴力只能产生暴政的谬论,到口头改良、口水改良派的梦呓和幻想的做梦式单相思的改良理论,到可笑的中产阶级理论,到适度腐败、腐败是改革润滑剂的理论,到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政治改革等颠倒改革程序、把改革送进死胡同的理论;尤其是连自由主义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搞清楚,就说自由主义是右派理论,就争先恐后地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自由派,掀起自由主义的铺天盖地的狂潮,在与马列共同的经济决定论基础上,把结论反一反,铺天盖地地鼓吹全盘私有化,全盘产业化(伪精英用错词,这里的产业化,实际含义指的是商业化、商品化),不顾一切私有化、产业化(商业化),充当特权官僚权贵太子党私有化大抢劫大掠夺的吹鼓手,造成一个强大的对抗自由民主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彻底葬送了中国的政治改革。然后,又有先宪政法治,后自由民主等继续颠倒自由民主和宪政法治历史顺序的谬论,继续为权贵私有化抢劫掠夺张目的“公地理论”,为红二代伪贵族造势的贵族和乡绅理论等等一系列理论。
   
   此外还有否定文化及制度决定作用,主张种族主义或逆种族主义的素质 决定作用的素质论,攻击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素质低,是劣等民族,是垃圾,不配民主的理论;包括中国人不信一神教和一神教的上帝,不配民主,只有像中世纪那样,全民信奉一神教,实现“国度性福音化”,才有自由民主,这一类信仰偏执狂热到发烧胡话的神棍热昏理论;为马列党文化等反动文化打掩护、为之保驾护航的“文化无高下”的理论;把为了祖国好,才努力推动祖国走向自由民主文明的爱国民主运动,说成反对爱国,提倡卖国当汉奸的中共特线汉奸理论,把卖国帽子套到民运头上,坐实中共攻击民运卖国当汉奸的造谣污蔑,把爱国帽子奉送给由外国组织和扶植、听从外国、以卖国害国起家的中共,从而达到颠倒黑白,把道德制高点交给中共,使民运丧失对国人的道德感召力量,那样一种极其阴险的理论;还有三百年殖民地理论;没有敌人,中共不是敌人,或宪政社会没有敌人的谎言欺骗理论;为权贵私有化大抢劫大掠夺张目、攻击民众仇富的理论;把民主说成民粹,大力加以攻击的理论;主张国家必须由精英说了算,不能由老百姓说了算的精英专制理论;还有谁揭露特务问题严重性,谁就是抓特务,谁自己就是特务等毫无逻辑的造谣撒谎的特线理论;纯单相思的、无条件鼓吹“和解合作”的欺骗性梦呓式理论;把中国落后原因归结为汉语汉字的可笑荒谬的理论;鼓吹儒家宗教化,学习和搬用西方政教合一的中世纪极权专制制度,以政教合一的儒教专制救中国的可笑理论;以及其他许多许多千奇百怪的理论,包括看相算命测字占卜打卦神棍神汉特异功能、自称上帝、上帝之子、弥勒佛、紫薇真人等等等江湖骗术和神棍骗术,以及其他许多骗术理论,等等等等。
   
   至于其他许多理论争论的例子,如胡平兄等等把桀骜不驯的犬儒学派,与低眉顺眼、甘当中共奴才和走狗的人们混为一谈的所谓的“犬儒”理论;违背和颠倒策略原则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一类反策略的策略理论等等,有的只能算作小问题小例子了。
   
   这次一再使我震惊的、理论界学术界在自由和规范体系问题上的谬误和无知,不过是一个最新例子。
   
   特别值得重视的、中国理论界的一个特点,就是从五四以来,中国理论界学术界一直照搬的,主要都是马列主义、自由主义,马列教一神教,经济决定论,佛洛依德伪科学等等西方垃圾。由于崇洋之风盛行,那些西方垃圾,一到中国,就被理论界学术界当作宝贝,大力宣传。相反,西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普世价值、科学和文明等等真正的宝贝,往往被拒之门外。
   
   

二、再谈自由和规范体系

   
   
   本人写过许多关于自由和规范体系的文章和文字。前一段时间,在钱钟书杨绛问题和沉默权利问题的讨论中,因为震惊于理论界对自由和规范体系的谬误及无知状况,又写了几篇文章(附后),此外还有一些网上的帖子。我相信很多人看过这些文字,但不少人似乎读不懂。虽然我的习惯,一般不愿按照刻板科班程序,写科班式晦涩难懂的学术八股文,尤其反感一些人不断玩弄生涩的甚至胡乱生造的术语,故弄玄虚;而是根据自己的研究、思想和理论,用通俗的、接近日常用语的语言,写尽可能通俗的文章。虽然这招致一些习惯于科班式学术八股文的朋友的反对和批评,但我至今不悔。
   
   然而,要读懂某种理论,不仅需要读懂其语言,而且需要用知识、智力和头脑去理解。不少人缺少这一些,读不懂,并也不奇怪。
   
   这段时间,那些主张没有沉默权利的人,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不断引述西方学者关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等自由体系的一个局部问题上的一得之见,不加分析地当作天大真理,以此坚持、反驳和否定必要的沉默权利。他们甚至认为,存在完全剥夺一切自由的特殊社会,(包括没有积极自由、也没有消极自由的社会),在这个虚假的理论假设基础上,展开他们的长篇大论的理论推导。但他们认定存在剥夺全部自由的社会,并且当作他们理论论述的基础,说明他们对整个自由和规范体系,对这个极其复杂而巨大的体系及其本质,非常无知。
   
   所以,理论界学术界对自由和规范体系的无知,再一次让我觉得震惊!
   
   事实上,世界上根本不可能存在剥夺一切自由的社会,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取消自由,无论是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否则,这个社会的一切活动就彻底停摆,人类就面临死亡。即使仅仅取消一项自由——人的呼吸自由(无论是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或其他生存自由,这个社会就会死亡。
   
   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去剥夺人们的一切自由。
   
   这些朋友假设的理论基础,“没有自由的国家没有积极自由也没有消极自由,”把极权社会说成完全没有自由,或把自由社会说成完全自由,本身就是对极其复杂的自由和规范体系及其本质的无知。理论界学术界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建立的一系列理论,在这个假设基础上说事、推导和论证,得出系列理论和结论,当然就不成立。由于否定沉默权利的学者们假定世界上存在完全没有自由的国家这个假设根本错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那些理论,当然就必然走向谬误。
   
   世界上绝不可能存在完全没有自由的国家社会。当我们说没有自由、或者说没有自由的国家或社会时,都只是针对一部分自由,主要是针对一部分政治、经济、思想、信仰和文化等等自由而言。
   
   极权制度剥夺很多人很多方面的自由或权利,但仍然不可能剥夺所有人所有方面的自由或权利。包括不可能剥夺所有人所有问题上的沉默权利。
   
   说某个制度不给人自由,是没有自由的制度或社会,指的是这个制度不给人们某些方面的正当自由。
   
   对一般专制而言,这主要指的是其剥夺人们的政治自由,包括选择自己领导人的选举自由。
   
   对政教合一、政治专制和思想信仰专制合一的一般极权国家,包括某些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或政教合一的国家而言,主要是指剥夺某些重大的政治自由和某些重大的思想、信仰、言论等等的自由,其中包括在一定时期在一定问题上,剥夺人们沉默的权利。
   
   即使马列国家和毛式“全面专政”的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等各种专制结合在一起,也只能剥夺某些重大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思想、信仰和言论出版自由、文化自由、迁徙自由、剥夺消闲娱乐、穿着打扮等生活方式和其他生活方面的某些自由,如此等等。但即使这种“全面专政”的最专制的社会,也仍然只能剥夺人们的一部分自由,仍然没有能力、更不可能剥夺人们的全部自由。
   
   这次争论中,知识界学术界不懂自由和规范体系的人们,实际上是反过来推论,说极权制度不给人自由,因此人们就没有一切自由,因此就要否认这个制度难以剥夺的残存的许多权利,包括否定这个制度还没有剥夺的残存的一些沉默权利。
   
   然后,这些学者,就反过来冠冕堂皇地进一步替这个极权制度、来剥夺这个制度过去难以剥夺的许多权利,包括难以剥夺的某些沉默的权利,包括钱钟书杨绛和其他许多知识分子及工农大众事实上行使过的许多沉默的权利。
   
   应该说,对钱钟书和杨绛一开始的批评,对公众人物、公共知识分子和著名学者,使用高于一般人的道德标准,批评他们政治道德上的某些欠缺,是具有非常积极的正面意义的批评。这些不懂自由和规范的学者,一开始对钱钟书杨绛的批评,也包含许多合理的、积极的批评。但一旦他们顽固坚持否定一切沉默的权利,包括否定那些连极权制度都难以剥夺的、残存的沉默权利的时候,他们的批评就转向反面,就变成在表面上非常革命、非常激进的词句掩盖下,事实上却走向反动和专制,变成坚持、散播、并进一步要求剥夺沉默权利等等的非常反动的极权专制制度的专制精神。说明他们的内心理念、思想和理论,仍然深陷于专制思维的束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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