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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郑浪平(二十)

第十八章、历史转折的检讨 18.2 蒋介石错失历史复兴良机
   因此假如蒋介石让东北军集结调训,给予平等合理的待遇,激以抗日爱国的训示,那么对这支重情义、无退路的东北军而言,岂有不全军对日死战、誓死支持蒋介石的道理?蒋介石真错过了一张天赐的抗日王牌,而当时以中央军与红军的军力对比看来,也根本不必需东北军参加剿共作战。因此说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逼反了东北军,也许并不完全为过。
     即使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仍然有创造历史全新格局的机会,蒋可以清楚知道,张学良绝对的忠诚,与他抗日的钢铁意志[4],假如蒋介石能够宽赦张学良,让他继续的统帅东北军,进驻陇海线以南,给予精训,单纯的托以抗日重则大任,这样张学良与东北军,绝对会成为抗日战争的决死部队。一旦华北爆发战争,日军必然会遭到东北军拼死命的打击,也必能为中国抗日史留下更为辉煌的一页。
     蒋介石与东北军之间的关系,更可延续到抗日胜利后,在苏联侵占东北、引进八路军的历史变局上,产生重大的关键影响力。因为蒋介石若是以张少帅领头对东北进行政治号召,更可以让中共无法在东北取得发展的先机了[5]。当然这一线历史的发展,是在当时是难以预见的。
     另外的说法是,张学良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遵照中共的设计,大胆的实施兵谏与扣蒋行动,这是绝对错误的说法。事实上,张学良早在东北当权之时,就是激烈反对共产主义的地方领袖,在一九二九年的中东铁路事件中,张学良与苏联红军与早期的共军刘伯承、叶剑英等人,在东北进行过激战,张学良曾经对于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的联苏容共,也有极大的反感与猜疑。

     张学良在第一次下野游欧返国后,更醉心德、意两国的右翼法西斯救国方略,所谓“加入共产党一起抗日”,只是口头上对于国民政府牺牲东北军,一再地延后抗日不满的表达而已,张学良此语的重点是在团结抗日,而不是成为共产党党员。而张学良个人独断决定,发动西安事变与扣押蒋介石,中共方面绝对是事前毫不知情的,苏联更是对于张学良鲁莽的行动,给予非常强烈的批判(苏联共产党自始至终对于张学良都给与极低的评价,因为张学良是率先反苏的中国政治人物)。
     虽然目前中共官方一再认为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对于中共转危为安的发展,有功同再造的历史功劳。其实中共自己应该非常的明白,共军之所以能够绝处逢生的根本关键,在于日军的侵华,加上苏联支持的战略布局。蒋介石决心要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也只有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张学良的西安事变行动,只是戏剧化的提前落实这个历史变化而已。事实上,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协商,与大赦所有的政治犯,中共根本就对“恩人”张学良的长期遭扣押没有具体的行动。目前张学良宁可旅居异国的夏威夷,也不肯回家乡探望一下,就可知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了。
     而对比之下,毛泽东就比蒋介石更具有城府了,他明知采取要叫共产党采取“拥蒋抗日”的政策,等于否定共产党过去十年的牺牲奋斗,对国民党提出四大保证,更是等于向国民政府投降,接受国民党的“根绝赤祸”决议,更是让中国共产党的尊严无存。但是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中共只有这样忍人所不能忍,中共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红军从长征之中,已经学到更多绝处逢生的本领,只要能够得到喘息的机会,共产党与红军党绝对可以发展壮大。蒋介石只以为不杀张学良是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但若能因势利导、从此重用东北军,他会有更大的历史空间可以发展,甚至不至最后失去大陆而于台湾结束一生了。
   
   
   
   
   
   第十八章、历史转折的检讨 18.3 容共在于引进苏联的支持而非中共的力量
   蒋介石之所以会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准备抗日。本质上,蒋介石既无接纳共产主义的想法,也没有对苏联有任何的好感[6],西安事变并没有改变国民政府追剿红军的实力,事实上蒋也不会在乎是否遵守他在被扣押之时,所作的任何直接、间接的承诺。所以事实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之所以在西安事变之后,放弃追剿红军的策略,进一步的与苏联联合修好,完全都是为了准备抗日。
     因为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弱国,若是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国根本无法在短期之内,完成国家复兴的建设。若中国在没有准备下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这可能就是她的亡国之战了。既然苏联有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必须支持中国对抗日本,那么蒋为了中国能够抗日,也别无选择,只好“联苏”了。当时中国在面对日本那种穷凶极恶的侵略之下,又四顾无援,为了抗日,何止是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恐怕连魔鬼都要打交道了。
     在国民政府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之后,自然使得中共所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一个可以借力使力的机会。不过至少从西安事变后,到七七事变之间,中共可以参加抗日的力量,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在当时两百万的中国军队中,红军不过三万人而已。蒋介石容共的目的,是在于引进苏联参与抗日,单以作战兵力而言,当时共军能够在抗日所发挥的作用极少。但是由于中共的文宣、组织与战力,都有国际共产党所支持的完整体系在运作,因此中国共产党一旦有机会发展,其阶级斗争、土改运动到人民战争的策略,都是具有非常爆炸性发展的潜力。在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之后,中共早已全力发展成为可以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军事、政治团体了。
   
   
   
   
   第十八章、历史转折的检讨 18.4 历史转折的深思
   总之,西安事变可以说是非常戏剧化的历史事件,它为中国暂时停止内战的历史,写下了一个明确的时间,它成为蒋介石到达历史巅峰的开始,也成为毛泽东否极泰来的转折点;张学良从此走出历史,中国也从此进入准备全面抗日的倒数计时。从此蒋介石更可以将心力放在如何准备抗日的工作上了。但是这个全面准备的时间才刚刚经过半年,就正式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但是就深一层的分析,西安事变的本身,好象又不具备如此重大巨变的历史意义,因为无论有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都将采取联苏容共的抗日战略,日本也会继续侵略中国,这样中共也有重新出发的机会,只是张学良少帅与东北军的命运会有很大的不同吧!追究到此处,张学良究竟是不是改变中共历史命运的“千古功臣”,实在是难以下达定论了。中共能够通过劫难与失败的考验,成为历史斗争的胜利者,主要还是来自日军的侵略与劫掠中国,及苏联的背后协助的关系吧!好象张学良只不过顺势触发这个历史转折点的改变而已。
     对于日本而言,中国若是持续其分裂、内战频仍的状况,日本当然可以逐步蚕食、继续侵略中国。但是当中国开始统一与团结之时,日本就必须要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因为中国一旦统一之后,可以集中全力,理财练兵与建设图强,很快的中国就会追上,日本就不再有作战的优势了。
     其实中日战争只要晚三年爆发,整个战争就会有极大不同的发展,至少中国会拥有八十万的德式装备部队、一支有战力的空军已经成军,及在西南有更为稳定的国防建设基础[7]。
     所以当时的历史处在非常矛盾的状况,中国若是处于分裂,日本会继续地侵略她;中国若是迈向统一,日本也会加速的侵略她,看来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如何选择,到头来还是必须面对日本的侵略。果然,西安事变的半年之后,在卢沟桥事变点燃的星星之火,就成为中日历史大决战的起点,其真正的起因在于日本不能坐视中国的团结与复兴,以及国民政府与苏联发展合作的关系。
     附注:
     [7]在中、日全面战争开始时,中国只有八万德式装备的陆军,空军还在组训阶段。七七事变之后,当时学人胡适就曾经设法努力,希望国民政府无论如何都能设法忍辱负重,再给中国十年建设的时间,到时候日本恐怕就连与中国作战的勇气都没有了。
   
   
   
   
   
   第十九章、事出意外的卢沟桥事变
   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战斗正式爆发的时间,是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之后,开始算起,因此七七事变的成因与发展,就成为中日战争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
     不过如同历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卢沟桥事变在开始的时候,本来并不是一个事前经过设计的冲突事件,但是由于酝酿一场历史巨变的各种主客观因素,早已存在与滋生之中,一旦出现了这个事出突然的摩擦,在一系列失控因素的影响下,就成为可以引爆全局的导火线。
   
   
   
   
   第十九章、事出意外的卢沟桥事变 19.1 中、日、苏之间的三角战略关系
   根据当时英国外交官对卢沟桥事变的描述,整个中日全面战争的历史,其起源竟然只是在华北永定河上,一座历史悠久的桥上发生的小事件而已。若仅以历史事件本身而论,这种说法不完全不对,但却忽略了在整个“微小事件”的背后,长达六年以上战争危机酝酿的背景。假如不是中国对于日本一而再,再而三的侵略,已经到了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地步,当时的中国朝野,绝对没有狂热与固执到,只为了小小的卢沟桥冲突,就要扩大事端与日本进行一场民族之间的历史决战。
     而更正确的看法应是,卢沟桥事变的本身,虽然只是中日之间多次冲突的一个小火花而已,但最后却点燃了中日全面历史决战的燎原大火,这其中一定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因素存在。
     其实在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半年中,中、日之间冲突的危机,早已经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了。在中国方面,经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绥远百灵庙之战,以及十二月的西安事变之后,全国所有政治势力所达成的共识是,不能再对日方任何的侵略,进行有损国格的退让。因为在一九三六年年底的百灵庙之战,华军重创了由日军背后支持的伪蒙古军队,等于间接打了幕后的主子一记耳光,使得全中国的民气、舆论,及长时期在日本欺压下所积蓄的怒火,又因此沸腾,认为中国的军力已经足以对抗日本[1],因此民意强烈的表示,政府不能再对日本退让了。
     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在形式上终于停止内战,所有的军政派系都开始团结起来,准备共同合作以对抗日本,因此国民政府不能再以安内作为准备抗日的借口。蒋介石很清楚了解到,他只有摆出不能退让的抗日姿态,才能成为全国上下所拥护的最高领袖。虽然蒋知道,在当时,抗日的基本结构,在中国内部才刚刚开始成形,要想真正能够有实力与日本进行全面作战,至少还要有三到五年的准备时间,但是蒋介石却无法违逆不肯再对日本做出任何退让的民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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