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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郑浪平(十八)

第十六章、最后关头之前的最后努力 16.1 两广的统一
   蒋介石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先后击破红军在华南与长江中游的根据地之后,接着需要着手解决的政治统一问题,就是两广与中央的分裂。虽然蒋介石在政 治上,对于两广的分离政府,采取以和为贵的低姿态,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两广与中央的歧见,在先后召开的国民党四全与五全大会中,不断的妥协,给足两广代表的 面子,但是两广的军政领袖,如胡汉民、邹鲁、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一直对于蒋介石怀有极深的防范与敌意,两广政府仍然整军经武,同时经常派人与华北的军政 势力进行联络,以随时准备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军事对抗。
     日本对于介入两广与南京之间的分裂,一直抱着极大的兴趣,希望能够再度引爆中国的分裂与内战,以消弱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力量。因此日本多次派 出与两广高层军政人士有过往的日本军政领袖,如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人,前往两广进行反蒋游说。此举虽然没有达成收买两广政府的目的,但是也建立了一些 可以牵制蒋介石的政治力量。
     而广西的李宗仁与白崇禧,甚至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接受日本的军事武器援助,以强化桂军对抗蒋介石德式装备整编军队的能力。当然两广的政府,一直 是以南京政府“不敢抗日”作为反蒋的理由。两广政府领袖痛批蒋介石的政策,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到塘沽协定,无一不是南京政府“丧权辱国”的卖国表 现。虽然两广政府反蒋的情绪极其强烈,但是它还能守住中华的民族大义,不愿成为日本所控制的傀儡政府。
     到了一九三六年,广东的政局有了很大的变化,五月,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去世,邹鲁又被迫离开广州,广州方面由陈济棠控制大局,而此时南京的国民 政府已经肃清江西、湖南的红军,并且正在积极地修建粤汉铁路,因此中央的力量已经向南发展,而接近两广的势力范围,因此造成其军政领袖的紧张。于是两广的 领袖决定先发制人,以日军在华北增兵、国民政府没有决心与日本决战为理由,联络华北的山头势力,讨伐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两广政府 正式出兵北上,进入湖南与江西南部,宣言假如南京政府不对日宣战,他们将会进攻南京,同时两广政府派员到华北进行游说,希望再组反蒋的军事同盟。

     此时华北的军政领袖,由于经常在日军强大的压力之下,深知对日宣战是非同小可的历史决定,他们虽然不见得完全愿意支持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但是他 们却了解,目前中国若是要对抗日本,必须团结合作,争取更多准备的时间,并且绝对不能再开内战。所以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渠都先后宣布,不参加两 广政府的抗日救国军。华北的军政领袖,既然不愿支持两广的军事讨伐行动,两广的抗日救国军也就更为人单势孤了。而此时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不但已经将 军政力量扩大到了西南,同时在各方面的建设与发展,都有了中央政府的架势,单凭实力,两广实在很难挑战蒋介石与国民政府。
     由于两广军政领袖师出无名,在广东的空军与陆军先后投向国民政府之后,两广的反蒋势力迅速瓦解。蒋介石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五全 的二中全会,会议通过正式撤消两广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组织,两广直接归并中央直接领导。广东的陈济棠在众叛亲离之下,只有离职到香港。九月中旬,蒋介石 再亲自到广州与李宗仁会面。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终于同意出任国民政府委派的职务,从此与南京分裂长达六年的两广,终于重新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号令,中国更 朝向统一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南京的国民政府,当然更有中央政府的规模与实力,此时蒋介石所剩下唯一的内政统一问题,就是与红军之间的较力了。
     此时日本也了解中国的转变:一个由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央政府,正在重建一个统一的政治架构,中国不但在理财练兵上,开始理出头绪,中国甚至在社 会、教育、文化、工业与经贸等方面,都出现了真正的进步。因此日本政府开始感到紧张,假如再让中国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不出十年的时间,日本将难以招架中国 复兴的强大实力,因此其内部出现了检讨大陆政策发展的新争议。
     但是对于日本的少壮派军人而言,侵略中国以及建立军国主义的大政方针,是他们愿不惜任何代价继续推动下去的,因此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对于政府部 门瞻前顾后的做法,大感不满,终于正式决定,发动流血的军事政变,以建立军人政府。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由少壮派军人所主导的二二六政变,刺杀日本政 府的内阁阁员,并且包围日皇皇宫。虽然整个政变最后还是被效忠日皇的军队平定,但是日本的政治权力,从此完全地落到了军人的手中,日本再也没有一位政治人 物,敢违逆军人的意志。因此日本从此正式的步上军国主义的方向,至于何时与如何全面侵略中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第十六章、最后关头之前的最后努力 16.2 中、日的外交互动接触
   在这个时候,南京的国民政府,开始与日本进行全面的外交接触。国民政府仍然希望在爆发全面战争之前,尽可能的让日本明白,中、日是处在“合则两 利”的历史关键时刻,如果两国一旦爆发全面的战争,无论是谁获胜,最后都将会给西方帝国主义,以及苏联共产主义,占到便宜。虽然中国这种看法非常具有历史 的眼光,却仍很难让日本军方的强硬派真正的醒悟。当然中国政府也希望,能够利用外交谈判,拖延中日两国之间战争爆发的时间。
     因此从一九三五年开始,中国政府就与日本的驻华大使,以及中国驻日大使与日本政府,进行双向双线的一系列接触与谈判,特别是中国驻日大使董作宾 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以及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之间的会谈,最为深入与全面性,中、日之间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日本方面一直围绕着 所谓的广田三原则,千方百计想要在谈判桌上,迫使中国接受日本控制中国的条件,根本就没有任何平等与尊重的立场可言。因此尽管中国方面一再希望日本能够了 解,中、日相争最后的结果,绝对是两败俱伤,而让美国与苏联取得支配亚洲的机会,但日本方面丝毫不为中国的远见所动。因此中日的外交接触,只成为了日本压 迫中国的外交手法而已。
     而日本对于国民政府与中共红军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发展,是非常的重视,因为日本与苏联以及共产主义,最终必然要有一场决战,这是日本无法逃避的历 史命运,而当初日本急于侵略中国东北、内蒙与华北的战略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争取抗苏的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日本最大的战略恶梦,就是中国全面的赤化,而成 为苏联所支配的附属国,那么日本在华将会陷入被南北夹击的危机之中。
     因此当中国共产党的红军,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国的西南折向西北运动之后,日本对于国民政府的压力立刻大幅的增加。日本政府以及军部,包括 关东军与驻屯军,都一再地发表声明,假如国民政府不能有效的歼灭北上的红军,那么日本只有自己动手来攻击红军了。这就是一九三五年,在华北日军压迫国民政 府的最主要借口,而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出现,就是日本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力量北上的先制防御行动之一。之后,日本的华北驻屯军改编,以及对于冀察政 务委员会负责人宋哲元没完没了的压迫,也都是着重在“防共”的战略。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一度表示为了抗日,由陕西进入山西与内蒙古边界,引起了日军极大地警戒,日军借口防共的迫切性,在一九三六年一月,日本政 府通过扩编其华北驻屯军的议案,已准备迎击共军北上的挑战。日本在华北驻屯军的司令官职级,提升为日皇亲自任命的中将军官,并且擅自违反了辛丑和约所规定 驻屯军的数量限制,大量的增加在华北的日本驻军。日军公然表示,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入华北,日军随时准备在华北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五月一日,日 皇正式任命第一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出任改组之后的驻屯军司令官,并且增派第五师团中(日本的“钢军”)的一个旅团,驻进天津与北平之间的日军基地。
   
   
   
   
   
   第十六章、最后关头之前的最后努力 16.3 宋哲元的折冲斡旋
   日本在华北采取政治与经济的两手策略,在政治上,是对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宋哲元,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威胁利诱,并且直接与华北其它的军政领 袖进行接触,希望华北能够正式的脱离南京的国民政府,而以所谓自治的方式,加入日本与满洲国的政治与军事合作体系之中。宋哲元的确受到日本极大的压力,华 北是否脱离国民政府而自主,几度都在危机边缘徘徊,田代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以近乎最后通牒的方式,企图胁迫宋哲元接受华北自主的日本要求。
     这时候的宋哲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将领,而是拥有冀察两省军政经权力的地方大员,二十九军也从最初的两万多人,扩充到二十多万人的地方性大 军实力(包括各种保安队等武力),而日本对于策划华北的自主,更是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试想连黄郛与何应钦两位国民政府的重量级人物,都不堪日本军方在华 北的压力,如何让政军实力有限、与国民政府关系较浅的宋哲元能够招架得住呢?但是宋哲元本人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底线,却仍有不可动摇的信念。
     因此宋哲元虽然几次在日本的压力下,走向与国民政府分裂的边缘,但是每次在最后关头都能出现转机,而让日本人要华北分裂自治的的计划落空。宋哲 元有时利用南京的立场作为挡箭牌(这时的南京政府,已经有了中央政府的架构与气势,讲话自然有影响力了),否则干脆以养病请假,让日本找不到交涉的对象。 当然二十九军部属的鼎力支持抗日,以及平津的民意团结坚定认同国家,都增加宋哲元应付日本压力的能耐。
     宋哲元在政治的大原则上,能够守住底线,不做日本的傀儡,却不得不在经济与行政上,经常要对日本的勒索与压力让步。日本在河北,透过所谓冀东防 共自治政府,大搞各种走私的活动,以破坏华北最为重要的海关税收,日本甚至公然支持有组织的贩毒活动,以此增加颠覆中国的经费,与控制汉奸活动的手段。日 军在河北平津一带,更是肆无忌惮地经常举行军事演习,公然挑衅二十九军。
     单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日军在华北就爆发了两次武装冲突,丰台事件以及大沽事件,对中国在华北的主权造成极大的伤害。但是宋哲元采取息事宁人的退 让态度,拱手将战略要地丰台,让给日本驻屯军[1]。宋哲元在日本的压力下,也聘请日本顾问参与行政决策,招纳了恶名昭彰的汉奸政客,成为冀察政务委员会 的官员,一时之间,河北已经有着日本横行的危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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