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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郑浪平(二十二)

第二十章、中日全面战争的战力解析 20.3 中国民族主义所激发的潜能
   不过,这些“科学”与“数量”的作战能力对比,是没有办法了解中国民族主义所产生的那种死里求生的牺牲精神。
     中国人所承受日本的欺凌与侵略已经够多了,中国人有着宁愿战死,也不愿屈服的共识与决心。虽然中国军队在训练、装备与后勤方面,的确不是日军的对手,但是中国军民在维护国家民族生存与尊严的自卫作战中,所表现出来优秀的潜能,的确改变了许多战前的预估,中国能够在日军绝对优势火力与战力下,遭受到近乎无法计算的死伤与打击,却竟然能够坚韧不拔、支撑下去,甚至能多次反击而让日军遭到重创,因而的确一而在、再而三地改变日军大本营对于侵华战争预估,以及让西方军事专家感到震惊甚至是尊敬。中国能够孤军与日进行长达四年又五个月的全面战争,让日本无法解决中国事变,这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胜利,当然也是中国人民数不尽的牺牲所换来的成果。
     事实上,日本将卢沟桥事件扩大为华北事变之时,是绝对没有想到,这会是中日之间历史大决战的开始。当时日本的参谋本部坚决认为,日本的世仇大敌绝对是苏联,而日苏之间的历史决战随时可能展开;其次是日、美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升高到有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因此日本应该尽量减少在华的军事行动,但是为了扩大与苏联决战的战略纵深,日军最多可以考虑攻占中国的内蒙与华北。就可立刻设法结束中国事变,而全力为与美、苏的决战准备。但是来自陆军省的看法是,日军在华北,最多只要经过一场或是几场主力决战,它就可以迫使中国放弃抵抗意志,而任日本予取予求。当时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如下:最好的情况是在日军攻占平津之后,中国就被迫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让冀、察特殊化,日本就顺势攻占内蒙,控制华北。不然日军可在黄河以北,捕捉并歼灭华军的主力兵团,顺带攻占内蒙古,中国也必然屈服。最坏的打算是,主力仍在华北决战,但是另外派兵直接攻击长江三角洲,拿下中国的工业、金融与政治中心(上海、南京),那么中国绝对会投降的。但是日本绝对没有想到,他就是封锁了中国所有的海岸线,又深入攻占通往四川的外围,中国仍然不放弃作战的意志。
   

   
   
   第二十章、中日全面战争的战力解析 20.4 战略上由中国主导全局
   而在中国方面,若是从战略准备的角度而言,是真的不愿因为卢沟桥事变的冲突,而提前展开与日本的历史决战,但是在政治与民心而言,卢沟桥事变一旦被日本扩大为华北事变之后,就已经突破了中国抗日最后关头的底线,迫使中国不得不就此进行全面抗战了。
     蒋介石深知中日之战,原本是全球大战的一部分,中国此时与日本作战,成为日苏与日美之间的战争的序战,所以拟定了非常悲壮的长期抗战方针,准备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焦土战略,这个空间就是中国人的领土与生命,这个时间就是世界大战的来临。中国在作出重大牺牲之后,将会成为全球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如此她必能因此一战而洗雪百年国耻,解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成为对全球最有贡献的国家之一。
     但是这种战而不决,与败而不降的战略运用,必然是经历率战屡败的重大的损失,以及严重的失败与挫折。中国既不能在战斗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又不能以完全牺牲的悲壮方式,在战场上拼光所有的抵抗能力,而是要应付不断的失败,仍设法保留抗日的力量,继续在一连串失败中苦撑下去。要想坚持去执行这种屡败屡战的战略,可以说是对中国领袖之领导能力,以及民族决心最大的考验了。
     当时在中国的各路诸侯与人民,尚未对蒋介石领导能力有完全的信心之前,蒋必须先硬碰硬地与日决战,以重大的牺牲,打出民心士气的支持,然后在不断地回避决战,让日军逐渐陷入中国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等到国际社会的大环境发生变化,大家了解日本侵略的最后目标,不仅是中国,而是全世界,那么中国就可以与全球反法西斯的国家联合,对日本进行反攻了。
     中日长达八年的全面战争中,在战场上,日本几乎是占到战术的绝对优势,在大多数的战斗之中,日军都能以寡击众、发挥凌厉的攻势,因为日军不但拥有素质佳与火力强的陆军部队,并且有海空军绝对优势武器的支持(这是人类战争史上,首次大规模协同多军种与武器的立体作战),日军还随时会使用国际社会禁止的化学武器攻击华军。同时以战场作战的表现而言,日军是相当的勇敢与残忍,不过相对地也呆板与缺乏变化,日军在居于优势与陷入绝望地玉碎表现,经常有超水准的演出。
     虽然日本拥有战术的绝对优势,但是在战略的层面,确是中国在主导全局,日本只是不断在被迫跟进。由于日本完全低估了中国抗日的民族主义精神,华军可以做到虽然不断失败,但是仍然不屈不挠的抵抗下去。结果造成日本欲进却无法最终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与意志,欲退又无法从中国战场的空间自拔,日本眼看自身一寸寸陷入了中国的战略泥沼之中,与面临国力耗竭的危机,因此最终被迫孤注一掷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导致它最后战败亡国的下场。
   
   
   
   第二十章、中日全面战争的战力解析 20.5 中、日领导层面的评比
   在形式上,裕仁是身兼“大元帅”的日本最高军政领导人,但是实际上,政府的大政方针,却是由有如“走马灯式”的不同军政势力所支配,裕仁日皇只是在外表上,拥有近乎神格的地位与权威,皇军所有一切的作战意志,都是以效忠这位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为中心的。
     不过裕仁并没有真正指导国家与指挥军队雄才大略的天赋与能力(这和希特勒、斯大林直接指挥与掌控战局的情形完全的不同),他多半只是被动的处理来自军部、政府与元老、皇族之间的妥协意见,虽然裕仁对于军部,特别是少壮派军人的一些跋扈犯上的作为,也感到震惊与不满,但是基本上,在整个中日战争之中,裕仁曾经是相当热心支持日军侵略与扩张的政策。
     裕仁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对于日军不断侵略中国的辉煌战绩,表现出相当的兴奋与关心,他对于日本整个侵略决策的过程,并非是处在不知情或是无可奈何的状态,而是相当积极主动参与决策,偶尔也会有作战的重点提示。只是作为日皇,裕仁不方便自己主动提出政策方针,多半是接纳下属的共同意见而已。
     而日本的基本战略演变,基本上是操纵在扩大派的军官手中,他们的侵略,煽动了日本的民气,可是他们始终被自己的短视眼光(“见木不见林”)所限制,而一步步被中国所设计之战略格局发展所左右。这是日本三千年历史中唯一一次的对外大扩张,竟然没有真正的远大方略,也没有真正的强势领导核心,所有涉及和、战的根本大政方针,都在激进与犹豫交替的状况下,作出无远略、无持续性的抉择,最后当然只有落得惨败的下场了。
     而在中国方面,当时整个的国家与社会,仍然处在农业社会的落后状态,并无一套支持现代化战争运作的制度存在,来完成这个全民族历史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中国从大本营的指挥系统,到补充兵力的征兵制度,都刚在草创与适应的阶段,更别提支持战争最为重要的工业与军需生产力的落后了。
     不过在领导的运作上,中国却有蒋介石作为抗日的领导中心与权威。因为纵使到了全面抗战的时刻,中国所有的军政力量,仍然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也没有妥善划一的制度,只有蒋介石成为团结抗日运作的中心,协调一切内外的势力,制定各种应对的策略,可以说他也是边学边用边调整。因此在分析中国抗战史之时,就很难以一般的方法来看这场跨越时代的中日历史决战,本质上,日本是站在已经现代化社会的阶段,但是中国才刚刚准备开始现代化而已,两个对决的国家,完全处在不同的时代与环境之下。
     从领导的层面分析,假如当时没有蒋介石的领导,中国几乎就没有办法进行有组织的长期抗日,而很可能最多沦为游击与流亡政府,这样中国就不可能争取到领土全面的光复,以及联合国四强的地位(当时国际强权曾计划,将东北四省以及台湾列为“国际托管地”)。在没有完整制度的运作之下,蒋介石个人的优缺点,以及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都造成抗日战争历史的复杂性。蒋介石作为抗日战争的关键领导人物,其主要的历史地位,并非单纯指挥前线的军事作战(犹如大战时的英、美、苏以及德、日等国的将领们一样),他最为重要的工作,是要设法领导这个国家认同尚未完全建立、现代化生产与社会结构尚未奠定基础的中国,单独地对抗已整军经武,蓄意侵略中国长达半世纪以上的日本强权。
     根据历史的事实显示,蒋介石至少在个人方面,是一位相当有胆量的军人,他曾经多次亲身前往战事非常激烈的战场视察,几度遭到近乎丧失生命的近身攻击,但是蒋介石从来不曾对于个人生命的安危,而显露出任何犹豫与畏怯。在掌握整个战争的最高战略原则上,蒋介石也能大体的不失原则。至于在一些重要战场的指挥上,蒋并非杰出的指挥官,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经常“直接”干预前线战场部队调动的问题,蒋介石也缺乏历史上名将所拥有的特殊军事直觉与指挥的天分,所以少有惊人的战场军事才华表现。当然有些军事布局的考量,往往是要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时空环境,以及全盘政略地考虑,因此不能作出纯粹在军事上最佳的选择(尤其在中国抗日战争更是如此)。
     蒋介石领导中国的抗战,是要面临比军事战斗还要复杂的各种历史与制度问题,虽然蒋介石的最为重要职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是其真正重要的职责,并非是军事上的指挥工作,而是综合一切的力量,进行对日的抗战,蒋介石一度身兼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四川省主席,农民银行理事主席、中央大学校长。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建立现代化的政府与军事制度,蒋介石所统率的是一只还在发展与适应中的拼装部队,这支在观念上,属于几个时代混杂的部队,没有共同的后勤系统与互通的训练基楚,各个部队的领导人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与不同的动机,他们还无法建立真正互信与一致的指挥系统,而后勤补给又是如此的不足与缺乏,因此一切都要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调节运作。从蒋介石对前线部队所下达“命令”的形式与内容来看,除了是对中央军(因为都是他的军校学生)以外,多半都是采取“建议”与“情商”的内容与语气,而命令的结果,对于雄霸一方的诸侯而言,通常也都是“参考办理”而已。
     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最大的失败,还不是与日军对抗时,一些指挥与战略布局的错误,他最大的失误,应该是来自无法应付盟国的压力,而非敌人日本的攻击。从盟国要求组织中国战区开始,蒋介石就陷在一连串决策错误的危机之中,“盟国”苏联硬是切断援助中国的通路,英国又一再的延后打通缅甸的通路,造成中国根本无法得到盟国的援助,而面对战力全面耗竭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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