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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洋案有可能引发一场新的“六四”事件

   雷洋案有可能引发一场新的“六四”事件
   姜维平
   从媒体涉及雷阳事件的报道和网民的议论中,我已经厘清了此案基本的经过,尽管警方利用官媒企图诬陷和诋毁无言自辩的死者,但由嫖娼与“打飞机”的生理区别显尔易见,谎言早已不攻自破。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凡是成年健康的人,不论男女,由于性伴侣与性欲无法永远同步,手淫是不足为奇的,因此,一些按摩店满足客户要求,从事五花八门的异性手淫业务,广泛存在,大行其道,既使是中国的法院,也早有“打飞机”不等于嫖娼,进而不需要处罚的判决,每一个有生活经验而不虚伪的普通人都知道“打飞机”是一件再小不过的“破事”,既然在这一细节上,肇事的警方已经在说谎,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再相信其他的说辞呢。
   
   关键的问题是,首先要查清警方是徇私枉法还是过失杀人,由于雷阳的特殊身份,有可能查处“毒地事件”而得罪某些权势者,而前往抓捕他的警察又不都是当地的,公众有理由找一个新的视角,提出更多的疑问,不过从目前披露的信息,即雷洋家属的文字声明看,给我总的印象是,可能还是过度暴力执法时的过失杀人行为,之所以警察对嫖娼案兴趣盎然,并非他们多么正人君子,而是两个原因,一是性心理,查处类似按摩店里的“破事”,总能满足躁动的年轻人的性饥渴和窥阴癖;二是金钱的诱惑,一些前往按摩店的客人,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慷慨解囊,而那些开店的老板,长期行走在法律的边缘,普遍地是用金钱和色情,换取警方的包容和遮掩,就是这两个“动力”培养和调动了警察的积极性,进而使按摩业常盛不衰,故事不断。


   
   当然,通过一系列的生理解剖和司法鉴定是必要的,找一个威望较高的法医专家见证也确实可以慰藉死者的家属,并给旁观者和善良的人们以希望,但在笔者看来,由于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公检法的“三长”无一不归顺于政法委,以往警察在暴力执法,甚至徇私枉法的问题上,鲜有受到惩处的公正结果,造成民怨鼎沸而罪恶累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可能比较恰当:中国的警方像一个被父母宠坏的孩子,动辄搞事生非,例如,2015年5月的黑龙江省安庆火车站的枪击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个,但警察没有得到公正的判决和应有的惩罚,以至警察这个群体,会用在地上打滚耍赖的方式,不断地绑架“父母”,得寸进尺,愈演愈烈,因为“孩子”心里深知:这是一个“中国式”的“独生子女”的家庭,没有监督和制约,“父母”舍不得严厉处罚“孩子”。
   
   其实,所有的历代的专制统治者,不论讲得多么冠冕堂皇,领导自己的子民,主要的办法就是软硬两手:一是镇压,一是欺骗,如果是个人品行较好的国家领导人,对国民教育,引导,安抚多于暴力打击和震慑,俗称“明君”;而品行较差或极坏的掌权者,则相反地从来都是以残暴的惩罚来恐吓和逼迫人民,俗称“暴君”,于是,警察和监狱就成了利器,特别是一些基层的与民众直接接触的警察,就成了一群惯坏了的孩子,有的横行霸道,无法无天;有的徇私枉法,欺压百姓,做为他的“父母”即统治者,就时常陷入两难的矛盾之中,一方面由于警察乱法,民怨很深,不处罚不行,像“雷洋案”就是这样,他发生后形成的巨大的與论压力,已使统治者不得不认真面对,否则可能引发一场“六四”式的政治动荡;另一方面,不想变革司法体制的当权者,还离不开胡搅蛮缠的孩子,因为镇压人民非君莫属,或者说,根本得罪不起警察。
   
   因此,安庆的恶警李某杀死了徐纯合,至少是应当归于暴力执法和过失杀人的一类,他当着徐的孩子和老人的面,大开杀戒,置国家法律法规为“儿戏”,根本不在乎围观群众的感受,没受到应有的法律惩处,这还不算,最终,代表他维权的律师反倒受其牵连而入狱,这就助长了抓捕雷洋警察的肆意妄为,更多的以“国家机器”的名义侵犯人权的行为接踪而至,不能不说,这是统治者给自己挖的一个“陷阱”,假如,当时法院公开公正地判决李某有罪,就绝对不会出现今天如此难堪的一场有关雷洋的争论;同样的,假如浙江高法在宣告张家叔侄无罪的同时,立即抓捕和严判“美女神探”聂海芬故意杀人,徇私枉法的罪行,就不会再有新的冤假错案出现。
   
   雷洋事件的极大的敏感性,还不在这里,他与身份农民的徐纯合不一样,一般情况下,中国农民居住远离喧嚣的城市,他们要组织和团结起来,相当困难,而且,由于所受的教育程度不高而愚昧轻信,普遍地容易被乡村官员所恐吓和误导,因此,他们形成愚昧,懦弱而苟且的思想性格,所以,警察只要抓捕了领导他们维权的律师,就使危机问题迎刃而解,但这回情况截然不同:雷洋是大学校园的“娇子”,是学生们居住集中所在地的焦点人物,而年轻人又是有理想,抱负和眼界的,警方把他当成老徐耍有点困难,实际上,雷洋事件被炒热的主要推手是他的同学,室友,也就是说,在“六四”27周年前夕发生这样一件大事件,潜伏着领导者执政的危机,处理得好,有助于人民相信“依法治国”还有一点希望;拿捏不当,可能引发一场空前的政治动荡,这就要看习近平及其团队的智慧有多大。
   
   既使不像我体会得这么敏感,也许雷洋事件会慢慢與情降温,会使父母的“孩子”再次沾沾自喜,但必然的结果是,类似的突发事件将一浪高过一浪,政府将穷于应付。今年4月21日,网上披露一段视频:某市城管在暴力执法时,遭到一个3岁男童的武装反抗,他手持棍棒,高喊“别欺负奶奶”,这种情景过去从未看过,围观者中有笑的,有哭的,当成一场“儿戏”与童趣,随后网络與论也热评如潮,其实,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新闻,它透露的隐秘信息是,连三岁的孩子都这样愤怒,可见,城管及恶警是多么欺人太甚,它告诉人们,社会上的警民矛盾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燃烧点”,当权者改革的机会可能不多了。由薄熙来在大连发明的“城管”,并未因其入狱而消失,反倒越演越烈,一切原因都在没有监督的政治体制里。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是杞人忧天,危言悚听。我不这样认为,现在,由于王歧山的强力反腐,已得罪了很多官员和同僚,一旦公布了雷洋案的真实结果,民众就要期待严惩,而兔死狐悲的“镇压工具”,就可能被心怀不满,阳奉阴违的官员利用;假如再像“安庆枪击案”那样黑白颠倒,指鹿为马,陷害忠良,有可能引发的愤怒会像火上浇油,结果变得会更糟,似乎“包庇”和“严惩”的两种办法都有风险,表面看,中国军队具有无敌的“维稳力”,但现有的统治者,已难以与邓小平比拟,我不相信,假如再有其他一些院校响应雷阳的同学,进而形成一场学运,会有某一个领导人一言九鼎。因此,我建议习近平及其团队认真研究雷洋事件,小心拿捏,千万选择一个恰当时机,给出一个较好的结果,给人民一个有希望的明天。
   
   2016年5月23日于多伦多。
   自由亚洲电台2016年6月1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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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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